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岁的老知青钱家礼和老伴高云霞遇到一件尴尬事：上世纪76年就落户于原湖南省衡阳市城南区湘江公社五星大队四生产队，在此生活了三十多年，但30多年来，钱老一家却从没享受过该村的福利，几乎被视为“黑市人”。今年七月，该村的一些农田、菜地因修蒸阳南路延伸工程而被变卖，全村人均按不同档次分下了“卖地钱”，然而，钱老仍没有，钱老心不服，遂级申诉未果，便一纸诉状将村及村民小组告上法庭，但不久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钱老一气之下，写下申诉书准备投向“直通中南海”呈报给胡锦涛总书记。

钱家礼老人于1963年响应党中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第一批从湘潭“下放”到湖南茶陵红色农场当知青，老伴高云霞则是辽宁阜新知青养蜂员，共同养蜂的经历使他们走到一起，并成为人生伴侣。

“文革”后期，也就是1976年，原五星大队四生产队为了发展多种经营，便把钱家礼调迁入该生产队发展养蜂生产，1980年钱家礼与高云霞结婚，几年后生下长子钱能、次子钱俊，一直扎住在湘江乡五星四组大塘角一号生活。

面对我们的采访，钱老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叠上交村里的各类摊派票据及每年上交防洪堤的原始票据，钱老有些心酸地对我们说：1995年，他家门口不远的一处菜地被占用开发办砖厂，开始连青苗费都被扣下，他不服，便没交村上的“摊派费”，后来乡、村二级干部前来做工作，钱老虽有不满但仍交了费，但想不到的是，村上卖菜地所分的集体物资并没他的份，就连下拨用于农居灭鼠药也不发给他，钱老跟村干部抱怨道：不发老鼠药，是怕我自杀吧？

当我们问及他建房的手续是否齐全，钱老跟我们解释说，他建这幢房子的地是89年乡里批的，但市林科所说是他们的，后来此事被人报到市委统战部去了，因为考虑到钱老有亲戚在台湾，统战部便作了特批——“尽快建好房迎接台胞”。我们问及钱老为何没回城，钱老说当时还不是因为有亲戚在台湾的“嫌疑”。

今年七月，五星村及居民组被征收鱼塘、土地几十亩，得款百多万元，组里人均分配土地征用费9400元，而钱老户籍上的三个人一文都没分到，钱老找过乡、村及组，村上的干部又以他每年不接村上的龙灯为由将钱老一家列入“黑市户”，而钱老有一肚子苦水，缘由他是养蜂户，蜜蜂是不喜欢被鞭炮*扰。钱老见乡、村不理，便自学法律，准备通过法律途径来为自己维权，谁知写好的诉状送上雁峰区法院不久被告知，法院不予受理。钱老说，他是五星村人，这是法律框定的了，过去三十多年虽因养蜂四处跑，但从没中断过上交过各种摊派和费用，特别是当年衡阳修筑防洪堤，他不光出了力还每年上交防洪堤费，义务一直没间断，但分福利时却没份了，这太不公平。钱老说他作好上访的准备，市里不行，上省里，省里不行，他上北京。

说到钱老就不得不说钱老的老伴高云霞，高云霞是东北辽宁人，与钱老组成家庭后，除了担当起家庭主妇重责外，还刻苦学习钻研养蜂和蜂疗，看似普通家庭妇女的她，其实算是誉名中外的“蜂疗专家”，高云霞于2003年自费在吉隆陂中医学院国际蜂疗蜂针研修毕业，2007年担选为“全国中医蜂疗研发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连续几年参加世界蜂疗年会并多次获得金奖，她和钱老合著的不少论文散见于全国各大中医学术权威刊物。2003年中国横肆“非典”时期，高云霞和钱老急病者所急，欲为政府分忧，于是毅然撰写《天然的生物产品》一文并疾书写信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后由温总理批示到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在复函中高度赞扬他们的热忱，同时把他们的信和论文批转到国家卫生部，卫生部将此论文推崇到全国中医权威刊物——《中华中西医结合杂志》上予以发表，被业内称为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

