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弱势群体”？

理论上来讲，任何社会都会出现弱势群体。所谓弱势群体，个人认为，大体上是指由于种种原因，在正常社会运行状态下对于获取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产生障碍的群体。造成这些障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像西方社会里的弱势群体，大都是在长期的社会资源市场性竞争过程中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而产生的，这些人大都是老、幼、病、残等生理缺陷，使得他们在平等的获取社会资源方面产生障碍，换言之，西方社会弱势群体的产生是基于个体体质因素。而相比较来说，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中除了这一批因身体因素而形成的之外，还有一大批社会性因素使然的人。这些社会性因素，概而言之，集中表现在“双二元”的社会结构上。所谓双二元的社会结构，指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内外结构。这两个“二元”当中，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前者造成的最恶劣的结果是将普通的乡村居民边缘化；而后者的结果往往是将社会中一部分人踢出体制之外，即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出局”的状态。

1.谁属于“弱势群体”

根据以上两个社会性因素，我们可以归纳出，除去老弱病残之外，现阶段我国的弱势群体还主要包括普通的乡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所谓“农民工”、部分在读和寻求就业的大学生以及城市中的下岗居民。

普通的乡村村民。这些一部分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弱势群体，他们和城市居民相比能够享受到的社会资源以及社会福利都十分有限。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资本性资金的获得都十分困难，在短时期内，这个群体生活质量的大规模提高是毫无可能的。虽然近些年来，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增加了粮食单产量和绝对产量，以及农村税费改革不仅不向农民收取“公粮”和农业税，而且还向农民发放“补贴”，这些看起来好像农民得到了很多实惠。实则不然，农业技术在农村的推广，的确使得农民看起来获得了比以前多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粮食，而且没有了农业税负担，农民的粮食获得呈现出净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土地的产出（在农业技术推广之后，土地的产出实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比如，1970年代集体制社会中的农产量，以华北小麦种植为例，平均亩产不足百斤，而现在体制变革和农技推广使得小麦但产量超过千斤。但这个数字近二十年来，并没有更大的改观。）和粮食的价格是刚性的，一定时间内，不会上浮，即使有也是很小的幅度，而农业生产资料却是弹性的，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往往是增产不增收，因为增产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了农业生产资料的支出。这样，农民就很难积累下资本性资金用于发展乡村工业以改变以种地为主的生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中部分觉醒的年轻人开始到城市当中寻工，以期获得资本性资金，改善生活状态。这些人就成为所谓的“农民工”。

进城务工的所谓“农民工”。这部分人也是深受城乡二元结构之大害，前些年这些人都被当作城市“盲流”来对待，这些人在城市执政者眼中就是社会问题的肇始者，是城市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城市媒体为了吸引看客不惜恶意的扩大和大肆宣传不利于这个群体的负面新闻，再加上进城务工的农民所从事行业基本上是城市居民不做的脏、乱的基础服务性工作，使得农民工在市民眼中成为“二等公民”抑或更低等身份的象征。城市当中的农民工问题，最恶性的莫过于新闻和网络上常常报道的“城管打人事件”和“某某公司职员不堪重负自杀身亡”的事件。这一类弱势群体还受“体制二元结构”影响颇深。不像普通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脱离了农村社会，而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又是“体制外”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实际上处于“无身份”的状态，这样，他们在城市中就不能获得属于市民的社会保障等资源，其子女也不能享受到这个“体制内”的一切资源，包括受教育权等。

部分在读和毕业寻工的大学生。对于这个群体，廉思将之称为“蚁族”，并以北京唐家岭为个案，深入分析了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以及成为弱势群体的基本原因。我个人将部分在读大学生也加入其中，主要是由于现在的大学生更多的充当的是一个陪衬品和牺牲品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上大学”都是贫寒子弟实现社会位置飞跃的一个途径，因为许多“体制内”的工作都需要这样一个“门槛”即学历证书。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们实行“扩招”并且确定大学费用学生自己负担的政策以来，各大高校纷纷响应，一时间大学生们增加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样对于大多数贫寒子弟来说“上大学”就变得不那么值钱，因为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找工作真的很难。但是有一批人却在这场变革中获利，这些人就是“富二代”和“官二代”们。他们通过扩招，进入到大学获得了文凭，理所当然的就可以进入到“体制内”，而那些原本努力学习而考上大学的学生就变成了陪衬品。这是其一。现在的大学生中贫困生比例越来越少，难道是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原因吗？不是，其实原因是，学费自理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了。这是其二。刚才已经分析，我们这些现在的大学生读大学之始，就已经出局了，所以我们毕业以后很难找到工作，因为社会上优势社会工作机会已经被“体制内”的人夺取了，这是其三。所以，我个人认为，讨论弱势群体，我们不能仅讨论毕业寻工的大学生，而还要讨论作为牺牲品的在读大学生。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需要从这个源头上加以考虑。

