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作始末

闯关东历史波澜壮阔、苦难重重，闯关东那一代人早已远去。在现在的东北人中，能够完整地讲述一段祖先闯关东历史的人越来越少，将来会更少。八零后和九零后对那些历史更是陌生。我写这本书的目的，首先是梳理并珍藏个人对于家族的记忆，其次是唤起他人对历史的重现审视和思考，特别是希望比我更年轻的人们，知道过去的年代究竟发生过什么，那时的人是怎样承受的。历史让人明智，20世纪的历史尤其能让人明智，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生存样貌。这一百年，中国人活得太累了。

闯关东的人们是构成中国上世纪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苦难是中华大地灾难深重的缩影，他们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最光辉人性的写照。我们不能也不该忘记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东北人。

这本书的不少素材来自父母的讲述，纪实比重很大，像三拳杀牛、千年人参、被土匪绑架，都确有其事。最不可思议的是，千年人参“救”了一条命，听起来像神话传说，大家姑且当做故事来听。

我认为，中国民间文化记忆的主体部分，牢固地存留于50年代出生的那批长辈以及更加年长的长辈的脑海里。那些长辈渴望生命超拔，怀有英雄主义情结，所以对他们爱戴的人物不吝溢美之词，还会对其附上美丽的光环。方德成这个人物可以视作一种祖先崇拜的象征。在北方，儒释道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民间，很难权衡究竟哪一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在我的印象里，道家文化的渗透力是最强大的。人们的生死观仍停留在相信神灵阶段，它的消极作用显而易见，但并不排除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心灵安慰和生命寄托。

我非常喜欢方德成“起死回生”的故事，它是完成这部作品的基本动力之一，也是灵感源泉之一。因为这传奇的味道让我激动，让我浮想联翩，让我更加热爱东北风物、东北大地。好人该有好报，是善良老百姓的信条。人们愿意记住和纪念的人物往往是最善良的人。最善良的人所表现出的人性，常常给人以神性的遐思。连接人性与神性的纽带，便是传奇故事。

我的祖先从山东迁徙到关东大地，一路风尘，坎坎坷坷，披星戴月，饱经风霜，他就像一粒种子，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长出茂盛的庄稼。他那么朴实，那么强壮，那么善良，虽然我只能想象他的具体形象，但我知道，在我心里，他是活着的，在我的书里，他是活着的，而且将一直活下去。

关东这块热土，盛产人参、鹿茸、貂皮，这三件东西被称作东北三宝。谁都知道人参是宝贝，在东北民间，人参的神奇故事说不完道不尽。我所讲的，是我最熟悉的，因为它连着我的家族的一段隐秘历史。

感谢我的闯关东祖先，作为一个闯关东人的后代，我很骄傲；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很骄傲，这里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都与我的生命有关，都融在我的血液里，就像松花江水，不论我身在何方，都日夜涌动在我心里。

这本书写了土匪横行的解放前，包括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也写了政治运动频繁的解放后，包括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三年灾荒及文革等等历史，也写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

它的初稿写于2000年，书名叫《血痕无痕》，当时我21岁，利用一个寒假写了10万字的小长篇，语言稚拙，之后一直放置。直到2008年，电视上出现了高满堂编剧的《闯关东》，我才想起若干年前的稿子，我把它重新修改充实，变成了27万字，改名叫《家族百年》，依然是手写稿，700多页。2010年秋到2011年春初，我对它进一步调整修改，增删幅度很大，变成现在的第三稿，就是16万字的《黑土地风云录》。

二　落脚与扎根

人生中重要的事有很多，我想，在何处扎根，以何种方式安身，这一定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它关联到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我们常把落脚与扎根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有些不同。落脚是停留，停留中有观望，有警觉，而扎根是义无反顾，死心塌地，永无改悔，是安下心来生活，是对生命所选择的土地的依赖与信任。

方德成一家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于家窝棚，落脚不久就决定扎根，原因不单是身体的疲惫，更是灵魂对土地的那种明确的感应，所以不想再走了。当家人方德成对糜子这种作物有着非常诗意的理解，即“迷途之子”，他这是以物自比。那么，扎下根来则是不再迷途的唯一办法。所以，见到此地的好山好水好人之后，方德成不再犹豫了。他相信，这就是他命定中守望的土地，山东老家已经成了一个悲怆的梦。

如今的东北人，骨子里仍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闯荡精神，同时又有一种极为浓厚的乡土依恋情结。我想，根本原因便是祖先闯关东精神所传递下来的稳定的心理人格，这种稳定的心理人格成为了东北文化不容忽视的一个牢固的基因。

三　个人的感悟

在写本书第三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思想层面的支架。我喜欢这本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它有一个好看的故事，其二是它负载了我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部分思考。我把这些思考概括为五组矛盾。

