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急性的，比如砒霜之类剧毒可秒杀生命与一念。一种是慢性的，比如“白面”之类让人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而走入绝境。不论急性还是慢性，通常要人主动去吃，那无异于纸上谈兵——假说而已。然，那无端受辱或者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失恋绝望或者某种唯一的希望破灭之后，会有饮鸩自绝的凄惨事例，也只是具有个别性而已。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是生命。假如生命没有了，一切都是神马浮云。但是事情总是有多面性的，有一种毒药就不同，它的色彩比罂粟还要鲜艳，它的诱惑力比“白面”更超一筹，沾上了就放不开，沾不上了拼命的要去沾，实在沾不上的就抱着吃不着葡萄的狐狸心思一样咒骂着。可这让很多的人争先恐后排着队伍费尽了心思抢着去吃的那一种慢性毒药到底是个啥？还需要慢慢的道来。

1952年2月10日，有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需要提起。这一天，刘青山、张子善被彻底的钉在了耻辱柱子上，红革命成了黑赃官的典型。腐败，这一吏治身上的毒瘤，贪赃枉法这一令执政官员致命的毒药再次被解开了面纱。从此，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则重新演绎着各种古今相近的版本的案例。犯事的职位越来越高，比对的数字越来越大，而类似的现象越来越普及，大有一种前腐后继的革命主义传统。成克杰倒下了、胡长清走了……，相继的人眼亮的干脆开始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高严莫名其妙的失踪了、杨秀珠也仓皇地坐着飞机跑路了……，看着这么多的经过组织培养多年的高级干部就如此的结局，实在让人痛心而难以接受。这不，近日曾锦春又搭了一趟便车，陪着胡长清去喝茶了。

纵观这些大小官员，不仅仅是有家有舍的成年人，而且接受教育的程度都很高，懂得的理论知识随便说说就能装一箩筐。先后不断的出事，出事之后悔恨的理由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点，那就是过分的权力把人害惨了。过分的权力原来才是真正祸害组织官员的一剂慢性毒药啊！这剂慢性毒药有什么好处，只需要从那些落马官员的奢靡生活和敛财枉法的容易度就可见一二，每年排队报考公务员的诺长的队伍也能给出一些端倪。一个贪官倒下，就会有一家哭的景象。而相继接踵的一家哭的景象难道不能让人明白这一毒药的危害吗？一个盛世是不能有一路哭的事情发生，但是相继的一家哭的情形也不是一件好事，亦值的溯本追源，能从深处着手，在根本上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对广大官员来说，这才是给他们增加幸福感的最大的举措。

过去我们讲为人民服务，如今讲执政为民，由此可见衙门只是一个管理机构。一个管理机构本来只应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行使职位的职责即可，可又是谁给那些官员那么大的过分的权力呢？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官员的每一分钱的用度都要透明到要通过民众的答应后才行，每一件职责都要大白于民众的视野之下才能执行，每一句言行都要能张之于众而让人民彻底的督察才可，每一次的荣任都需要民众点头给票才能行得通的情况下，才能将过分的权力从根本上彻底地给剔除其毒性，变成纯净的权为民用的单纯的职责所在，那才是真正意义的人民公仆。如今主人没有监督仆人的权利？宪法、党章、国家、团体混为一谈，民权成了真正的权民，在这种只唯上不唯下的环境下，过分的权力就成了肆意贪赃枉法的必然通途。信仰的力量和道德的操守在对抗金钱诱惑的过分的权力面前，天平会倒向哪边？

民众是人，盗贼是人，贪官污吏也是人，一样的都有父母妻子儿女，防盗最好的手段不是酷法严刑，而是建设一个相当全面的社会保障。那么防止贪官污吏弄权的最好手段就是还权于民，让民众能真正的起到从上而下的监督作用才行。

当官员的权力真正的被制约到真正地执政为民的基础上，将权力上面额外依附的毒性就会被彻底的剔除。从此，民呼官应的大好形势才能将抢着吃毒药这一传统恶习彻底给扔到太平洋中去。

唯如此，则是民之幸、官之福、国之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