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都（三）——故国春秋——走近古都（八）　

三、故国春秋——管郑韩历史钩沉篇

（一）、郑州古都是中国史前社会和夏商周社会历史的缩影。

中国轩辕帝诞生立都于斯，中国大禹帝诞生立都于斯，中国奴隶制社会夏商周三朝立都封侯于斯。春秋始于斯，战国始于斯，秦始皇统一六国始于斯。

世上有许多事情是令人费解的。同时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在其排名榜上，虽然目前是被中国古都学会最后确认的一座历史文化古都，但她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座古都，是中华5000年历史文明的诞生地，更是中华5000年历史文明的传承地，是华夏民族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国轩辕帝诞生立都于斯，中国大禹帝诞生立都于斯，中国奴隶制社会夏商周三朝立都封侯于斯。春秋始于斯，战国始于斯，秦始皇统一六国始于斯。试想，中国历史上还能有哪一座历史文化古都有如此辉煌灿烂的远古荣耀与花冠？就目前世界四大古都（意大利罗马、希腊雅典、埃及开罗和中国西安）而言，其积历史文化渊源与厚重于一身者，莫不逊色郑州三分矣。然而，目前郑州古都在世人的心目中，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尽管不可否认其实实在在是从4707年前的远古轩辕帝（前2697-前2599年）时期走过来的，可就从今天郑州完全现代化的高楼大夏身上，怎么也感觉不到西安城墙和北京故宫那种浑厚的王者霸气，也无法触摸到杭州西湖那种清丽婉转之迷人，更难体味到开封古都那年年岁岁久久回荡在世人胸心里的天地正气与娴静文雅。自然她也没有享受过洛阳神都之名、南京金粉之谓。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安阳古都仅以其殷墟之甲骨和邺墟之荒丘即可名扬四海，何乃这郑州古都以其开天辟地逐鹿中原之文明传承于世反而却遭今之世人之冷遇耶？我就不明白，郑州古都究竟还需要用什么样的资历来炫耀自己，用什么样的昂贵付出才能真正吸引世人的眼球以赢得与中国西安北京古都之同等青睐呢？

不容否认，中华一帝之秦嬴政，大汉帝国之刘彻，大唐盛世之李世民，康乾盛世之爱新觉罗·玄烨、弘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那将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民族魂。也应该承认，蒙元中华之疆域，杭州岳飞之冤魂，开封包公之铁铡，洛阳武则天之东都神韵，安阳殷墟之甲骨龟片和邺城之铜雀春深，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那是永久清雅阔气的谈资。火烧赤壁大明一统天国风云与“春*东流”“后庭花”艳之词曲交相辉映，这是金陵王者霸气与秦淮夜月水乳交融的东来紫气与水乡温馨。然而摆在世人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最早的竹帛书简所载之三皇五帝、大禹治水、中华九鼎、春秋战国之影响中国整个历史进展变化的比天还大的历史事件，难道就应该淡化在久远的历史尘埃之中而自甘逊色于秦王汉武，唐宗宋祖吗？轩辕大禹成汤周公，仁君圣君也；刘彻刘秀玄烨弘历，圣君仁君也，今之世人何乃前者疏而后者亲乎？

当历史久远文明的记忆断层在尘封的地底下的时候，历史原始的美丽与娇艳自然凋零在尘埃风雪之中。眼见为实的世人们对那些仅凭竹帛书简所记载的那一具具神奇美丽的历史容颜自然会产生一种本能的质疑。明清时代就已经有人质疑过中国史前文明之三皇五帝夏商周三朝的真实存在，因为在朝朝代代的竹帛书简中写着太多太多的“大约公元前21世纪”之类的“传说”，而这些文字已经“大约”了2000多年，2000多年后的子子孙孙们就像郑州人需要实实在在的“火车头”效应一样，早已经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尤其是不能给世人带来倪红灯百货商场二七广场之类的“大约”之“传说”的描述，非但不感兴趣，而且厌之恶之。于是当人们在没有看到中国“甲骨四堂”通过安阳甲骨文字考证《史记》真实性的时候，在人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科考专家学者对“郑州古都建筑群”进行考古发掘时展示在世人眼前的一桩桩一件件考古实证的时候，在没有看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题报告的时候，曾经怀疑司马迁的《史记》是否在杜撰三皇五帝、盘庚迁殷，甚至怀疑西晋时期从地下出土的《竹书纪年》是否当真有五帝三皇、成汤伐桀而立商等历史人物事件的真实存在，皆情理中事耳，世人之见疑也自然，何怪之有？既有怀疑，自有疏远，只要成了“大约”之“传说”，即或大禹治水成汤立商是史前的轰轰烈烈，也永远不会有兵马俑万里长城北京故宫那样浩气云天，亲切感人，何况那还“也许”是远在3000多年前乃至4000多年前的“神话”与“传说”呢？

