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接到我乡下堂哥打来的电话，他说他老爷子病了，在他住的地方小诊所（王泥头李家）打针，可能是钱不够，叫我过去看一下。说到这个姑父，以前我并不熟，只知道他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事曾坐过近二十年的牢，出来后也很少回乡下。一是我姑妈跟他脾气不和，老吵嘴，没法在一起生活。我姑妈（老爸的堂姐）这个人在他坐牢的那近二十年里，一个人独自己把四个小孩（两儿两女）拉扯成人，帮他们一个个成家，建房，也算是相当不容易的，不但如此，还分别交给他们兄弟俩一个好手艺(打金银）。那时候做一个银匠师傅是个很了不起的手艺，因此我堂哥兄弟二人到现在来说，条件也还都不算差。应该说养一个老爸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没办法，他们两老夫妻没法相处，所以我姑爷还是愿意一个人呆在景德镇这边。从他出监狱到现在也近二十年了吧，开始好象有一点工资，七八百块一个月。近年好象没有工资了但是却弄了个低保，400块钱左右一个月。想想他也应该也挺艰难的，儿子又不太来看他，也基本很少拿钱。现在人老了，七十六七岁了，身体也渐不行了，于是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家里小儿子叫他弄点钱给他。我堂哥由于人在波阳，也不方便每次都送过来，就会间或打电话给我弟弟叫他送个两百或三百的过去给他然后再还给我弟弟。去年有次我在我弟那抄了个电话过来就去找他，记得还是在昌河九九九公交车站那边看到他的，一个人，佝偻着身子，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脏兮兮的，面上清黄清瘦的。说内心话，我看了实在有点于心不忍，本来我妈只叫我拿一百块钱看看他就行的，我摸了五百给他，并抄了我电话给他，叫他有急事或者有困难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这事后来被我父母还有我堂哥知道了，我还挨了一顿批，说不该给那么多钱给他，说他不怕钱多，给的多用的多。我无语，一个有着两个生活蛮不错的儿子的老人却一个人在这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给了几百块钱居然还说是给多了！我说反正又不需要你们兄弟俩还，给多了也是我的事。我小哥说，你不知道他的事，你对他这么大方，过不了多久他又会打电话给你要钱的。我不置可否。但的确，仅仅过了十来天之后，他又打电话给我说有因为找人帮忙弄他平反的事还要两百块。我那时没空就叫他坐车到广场我工地上，然后给了他三百块。凭良心说，我实在看不得他这付惨样，就算多给一点他又怎样。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换成我们自己的父亲那该是如何揪心！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回家时就特意开车去接了他一道回乡下一起过年，正月初一拜年时我们大家也多多少少给了一些钱给他，但是好象是初四，他就一个人又回到了景德镇，说是没人陪他说话，呆在乡下没意思！

没办法，既然堂哥打电话过来了叫我去看看他，那就还是去吧。于是我跟我老婆把女儿送到糼儿园去之后就去找他，路上我估计他可能要用点钱就去银行取了两千块钱带去。他住的地方我们是没到过，但打电话问了之后找了一会就找到了。他正在路边上的一小诊所里打点滴，样子更难看，好象喘气不匀，身体也有点微微抖动。我看了有点怕，随便问了那个医生（也还是我们老家那边人）几句，在帮他付了欠的一百元药费之后，就跟医生说要把他送到大医院去看看，再在这打看样子是不行了。那个老乡医生也说打了四天都不见效，应该要去大医院。大楖等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在挂的点滴打完了，我马上把他扶上了车，直接去了三院，并挂了专家内科，又等了一会快十一点了终于轮到看他了。医生看到他的样子那么难看，问了几句，用听诊器听了一下然后量了一下血压就马上说，快送住院部，很严重，血压230了严重超高，并伴有心衷竭。于是他马上电话联系了内科住院部那边的医生，叫铺好床准备好器具。然后就带着我一道把姑爷送了过去，一送病房就马上挂了氧气，做呼吸机，量血压，马上开药打点滴，多管并下。手忙脚乱的。在一切忙完之后医生跟我说，那个小诊所的医生太有勇气了，这么严重他竟然悠哉悠哉的只打点滴消炎。我也是被吓了一跳，看他刚才来时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真的是很危险。所幸，送来还算及时。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姑爷的脸色慢慢好看了一些，终于转危为安了。于是我也喘了口气，就打电话给两个堂哥，老大说店里很忙没时间来，叫我要不然送他回家去。老二也说家里搞装修店里也走不开人，来不了，叫我帮忙照看一下，如果实在我没空就帮他们请个护理照看。你说烦不烦人，我帮忙垫了钱（下午还没过完，进院时交的一千块就不够了，于是又交了一千）不说，还得要一直陪他，可我也有好多事啊，医生说这病最少得住十多天，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时间陪他呢。电话打了半天他们都说没空，要不过两天再看看能不能来。我真是无语，又不放心请别人来看，花钱（一百块一天）不说还不踏实。于是我跟我老婆说，没办法，我们两个换班吧看几天再说吧。于是叫她回家弄饭过来，我一个人看就行。老婆走了之后，我去下面领了尿壶，热水瓶什么的。然后就坐那看着他打点滴。所幸我车上有书，于是我下去拿了一本论语（小本的，随身带很方便）上来看，并拿了纸笔上来，看累了可以写一写。咳，忙里偷闲倒也还不算闷。等到两点多的时候老婆送了饭菜过来，盛了一些给姑爷吃，然后我也吃了。之后老婆回去接女儿放学了。四点多的时候病房里又送过来一四十来岁左右的妇女，摔伤胸锥中间处有一块有点骨折，腰间绑着绷带，几个人七手八脚抬进来的。我想这外伤怎么送到内科来了，一问说是外科没床位了，而且这边床位可以报销。我姑爷也有医疗卡，医生说在医院就可以报百分之五十（得减掉600元门槛费）。然后我姑爷说他在居委会盖章再到民政局之后可以全报。能报就更好，就是不报这病也得看啊！晚饭我到外面随便吃了一点东西，然后买了一些蛋糕给姑爷吃（他自己说要的）。虽然极不情愿，但没办法，我还得在这陪夜，总不能把他一个人放这里不管吧。只有叫老婆送了一床被子过来安心值夜。　

