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本命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开始关注这么一个名词，开始把这个时间段突出出来，然后辅以红色饰物，目的是为了辟邪，驱逐晦气，有没有效果就不得而知了，主要还是想取得一种心理慰藉。

所谓心理慰藉就是原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有时莫名地心里犯堵，空落落的，于是就有了惯于驱邪的红色，比如红腰带、红围脖之类。不过通过网络上的搜索，发现本命年一说应该起源于北方（是不是准确有待更权威的考证，姑妄信之），与咱们不怎么搭边，可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于是作为一种风俗慢慢地推广起来了，于是，也看到系红围巾的人，估计也有不少穿红裤衩的人——这只能推测。

红色在中国是备受推崇的，男女老幼几乎无一例外。好日子离不开红色，结婚得贴红双喜，孩子出世的时候挨家挨户还得送一些染红的鸡蛋，人死了，在没有实施火花的时候，睡得棺材也有红色的，一生就这么三件事，完全摆脱不了红色。

至于过年的时候，那更是遍地大红，红春联，红灯笼，红色的中国结，现在连小孩要压岁钱的时候，非红钱不要的(那是孩子们慧眼识钱，和这没关系，以后会要黄金的)。来源据说是“年”原本是一种怪物，见到了红色就怕了，年也就过得安稳，红色是血的颜色，也是太阳的颜色，谁见了都要犯怵的，“年”也不例外，于是在红色的庇护下，一切安好。

过年是一种民俗，那么这个民俗中最显眼的是红色，红色是中国人心底的颜色。

所以有了《红高粱》、有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他们的成功是因为他们离普通的中国人很近，所以红色充满着我们的眼球，取名字带红的多，红色的衣服卖得很好，而且，会越来越好。

文化上说这叫图腾崇拜，小老百姓说，这完全图个喜庆，本身，大红色看着也舒服，和视角没有冲突，好东西为什么不爱呢？

可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我如果说，喜欢红色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心里虚弱，估计立马回招来一阵谩骂，逻辑很简单，人生在世，贱命一条，今天不知道明天，明天无法预计后天，怎么走，何时是开始，啥时是结束，均不可预计。日子和啥都没有关系，怎么着就会有问题，出了问题之后怎么着就因为某一抹红就能化险为夷，怎么可能？自欺欺人而已。我不喜欢被别人骂，所以，这样的想法只是在心里溜达一下，很少流露出来，但不太盲从，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系红围巾，没扎红腰带。当然，每年我都没系红围巾，更不可能扎红腰带，不管怎么说，也是为人师表的人，断然不会扎腰带的，要扎的话，指定着要到老无所依的时候，那时扎一条白色的，再弄个白头巾，抽个烟袋，睡个草垛的，喊两声类似于秦腔的调子，那会美死我，打住，不能写了，我快流口水了，那是我的梦想啊！

梦想很多时候是一种臆想，都是看着眼馋，吃着乏味，真要那样的话，老婆孩子指定会把我扫地出门的，而我是舍不得的啊！倒不是他们不贤惠，就像现在我的一双父母要是这样的话，我断然也不会同意的，社会的规则是一张大网，能生存下来的话，都是被网罗其中的，逃不掉的，逃不掉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适应。

年幼的时候想独立，年轻的时候想出走，现在却不知道想什么，想来想去，答案应该是想维持现状，活着就好，先活着再说。所谓成熟就是应变，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走一步是一步吧，从众从俗最为实际，大家一样地来，一样地去，不同的只是中间活在世上那么一小段怎么折腾的形式不样而已，来之前无涯，去之后无涯。从长度上说，在这一段的时光太短了，活在世上的时间大约等于上帝放一个屁的时间而已，偏偏大家都把上帝放屁的时间供起来，顶礼膜拜，然后，日子过得滋润的吹嘘说我闻到的是上帝的前半截屁，日子过的不滋润闻到的那是后半截，不能比的，一脸得意。从宽度上说，就更渺小了，找不到更小的单位，于是想到了灰尘，又偏爱红色，于是人们把包容我们的世界成为红尘。

这不是推理，这是信马由缰，这是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胡乱地拼凑在一起。不过这样做不犯法。我这样联系也着实耗费了一点精力，不理解啊！明明泥土是灰色的，干嘛说是红尘呢？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马蹄扬起，四面遭殃，哪来的红色，是不是想起了贵妃身上的红夹袄还是红肚兜，佛门清净，青灯古佛，光头布衣，庙宇里阴气逼人，没有红双喜啊，就说是看破红尘，那是还想着红尘，要不干嘛偏说是红尘不说是灰尘、烟尘、乃至无尘。

外面的世界其实并不美好，哪来的花红柳绿，贴双喜也就那么一两天，然后就是闺阁中的怨妇，落寞的情郎，芸芸众生多的是含辛茹苦、苦苦挣扎。可他们眷念这方外之地（好了伤疤忘了痛，——都是在俗世四处碰壁之后躲进寺庙与道观的），所以把它想象得很好，用了一个特别光鲜的词语——红尘。

据说，红尘一词最早来源于班固的某一篇汉赋，我曾一直极度惊讶于像王粲、司马相如、班固以及那个以研究地震出名的科学家张衡，他们可真能编，不管是什么杂碎，他们都能极度铺陈，写出来之后便流光溢彩，非常人所能为，这是真功夫，真功夫的背后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和一群相邀争宠的帮闲文人而已。

