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又至,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祖母。
祖母是个极普通的农村女人,她出生在上世纪初,以童养媳的身份来到祖父家,成家后,祖父是个不管事的人,这个家就由祖母一人担了下来,那时还是处在旧社会,家境十分清苦,请客送礼,家里家外,祖母样样打理得井井有条,在那个贫困年代,穷人养家糊口是很艰难的事,据祖母自己讲,村上常有孩子饿死,祖母生了三儿一女,在她的抚育下却茁壮成长,新中国成立后,二个儿子当兵入伍,并参加了工作,唯有父亲留在她的身边,后来,祖父去世了,虽然这时父亲已有一儿一女了,但这个家还是由祖母管着,一直管到她去世的那天。
祖母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是她的家教,这在村上是出了名的,她对我们这些孙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最细微的接人待物开始,家里来了客人一定要问好;客人在家吃饭,无论客多少,不得上桌;要尊老爱幼,孝敬父母,不能直呼长辈名字,兄弟之间也得按长次来,我排行老五,前面四个哥哥,得从大哥直叫四哥;不准惹事生非;不得有小偷小摸行为…… 记得小学时,一次我和同学打架,回家后,祖母以为我被别人欺负了,带我去评理,但评理中知道是我错在先,她马上道歉,并当众掴了我一个耳光,晚上我赌气不吃饭,站在屋外不进家门,直到十点多,母亲来拉我才进屋,事后听母亲说,其实祖母打我,是因为我撒谎隐瞒自己犯的错。渐渐的,我们对祖母十分敬畏,父亲和母亲也不敢在她面前说个“不”字,现在,祖母已离开我们十几年了,有时 晚上梦见她,还是她摆着那严肃的面孔在骂我们哪里做错了!
多年操持家务,把祖母炼就成了泼辣、果敢的要强个性,在村上,大家给她取了个外号:“烈婆”。“文革”时,我们大房里有一个堂公,解放前给国民党政府当过甲长,因此,被打成反动派,村里在大礼堂里开批斗会,正准备批斗时,祖母冲上主[xi]台,义正言辞的与队里干部争论,驳倒了他们所列的“罪状”,并列举了堂公在村里所做的大量好事,赢得村里群众的支持,批斗会只好散了,有人总结她的脾气说:没理的事,她不和你争;有理的事,你别和她争。
祖母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但在生活中却处处看得到她的睿智,那时,大伯和叔叔在部队当兵,给家里写信,她拿着信找识字的人帮她读,并要求把文字翻译成本地土话,回信时,她说他人代写,写完后,代写人得重复用土话说一遍,不恰当处,要修改。一九六五年,大伯退伍在青海工作,因多年没见到祖母,就写信回家,想祖母来青海看看,于是,祖母持着大伯写的信,孤单一人,从新干出发,转车十多次,终于找到了大伯的单位,见到祖母时,大伯惊得目瞪口呆,他难以置信,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婆,普通话都说不上了一句,是怎么来的?!祖母说,全凭这封信了。
最爱听祖母讲村上的传说,祖母来我们村时,人口才百来号,而现在已经是千余人了,据祖母讲,当时生存环境恶劣,几十年来,孩子生得多,但夭折的也多,直到有一年春节,一天晚上,东南西北方向的四个邻村的龙灯,不约而同的同时齐聚村上,自此,各种病害明显减少,村上人丁兴旺!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已经无法完整的理出来了。祖母对迷信十分虔诚,出于对她的尊敬和威严,我们从不敢表达反对意见,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村上的一人得了重症,百医无效,无助中,想到了迷信,于是请了个“活菩萨”,然后按照“活菩萨”的要求,要烧各种冥纸冥钱,祖母命我去墟镇上帮买回来,我本就不信这些,但又不敢不去,买回来后,才发现找错了钱,多找了2元,祖母当即要我把这2元钱送回去,说如果不送回去,菩萨就不会显灵了!让我哭笑不得!,
一九九四年,祖母在病中离我们而去,临终前,弟弟跪在她的床前哇哇大哭,她最后说了句:我咯么多孙子女,想不到我走得时候,只有你这个最不听话的小孙子守在我身边!从此,祖母与我们阴阳相隔。
每至清明,我总会站在祖母坟前,轻声的问:祖母,你在那边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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