另一个妇女病友的开始陪护的是她姐，期间他问起我姑爷一些事来，并说到她老爸也是当过后的，并当过副连长。这一下就把我姑爷的话匣子引开了，前言后事，从何时参军起，打过那些仗到过那些地方。我这一听可不要紧，心里一下紧紧的，这是一个光荣的缴匪战士啊！当年的二野刘邓大军，曾经当过司令员杨勇的警卫员，之后当过副班长，副排长，连指导员，营参谋。那该是何等的荣光啊，竟至于斯伦落到吃低保的悽惨境况。说到后来，他自己也眼眶满含着泪，并一遍接一遍的说他之所以坚持要治好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心想把自己平反的事弄好，原来是材料不全，现在都弄齐了，也有几个朋友在帮忙跑。并说如果跑下来之后应该会有五六十万元的工资补偿，这笔钱也可以略为补偿一下以前对两个儿子的照顾不周了。并且还不只是钱的事，还有名誉恢复的事情一样至关重要，，，，

听了姑父的叙述，我们不胜唏嘘，感叹人生之无常，也都概叹社会之不公，象他这样的情况时代应该早就要还他一个公道了。而且听完之后，　他的形象一下在我心中高大起来，不再是那个佝偻着身子的一个病瘦老头。而转眼那个穿着那一身笔挺的军张带着红星帽身上背一支枪腰上还捌着一支驳売枪的英姿飒爽的青年警卫员形象一下在我面前鲜活起来。于是我就拿起纸笔来，叫姑爷再细述一遍，我要把他的故事记下来，作为景仰之余也想帮他跑一下，竭力帮他弄一下平反的事。尽管我上面一个人没有，但我可以想其它办法，你比喻写出来也就其中办法之一。据他所述，他是1949年6月21参的军，记的清清楚楚：起先是到波阳参军考上干校然后再到上饶，再分到二野五军团警卫营，就这样做了司令员杨勇的警卫员。跟随二野从南昌南下，途经湘潭，绍阳，都匀，再到贵州的贵阳，解放大西南，解放青镇，隆义，贵林，黔西，大林，毕节。主要仗都是剿匪，打国民党窜逃台湾之后遗留下来的各种残余部队。可不要小看了这些残余，其实他们本都是正规军，装备也是很好的，因此一路上打的并不轻松。跟他一路同去参军的28人到1955年退伍的时候只剩下五个。当时他退伍时最开始是当过贵林县武装部参谋，再回到波阳农村工作部，之后就去了我们那个古县度镇整合作社，并娶了我姑妈，一年后又去了景德镇红星瓷厂当武装部长，66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就卷入这股历史的洪流中不可自拨。起先是当革委会主任，再后来68年被抓，因为手下那些造反派们的恶行全部归咎到他的头上因此被送进监狱坐了六年的牢，1974年的时候被平反了，许多人开了好几部车到监狱里面把他接了出来，并到处做平反报告，还补发了六年工资，一时风光的很。但是到了1977年初的时候又风云突变，重被又被送进监狱并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牢狱生活。送进去的时候也没有一个说法，一样手续，就凭当时的市委书记王书衡的一句话：此人为邓小平死党（就因为他曾经是刘邓大军，是二野军官，当时邓小平好象也在挨批，到77下半年才重新出山），必须要送进监狱。于是，后半辈子就这样被毁了，及至出来时已经五十多岁，许多当年的证件资料都被隐藏了，于是空在渴望平反的焦虑中就这样一年一年熬了下来，以至伦落于斯，，，，

感叹啊，一个时代的错误为什么要让许许多多象他这样的一个个老人来背。因此想起冯小刚的电影集结号里面的谷子地为了给战友们寻找编号恢复名誉所吃过的种种苦和所做的种种努力，一时不禁泪湿，，，，，

一个人一生最大的不幸不是你有多么不如意，也不是你有多贫穷，而是你至死都活在被诬陷的屈辱里，，，，，，，，

因此，我这个身为侄子的不才，仅以此文献给我那个正在受着病痛和精神双重折磨的老人，一个被遗忘的二野战士，一个被遗忘的剿匪英雄！

也希望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他的心愿能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