司马相如是很精的，不仅能溜须拍马，还很能干，不是书呆子，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一首《凤求凰》拐来了大户人家的美丽小寡妇兼才女——卓文君，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小娘子还能和他同甘共苦，不时地还用一点伎俩，通过当垆买酒来让老爷子面子上挂不住，没法子，分了一些家产，一溜烟地进入了上流社会，终于飞黄腾达。后来相如还讲点良心，终于在卓美女的《白头吟》的感召下，回归家庭。

我特别惊讶于卓文君的《怨郎诗》：

一别之后，二地相思。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曲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君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倚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仲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秉烛烧香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似火红，偏遭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恨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　

真乃天人所为，与现在的什么卿卿我我、哼哼唧唧地句子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司马相如再要三心二意的话，就冲这首数字诗，就得人神共弃。

好在最终没有分开，否则中国历史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个爱情故事又要少了一笔。但是，这样的感情完美吗？真实的情形其实是卓文君感动了司马相如，加之有一个孩子作为牵挂而已。再看看，其他的几个，牛郎织女，那是放牛的先抱走了人家的衣服，不嫁不行，天仙配，那是姑娘霸王硬上弓，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兄弟之情的转移，还有那几个，比如孟姜女啊、焦仲卿与刘兰芝啊等等，如果要说道的话，我断然会挑出一些毛病的。

无意诋毁这些所谓的美好，只是想更生活化地看待这些婚姻，真实的婚姻就是生活在尘世间，就是磕磕碰碰、柴米油盐，既然大家都把生活看做是尘土，那么生活中的所有旧都是由这些小如烟尘的人和事组成。

大概是张爱玲说过类似的话语，滴了一滩血，顺便描了一下，就成了桃花扇，她还说过，生活就如同一件华美的睡袍，里面充满着虱子。这不是生活的丑陋，这是生活的本真。

张大才女自己似乎看透了这一点，所以顾忌就少了一些，大概和胡兰成生活了较短的时间就散伙了，感情上倒是空白了好久，也不觉得有什么缺失，至于胡兰成在汪精卫政权里厮混，有汉奸的嫌疑，她倒真得不太在意，她对其左拥右抱都表现出了极大地忍耐性，可即便这样，依然不得善终，这就是劫。

三毛曾写过张爱玲的故事，拍的电影很出名——《滚滚红尘》，是否有寓意，寓意是否就是，谁人能逃红尘劫。

三毛亦是如此。

我尤为不喜写那些男女之间的情事，也很少为那些痴男怨女唏嘘，我开始非常幼稚地以为，世上之情，原本就有劫数，有着不可抗力，挣扎与摆脱，期盼与幻想多是徒劳而已，这叫在劫难逃，唯顺其自然方可劫后余生。

朋友发给我一个段子，很搞笑，我是不当笑话听的，重述如下：

大学毕业了，相互留言：后会有期，几年以后，再相互留言：后会有妻，又过了几年，短信变成：后悔有妻，又过了几年，短信变成：后妻会有，最后一次短信定格在这样四个字上：悔有后妻。像一条食物链，这可能就是情劫。

岂止是感情，世上阴差阳错的事情不胜枚举。

金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却让人产生了莫名的空虚。

网络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疏远了与身边人的距离。

汽车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效率，路上却多了很多无辜的冤魂。

工业化走入乡村，老百姓的口袋开始鼓起来，但是漫山遍野的灰尘让你无处下脚。

高举双拳高呼“为人民服务”的部分公仆，一不小心却成了人民的罪人。

有着类似于“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是某大款的情人和小三。

报考艺术学校首先不是天赋与执着，更需要的是丰乳肥臀。

白先勇有着纯净细腻的文字，但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的性取向问题。

汪峰煞费苦心地写的《春天里》，在春晚上却被俩农民工唱得激情飞扬。

牛奶原本可以健壮一个民族，却滋生出许多大头娃娃。

屁大的孩子成天嚷着长大之后要当科学家，十五六岁时就觉得还是挣钱实用。

怀揣梦想的人多半黯然神伤，四处碰壁，吓的连理想与抱负这样的词语现在使用的频率都很低。

……

只能说，世界，我都中年人啦！可是我真的还不怎么懂。

自己也有趣，小时语文都考不及格，全仗数理化才端了个饭碗，看到别人舞文弄墨，一脸鄙夷，直讽别人酸儒，没成想现在还隔三岔五地写写小文章，居然还有人买账，几乎成瘾，吓得遇到过去的那些人从来不敢告诉别人我偶尔写字的事情。

这就是红尘，纷纷扰扰的世界，有欢乐，更有悲伤，有幸福，更有痛苦，你不可以改变它，它却可以轻易地吞噬你。

你我只是其中的尘埃，仅此而已，他不以你的喜好而存在，不以你的不解而继续存在，你所能做的只有一点，靠近他，融入它，最好慢慢地读懂它，他才会包容你。

幼时喜欢马致远的三个词：林中友、酒中仙、尘外客。

可世上有那份恬静吗？所以他还写了“断肠人在天涯”的酸楚，他也只是说说而已，更像是梦呓。

所以，我投降。明天那就去买个红围脖，去去晦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