城市中的下岗居民。这一部分是城市社会中刚刚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弱势群体。这些人的年龄大都集中在40岁、50岁，所以有学者将其称为城市中的“4050”群体。这些人成为弱势群体并非是身体因素，而是其工作的工厂或被兼并，或被淘汰等社会原因，使得他们不能继续工作。这些人一旦下岗，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就基本上面临破产的危险。其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没有了，福利待遇也没有了。但他们的这个年龄段正是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养活一大家子生计的时候，他们的收入没了，相当于顶梁柱没了，这个家庭会很迅速的滑向城市底层。受年龄问题的影响，这些人下岗后大都难以实现再就业，即是政府部门会实施一定的社会保障措施，但他们一旦滑落到社会底层就如同陷入泥淖，很难再有抬头的机会。换言之，如果得不到外来的扶助，这些城市下岗居民会很快进入到绝对贫穷的行列。

2.“弱势群体”因何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目前存在的弱势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弱势不“弱”。这些弱势群体的形成完全跟社会有关。那么，社会是如何制造的这一大批弱势群体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众所周知，我们国家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社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很多人在分析解放以来的社会状况时，都会用“文革”和“改革开放”作为节点，即1949年到1966年是一个阶段，1966年到1978年是一个阶段，1978年以后是一个阶段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从整体上研究我国建国后的国家整体走势，根据这个分段式无可厚非的。但要具体到某一个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讨论，则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做一个具体分区，其中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改革开放后到80年代中期，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的确见到了成效，城乡居民都得到了实惠，随着同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以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许多城市职工开始“下海”，部分农村居民也干起了“个体”。城乡上下一片大好形势，这一时期，社会财富是不断的流向个体，呈现出分散状态。

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建设中只注意到了或者说是只沉浸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瞬间繁荣景象之中，并没太用心考虑这种发展景象背后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个时期，我国整体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改革”所能调动的积极性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一些剩余劳动已经完成了转型，变成了“个体”或者参加了乡镇企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这时候，市场上“金钱至上”的弱点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一些官员再也按捺不住实现“先富裕起来”的心情，于是纷纷向“下海”商人们出售权力，满足这些商人们的权力寻租行为。这样就出现了“官倒”现象。这使得一批拥有权力或者能够寻到权力的人富裕起来，其资本迅速膨胀。但这时他们还处于萌芽状态，力量还很薄弱，其对财富的聚敛还不能影响到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80年代末，这个情形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其中那次流血事件就是打着“反‘官倒’”的旗号爆发的，然而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个“诉求”，而只是以为这个事件是西方社会“和平演变”的策略，而加以挞伐。事过之后，慑于威力人们甚至都“缄口”不语，不仅不再提那个事件，就是那个事件当中的所有口号都不再提。这样，本来能够扼杀在摇篮状态的“官倒”现象，不仅没得到制止反而从某些方面得到了“支持”，而这些人也更加紧了财富的聚敛。在这种情况下，到了90年代初，这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就已经为自己变成大的企业主积累了丰厚的资本。资本的聚敛使得这个群体日益壮大。这时候，一个比较有规模、比较有影响的社会财富精英就已经形成，由于这个精英集团出现伊始就是和政治精英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很快就将整个社会的优势资源全部囊入自己的体系当中，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划分。由于得不到有效的社会资本体制外80年代初期出现的小“个体”成了永远也长不大的个体户，也因此我国社会上一直没有形成中产阶级阶层。

西方一些社会评论家攻击我们政府是极右的，认为我们制定公共政策是站在资本的一方而不是普通老百姓。这种说法固然偏激，但细想来也并不无道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就逐渐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两极之间是裂痕，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裂痕呈现出越来越大的态势。一方面，新形势下的“剪刀差”使得农村的财富不断的向城市聚集；另一方面，税制改革使得政府收入迅速增多，政府又将这些资本投入到大城市中的大企业，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诸如证券投资市场的发展等因素使得财富精英集团不断的膨胀壮大。他们甚至能够左右政治精英的决策，换言之，此时的政治精英与财富精英已经不是平等关系，某些时候尤其是涉及国家经济的时候，财富精英是处于上风的。这就使得政治精英们的决策只能按照财富精英们的要求来制定，否则是“分”，政治精英们清楚，“分则两害”，所以他们会小心翼翼的维持着财富精英既得利益而求得一时安定。