“知青”是时代的产物，虽然正淡出人们的视野，但这却是当年千百万青年人共同拥有的身份。“知青”，即“知识青年”的简称，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专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初中毕业以上的城市青年。“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承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并千方百计通过自身的努力，力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磨难中的磨练，促使更多知青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凭借自己不屈的精神和执著的追求，让那段经历变成了自己人生历程中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钱老就是这样，一边养蜂一边钻研蜂疗一边面对黄土地辛勤耕耘，自给自足还不忘上交国家各种税费，用勤劳的双手培养了一双儿子还为蜂疗事业痴痴不倦，而让他们不解的是，他们成了被遗留在乡下的“知青户”，被村上“以所谓的‘村民自治’、‘乡规民约’为由，几十年来要分配土地和集体福利都不予享受，而要上交的税费摊派一点都不能少，就这样产生了一群‘被弱势人’，占到农民的10-20%之多；如今在分配土地补偿、拆迁款时，全体村民被划分为好几等，其中‘被弱势’的群体被一刀切；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福利、集体的利益分配等，‘被弱势人’是享受不到的。　‘被弱势人’在村民组里是根本没有争辩权、话语权，长期遭受到人生权利、民主和合法财产侵害。”钱老在申诉书中愤慨地写道。

国家为了维护三农利益和保持公民合法权益，在今年分别颁布和实施了《农村土地纠纷调解仲裁法》、《责任侵权法》，既便如此，对于这对“老知青”钱老家庭来说，依旧遭遇着无名无份的尴尬，福利被吞噬，权益被侵占。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老知青”高云霞时，高云霞满脸无奈地说：“在国外，一个‘绿卡’也只要奋斗五年，而我们耗费了三十五年，虽有户籍却享受不到福利？这让人沮丧！每逢三八节，村上的妇女都会发到一些物质或被组织去外地旅游，但我一次都没有享受到，说句心里，没怨言那是假话，但我们哪有精力、时间跟人家争。有时候我只得跟老钱开玩笑，嫁给你老钱，我咋就成了个没名没份的人……”

钱老颇有感慨地对我们说：“我们人老实，这一辈子也就算了，但我们的孩子不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受歧视受排斥，再说现在的法制相应健全了，我们得为自己争权益！”

为了解法院不予受理的原因，笔者电话询问了雁峰区法院相关法官，法官告诉笔者，如果申诉人对基层法院不受理案件有质疑，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状。为此，我们又一同来到衡阳市中级法院办公室，有关法官给予的意见是，若基层法院不予受理一般都会出具不予受理的法律文书。我们询问钱老时，他说雁峰区法院并没有出具不予受理的法律文书。

11月初，我们记者一行来到座落在蒸湘南路延伸工程旁的雁峰区湘江乡五星村委会，村支书何大林和村会计刘加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何支书表示，钱家礼反映的事情基本属实，但问题是，现在的村民小组自治权力大，大多数宗族首肯的事就能定板了，他表示同情钱老，并支持他上法庭维权，有了法院的判决书总会奏效的；在旁的刘会计也表述同意何支书的意见，他认为老钱属老知青，虽然与村民在交往上有些生疏，但他个人认为老钱是有学识的人。

11月11日上午，笔者陪同钱家礼来到雁峰区法院，法院受理庭齐庭长接待了我们，齐庭长说：随着市区周边乡村的大开发，从而引发村民间利益的争端很多，这本应是政府方面应解决的事，但一脑门推到法院，法院在处理此事上也很剌手，判哪方输都不好，法院不受理自有法院的难处。齐庭长也希望老钱找当地政府协商解决。在与老钱分手时，老钱还愤愤地说：早几天村里普查人员来他家普查，他都有些发火了，早已是“没名没份”的人了，还普查什么？一气之下，钱老拒绝接受人口普查登记……

针对村民自治和农村普遍存在的宗族势力现况，北京大学法学院王锡锌教授给出的分析是：“一些村子里存在很大的宗族势力，或分成大姓小姓、先来后到等很多群体，很多村还有村规民约。如果说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的确是多数人同意的，但这些决定可能严重侵害了少数人利益。”

老知青钱家礼、高云霞夫妇落户农村35载，本属不易，而被侵占的利益也久诉未决，足以让钱老心酸，是当地政府的推脱、漠视还是法律的有失公允和无奈，网友们都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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