某人有“三说”：其一是“文革不可避免说”；其二是“错误轮换说”；其三是“杂文就是揭露说”。笔者无才，贸然议论这“三说”，如有不当，权当垃圾。

第一说：“文革不可避免说”。

也就是发生在1966年在我国由执政者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说，某人这一说是肯定的语气，也就是说，在我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发生，我不知道他的理论依据在哪，所以我也就站在这一说的对立面来进行议论。

任何事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不是先定了标准再评价，而是有了评价的意见，才会反过来从里面发现评价的标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切入角度，切入角度不同，所得出来的评价标准也就不同。

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中，对于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有其客观性，世界上也从来没有绝对的东西（真理），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一场谋利的运动，不管是集团也好，个人也好，都给套上了一个神圣的光坏，在革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所有的矛盾都公开化了，这种公开化的矛盾对于社会的动乱无疑会造成危害。

我们不可能否认毛泽东的担心，在外，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正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斯大林死后的教训不可能不影响毛泽东的抉择，十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说明了毛泽东所担心的问题。在内，辞去国家主[xi]的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态度很暧昧，我们只是从道德的角度看待毛泽东对待刘少奇的问题，而没有从大方向上来理解毛泽东的担心。历史上每一个君王的最后抉择都是在接班人的候选人上发生变故，如何坚定地履行既定方针应该是毛泽东考虑最多的问题。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本来毛泽东可以有很多选择，没必要一定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解决问题，毛泽东的初衷是好的，只是他没有想到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把成千上万的人推到一场劫难之中，毛泽东的理想让全体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让这样一场共产主义实验变成了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浩劫。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除了其本人的威信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国民长期的封建意识，在革命口号掩盖下的君主意识在民众中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把本来应该在党内解决的问题通过一场运动来解决，把党内的集团冲突扩大化了，这种扩大化应该不是毛泽东的初衷，而是一些想通过这场运动来谋取利益的团体和个人所利用。我们可以看看中共九大，十大的文献，毛泽东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专政也是为了防止复辟，而所谓的复辟也就是执政者的位置问题，到底是由谁掌权这是毛泽东所考虑的最主要问题之一，他百年之后是不是还能够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办，这才是毛泽东的本意。遗憾的是，有人为了谋取个人的利益，利用了这一点而大做文章，造成了一片混乱。

按照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威信，他完全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完全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民众的狂热把这场运动扩大化了，当然，我们不可能否认毛泽东的责任。从文化领域的“批三家村”开始逐步地扩大化，把意识形态上的辩论上纲上线，跟政治挂钩，最后把一大批所谓的对立面推向了敌对阵容，在党内左右路线的斗争中，谁也说不清谁是真正的革命者！

在文革不可避免说的引导下，某人作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结论——“文革没有错案，只有故意为之”。我曾经请教这位先生：“‘故意为之’之错是不是错？”尽管没有得到这位先生的答复，可我还是从灵魂深处进行了反思，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是不是领会错了这位先生的道德修为，是不是自己的思想觉悟没有这位先生的高深，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后者，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故意为之”之错不是错的理论存在，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需要，对于这种新思维没有正确的认识。

也许，某先生的思维是建立在“成王败寇”的历史演变中，从来就没有成功的王者承认自己的滥杀有罪，有罪的是败寇，在历次历史变更的战争中，人们的灾难不是来源于王者，而是来源于败者，利比亚现在也在重演着这种悲剧，强者永远也没有错，错只错在弱者的反抗，在这样的一种理论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文人，无疑也就会得出一种美好的结论，“故意为之”之错不是错。

从来就没有一位君主认为自己的暴政是错误的，也从来没有一位君王会否认他的统治是顺乎民意的，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统治下，任何的一种运动都是为了稳定政权这一唯一的目的的，如果我们把这种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都修饰为“故意为之”之错而不加追究，甚至为之赞美，那，提出这种理论的先生还真该站在天门的西侧跟孔子先生遥相呼应，可惜，这位先生所提出的理论连孔子先生的一个脚趾头也比不上，只能作为孔子塑像的垫脚石来接受人们的礼拜。

某先生的三说，本来跟云飞先生有所约定，想请他先说，我后说，只是等待了许久不见云飞先生表态，只是得到了一个云飞先生正在研磨新作的信息，可至今，也不见云飞先生的大作现身，心中焦急，加上西子姐姐又虚报谎言，说云飞兄“不健在”了，白白浪费了我好几滴眼泪，至今懊悔不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