3.“弱势群体”意味着什么

这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形容法国社会一样，他认为现在的法国社会发展就像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挤出社会结构之外，被挤出的人甚至都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借助这个比喻，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社会状态。我们把我国的社会状态也比做一个马拉松比赛。在这场比赛中，政府尤其是高层领导们是裁判，他们负责指挥；比赛规则是现有的社会制度；参赛队员是除了体质原因造成的弱势群体之外的全体国民。

分析新中国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到，裁判员的枪声响过之后，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一些队员跑得快，我们基本上听之任之，所谓“剥削有理”；后来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经济问题已经不再是唯一能够威胁到政权的因素，于是裁判开始“吹黑哨”，当时跑得快的被以各种理由红牌罚下。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参赛队员都开始战战兢兢，不再奋力的跑，而是基于恐惧而形成一种“默契”，齐头并进，于是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缓慢发展的态势。后来裁判换了，他发现队员士气不好，于是调整了比赛规则，对于跑得快的不仅不给以制裁反而给以丰厚的奖赏，所谓“重金之下，必有勇夫”，队员们的士气得到鼓舞，当时形成的“默契”荡然无存，竞争又成了这一段时期的主导思想；再后来，裁判老了，一些年轻的裁判走上台，他发现有好多长的强壮的已经跑在了最前面，而且老裁判设置的奖品非常丰厚，所谓“见利生歹意”，于是个别的裁判就追上跑得快的，告诉他，你要是把奖品给我一半，我就判定你能赢，这些跑得快的权衡利弊，一定会答应（当然这些运动员中也有一些跑得不快，又想得到奖品，自动找到了裁判，希望得到好处），这样裁判就和一部分运动员勾结起来；再后来，找过裁判的运动员发现，他们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于是纷纷要求裁判改规则，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没办法，得了人家好处，就得为人家办事，裁判就开始改规则，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比赛正式形成。

那裁判是怎么改的呢？最先是“吹黑哨”，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许多运动员并没有违规，而那些行贿的运动员又确实有些跑得不快。怎么办呢？最后没办法，只好制定一些不公平的政策，2000年前后的时候，曾经有些地方政府大力压制乡镇企业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他允许几个运动员合力把另一个运动员挤出跑道，这样被挤出的运动员纵是跑的再快也不会看到终点，因为你已经出局了。（这里我想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读的大学生会感到前途一片迷茫，因为我们已经出局，我们当然不会看到这场马拉松的终点，看不到丰厚的奖品了。）这样那些已经得到好处运动员们会去感谢裁判，送上另一份厚礼；别的运动员们想得到好处就去贿赂裁判，又是一份厚礼，这就是贪污腐败的根源。久而久之，留在跑道上的就成了一小撮，而大部分的运动员都被挤到了跑道外面的草坪上。现阶段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主体正是这些被挤出跑道的运动员们。作为裁判的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已经看不到这些人，也听不到这些人的声音，他只能看到跑道上的运动员，所以制定的政策只会影响到这些人。当然了，即使决策者忽然想起了草坪上的那群人，而制定了一个允许他们回到跑道上的条件，但这个机会尚未公布，就已经被跑道上的运动员抢走了，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利益的。裁判对于此，毫无办法。

作为裁判的政府现在是骑虎难下，一方面收受了那些运动员们的贿赂，只好放纵甚至帮助他们聚敛钱财行为，而这些运动员在其帮助下变得更加强大，这时，即使裁判发现自己的做法有违良心，也不再敢指责这些业已形成大亨的运动员们的是非，因为这些运动员会揍他们，使得他们的裁判席不稳。但他们又担心那些出局的运动员会闹事，于是就施以小恩小惠，比如给他们一些矿泉水、饼干什么的、抑或是一些刺激性的节目，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可是这些小恩小惠一旦不能和运动员们的抑郁相抵时，这些草坪上的运动员就开始抱怨。裁判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些出局的运动员自己组织起来，开始一项新的体育活动，比如足球。如果是这样，马拉松赛跑的裁判就面临着下课的危险。

回到社会现实当中，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知道，财富精英们也知道，政治精英们更知道。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牺牲一方面的利益。现在越积越多的弱势群体行将崩溃，其利益不能不再引起重视，那些财富精英们几乎富可敌国，其利益又动不得，所以只有利用现有的弱势群体去讨伐财富精英才有可能实现一段时间的稳定。但是现在的政治精英大都是“红二代”，这些人已经把政治的大门把死，弱势群体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参与到这个群体的决策中来，换言之，上层决策中没有弱势群体的声音，这使得弱势群体仍然不能和财富精英实现对话。在这样进退维谷的境地下，政府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尽可能的制造一些社会热点，吸引人们注意，使得弱势群体不至于结成利益共同体，而引发整个社会层面的动乱。也只好如此了。

那谁能来救救这“弱势群体”呢？难道真的等他们“自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