第一，儒道投影与关东民风。方德成是仁义礼智信的化身，也有与世无争顺其自然的禀性。如今的东北人身上，传统文化的濡养痕迹不那么重了，越来越时尚，越来越务实。在文革以前，东北人身上留存着儒道文化的投影，确切地说，是闯关东群体有着这样的深刻的烙印。闯关东的主体人群是山东人，他们把儒家思想带到了黑土地上，秉持着做人的底线和良知，但由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身在异乡，不得不隐忍度日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他们的身上也有平淡无为自然清静的一面。这种儒道互渗的人格结构构成了关东民风的一个重要底座，让关东民风浸润着儒雅、自在的气息，又因着动荡的人生而滋生着粗犷、大气的性格因子。东北人的幽默感则与苦难有关，与知足常乐的性情有关，与冰天雪地时节里坐在炕上侃大山有关。

第二，价值选择与命运机缘。方德成一生务农，他头脑中唯一的生活目标和生存指望就是种地，生存靠它，发展也靠它。方四万和贵花受到良好教育之后，就脱离了农民阶层这个群体，这是令方德成感到喜悦的结果，也是他心中的一个隐痛。而方一万和方二万继承了方德成的生存之道，只是相对方德成的刚柔并济的性格而言，下一代人懦弱了许多。方三万是个经商的料子，头脑聪明，他灵活而机敏，武艺高强，敢于自己做出人生选择。方四万特立独行，胸怀大志，大公无私，一生漂泊闯荡，当他年老还乡时，连马夫郑仁都已经认不得他了。人的命运变化，有偶然的因素，比如千年人参对方氏家族的影响，赵家姐妹同时嫁给方家兄弟，李刚弃暗投明成了英雄等等，但最终决定命运的还是价值选择。

第三，家族循环与代际差异。方德成故去，方氏家族的历史随之发生了剧变。一万过于厚道，缺少独立精神，缺少魄力，遇到问题常常不知所措。二万精神出了问题，疯疯癫癫，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三万做了上门女婿，娶了富家小姐张翠翠。四万做机密工作，大半生来无影去无踪，神神秘秘，九死一生，鞠躬尽瘁。贵花先入伪满皇宫，后又加入地下党，建国以后饱经风霜，多次遭迫害和殴打，落下残疾，最后嫁给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张全良，未能与四万结缘。四万把毕生精力献给国家，对于贵花，他还有愧疚。方德成爱土地，以种地为乐，这构成了他闯关东的信念支柱和生存支柱，他认为，只要有土地，有力气，就能生存，就能温饱，甚至致富。他没有奢侈的要求，但他有朴素的向往，他希望靠勤劳的双手建造一个富裕幸福的家园，被人尊重赞赏。然而靠勤劳发家致富的梦想屡屡被土匪摧毁。土匪横行，成了他的心病。日寇凶残，成了他的梦魇。他要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再隐忍却不能改变局面时，他就会反抗。他的四个儿子在性格上都没能继承他父亲强悍的一面，但却继承了慈悲的一面。家族的循环，是与时代同步的。不同时代的人，为人处世的方式，向上飞跃的方式，都会不同。我要强调的是，方德成以牺牲个人欢乐为代价，成全了四个儿子和干女儿贵花。他身兼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身份，既要让全家吃饱饭，又要让儿女们在相邻面前有脸面，还要让儿女们各得其所各有发展。为此，他用尽了全部心血。这个平凡、有血性、有英雄气概的男人，是他的五个孩子的榜样。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一碗水端平，给孩子们公开合理地分配财产，这是一个朴实农民最慈爱质朴一面的体现。他知道，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可以瞑目了。方德成这个人物令我敬慕，也令我感动。

第四，生存模式与人性嬗变。解放后的较长时间内，政治运动层出不穷。二万的儿子方建国成了红卫兵，成了揪斗牛鬼蛇神的急先锋。这直接导致了他父亲方二万精神状态的恶化。三万在他的为解放军立过功的岳父大人庇护下，毫发未损。文革十年，他旁观了方家大院的沉浮，不过问也不参与，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三万的两个儿子方达和方兴都受过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了先富起来的人物。但为了利益，两兄弟反目成仇。方达飞黄腾达之际，方兴黯然自尽。方德成死后，他的后代不再牢牢抱成团，而是一盘散沙。到了九十年代，除了方一万，他们已经把祖先的教诲彻底遗忘。方德成的孙子方达已经变成了唯利是图六亲不认的恶人。

第五，底层觉悟与英雄气概。农民是最寻常的老百姓，在毛泽东时代，他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着较高的觉悟，他们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集结起浩大的正义力量。在东北军民抗日救亡的过程中，方德成带着几个儿子参加到几场激烈的战斗中，表现出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一幕幕血与火的战斗，见证了中国人顽强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以上五组矛盾共同构成了本书的灵魂。这部书赞颂了闯关东人的善良、顽强、乐观、勤劳的品格，写出了人生的丰富性与悲剧性，具有民间传奇特点，把握了不同时代展现出的人的生存状态。可以说它浓缩了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历史，在有限的篇幅里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是一部百年家族史。

感谢编辑及读者对本书的厚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