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喜欢诗歌的人，多少都读过波德莱尔的诗。我的手头有一本《波德莱尔诗选》，是1992年版的精装本，是我在1994年的春天，一个人晃荡在乐山城牛耳桥一带的偶遇。还记得那个书店是个小铺面，叫北门书店。打开书本的第一页就看到——谨以最深的谦虚之情，将这些病态的花，献给圣洁的诗人，法国文学的完美的魔术师，我最亲爱的和最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泰奥菲尔?戈蒂埃。当时就很糊涂，这个泰奥菲尔?戈蒂埃是谁，获得了波德莱尔如此多的桂冠？我将这一页轻轻翻过，抛在脑后。不久，朋友在我20岁生日送了我一套雨果、拜伦和雪莱的诗集，我后来又陆续读了更多的外国译诗。在九十年代初期，在一个偏癖的山区，对于一个封闭的工厂子弟来讲，能够阅读到当代的诗歌实在有限。我囫囵吞枣地涉及了大量的域外诗歌，未必倾心于译诗的表述方式，相反因为翻译的缘故，我和这些排列整齐的译诗终隔着一层难以亲近的距离。即使是被我视为特殊的波德莱尔，这样的遗憾也是存在的。换种说法，九十年代的阅读，我是遇佛拜佛，遇道尊道，不加选择的杂乱方式进行的，是作为一种养分来读的。

镜中的波德莱尔紧闭薄皮的嘴唇，一双深陷的夜莺般傲岸独立的眼睛，宽阔的囊括了诗歌、小说、绘画、雕塑、音乐鉴赏的额头。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无可挑剔的领结。一条形式主义唯美的领结。那神情有几分不屑，几分愤恨，还有几分神秘。波德莱尔的形象渐渐深入青春的心灵，由着那些迷幻的诗句交替变化出一种缱绻恍惚，一种病的，被阻咒的袒露，一种落魄的忧郁。让我迫不及待地在诗集上留下这样的笔记：汩汩流不尽，那玫瑰红的血液，爱的丛林最深处，是一朵病态的恶之花。说实话，19岁的我是不可能完全读懂波德莱尔的，我对他怀有浓烈的兴味，混合着个人的隐痛。那些微妙的迷离的情绪，就像是从我心里流淌出来的一样，甚至我所理解的这些花朵的邪恶，也只是针对道德上的善而言，而无法深刻体会他的荒诞不经之后那扎根于现实土壤的反抗。那是一种纯粹的愉悦的阅读体验，我在他的诗行字间，捕捉到一种丰饶且痛楚的情感，就满足了。我泅渡在这处浩瀚而瑰丽的海域里，像吸食鸦片一样啃啮的不过是自己的情感，吞吐着一圈又一圈转瞬即逝的幻影。

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象征主义。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十四行诗《应和》（有的译成《契合》）没有特别的印象。这首诗被称为“象征派的宪章”，表现了万物之间，人的各种感官之间的相似性和统一性。我喜欢的是《恶运》、《我爱你如爱黑夜的天空》、《忧郁》、《破坏》等。诗中的波德莱尔享受着物质的刺激，任性又充满柔情地持续燃烧着精神的火焰。这个歌吟腐尸、黄昏、过街女郎、同性恋女人，宣扬虚幻之爱、肉体之美的诗人，有一种幽灵般属于女人的特质——危险又迷人，优雅又叛逆的特质。我试图表达波德莱尔的诗歌最初给我的感觉，但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一定在其中混淆了我现在的更为全面的理解。为了使波德莱尔的轮廓更清晰，我像雕刻匠一样，在原来的刀痕上更为细致地敲打着，尽量均匀流动，符合界限，却再也看不见最初的模糊且粗糙的线条了。

然而问题不是出在遗忘的记忆。尽管我现在能够回想起波德莱尔的特殊成分仅仅来自一种诗歌情绪。我强调的是心灵的感觉，而忽略了他推崇的“想象力的敏感”。他说，想象力的敏感是另外一种性质，它知道如何选择、判断、比较、避此、求彼、既迅速，又是自发的。我喜欢从心里流淌出来的诗歌，在他是不以为然的。批评家波德莱尔修正和反拨了我年少的偏颇。在他一系列评论文字中，我看到的是具有非凡意志力和思辨力的波德莱尔。他多次提到想象力和技巧的问题。他认为，正是因为形式的束缚，思想才更有力地迸射出来。那些呈现出来的光影，巨大的热情莫不是一种有节制的显形。不得不再次提到泰奥菲尔?戈蒂埃。他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波德莱尔的影响是想当然的。美，是波德莱尔真正的灵魂。无论是诗人波德莱尔，还是批评家波德莱尔，他干起来无不得心应手，全在于他对艺术实属罕见的洞察力，可以说，他的人生体验就是一场充满浪漫冒险的美的历程。

虽然我在传承中有了这样的偏离，但也合乎情理。一个人的境遇，决定着他的宿命，受其内在本能驱使的创作，更多的是依赖将这种境遇外化的冲动。我不曾将诗歌作为一项事业来呕心泣血，也从来没有为她寻找过长寿的炼丹术。这是一个两情相悦的过程。我爱她，也怠慢她。一个愉快的契合是，波德莱尔对美的定义——那是某种热烈的忧郁的东西，其中有些茫然，可供猜测的东西——正是我对诗歌肌理的解读，从他那里得到的癖性和噬痕。这才形成对我最大的破坏力，是让我跌进深渊的灾难之源。是的，艺术就像鸦片一样，是药，可以镇痛，却带着致命的毒性！对我来讲，波德莱尔是一个起点，又像是一个句号。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寻找着其他的自由。在走向更广阔的路途中，能使我怦然心动的还是最初如同波德莱尔一辙的象征的森林，无不带着热烈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风格一旦确立下来就很难消亡了，尽管我多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