几千年的“大约”与“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郑州远古历史的辉煌。然而这远古之辉煌，纵然是金山银山，在几千年的风雨侵蚀中也许有可能化成尘埃，况其一郑州古城乎？虽然郑州的魂灵早已刻画在龟甲竹帛书简之上。今天我们既然已经在嵩山脚下黄河岸边小心翼翼地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探究，在近百年几代痴情的考古专家学者的一镐一铲中，细心辨认虔诚证实了《竹书纪年》、《左传》和《史记》等典籍中记载的历史真实性；既然我们在今天郑州市之阳城、古城寨、二里岗等远古遗址中那一层一层积压的夯土层里，在一件一件业已出土的陶瓷碎片和青铜器皿中，找到了轩辕，找到了大禹，找到了夏启，找到了成汤，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郑韩古城，那么我们对郑州古都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全新的认识。因为我们已比较完整地找回了郑州远古历史的血脉与灵魂，找回了郑州古都原始的辉煌与亮丽。于是我们终于可以从中国原始社会时期轩辕皇帝之第一都城，到中国奴隶制社会夏商两朝之都城，再到周朝前期周文王第一个分封管叔于斯的管国之封地（今郑州管城区），从它们身上至少我们似乎感觉到郑州已经涵盖了中国史前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尤其是郑韩古城的发掘，印证了《竹书纪年》《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关于春秋战国历史风云的真实记载，也澄清了中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滋生的历史原貌。于是郑州古都群的考古发掘成果，终于完整地把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起轩辕下至当代）全部真实地链接起来，从而正式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我们今天世人再也不会因为历史出现断层而感到遗憾与茫然。

如果说郑州古都是中国原始社会和夏商周奴隶制社会的一个缩影，不如说郑州古都是中国原始社会过度到奴隶制社会，又从奴隶社会过度到封建制社会这一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而且在犬戎犯周，平王东迁后，中国进入连横合纵的春秋战国之历史最纷乱的动荡年代，郑州则无疑成为了礼崩乐坏逐鹿中原的第一个肇事者和传承者。也就是说，郑州在周朝兴衰之时日里，为中国历史文明之发展传承了“三个开始”，“一个结束”：西周初年管叔被周武王分封于管国（今郑州管城区）则是西周分封制的开始；郑庄公“小霸中原”建造启封（今开封）新郑（今郑韩古城）军事重镇，则是逐鹿中原的开始，亦是中国奴隶制走向崩溃的前奏曲；三家分晋韩国灭郑而都“新郑”，实为战国争雄兼并蚕食之发轫，亦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初步形成的标志；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中国，中原腹地之韩国则成为了战国七雄中第一个被兼并的国家。韩国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周朝奴隶社会分封制度的完全结束和中国封建社会君主集权制的基本形成。故而郑州古都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奴隶制社会过度到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有人说，历史总的发展趋势是朝着更加文明的时代迈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的。前进的方向，应该就是超乎意料的进步与文明，尽管有挫折与坎坷；抛在身后的应是落后与愚昧，尽管曾经也有过激动与喜悦。就像当年舜帝禅位大禹一样，根本无法料到大禹建立的政权竟然是一个废弃原始公有制而直接进入奴隶制王朝的国家政权。中国奴隶制社会自夏商两朝进入周朝，社会政治体制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而躁动的历史现象：那就是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天下共主”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历史时期逐步过度到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王室衰微的历史时期，具体体现在以“井田”土地国有制遭到破坏而以争垦“私田”开始兼并土地为时代特征的新型地主阶级竞相杀伐的历史时期，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奴隶制王朝逐步瓦解过度到封建制君主专制统治逐步建立的历史动荡时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实际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周朝前期，由分封诸侯一统天下王室强盛政治安定的局面，到周厉王“禁谤”引发“国人暴动”致使王室衰微，到幽王时期因荒淫暴政而导致申侯联合犬戎灭周，这一阶段史称西周（前1076年-前771年）。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阳建立东周，而东周又实际上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即王室衰弱诸侯争霸“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时代，史称“春秋时期”（前770-前746，因孔子《春秋》一书而得名）。其二则是新型地主阶级政治欲望膨胀兼并土地弱肉强食而一统华夏的时代，史称为“战国时期”（前745年-前221年。因刘向《战国策》一书而得名。实际上东周被秦国最后灭亡时间为前249年）。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着三种不同的风云变幻战火硝烟。在大周王朝30代37王791年的历史长河中，远古郑州则以其“管叔之封国于郑”、“郑庄公小霸中原”和“韩国蚕食于秦”的资质与阅历，使其成为了这一历史进展时期的见证者、参与者和传承者。

（二）、管国是拱卫大周王朝之东方重镇，更是中国分封同姓诸侯王之殷鉴。

“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其所封之管叔则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分封同姓诸侯王之先祖，亦为后世管氏（姓）的开氏始祖。于历史而言，以后各朝各代之分封以固王位之得失，无不有管叔叛乱之鉴也。

“分封亲戚、以藩屏周”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分封诸侯世袭制的问世，乃周武王鉴于夏亡商覆之教训，为了巩固并加强对新生国家政权的统治之需要而立焉。商亡周立是为殷鉴，历史殷鉴常有，而重蹈覆辙亦常有之。历史同样有许多巧合，而巧合常出人意料之外。当年夏桀不仁，成汤伐之。成汤立商，作《汤诰》以示天下，结果其后代竟然出现了一个比夏桀更加荒淫凶残的商纣王，于是历史又一次重演了周武王以正义的暴力战争以夺取残暴荒淫的纣王政权的改朝换代之战争。所谓巧合者，乃夏桀囚成汤于夏台，成汤起而以暴力推翻之。商纣王囚西伯候姬昌（周文王）于羑里，西伯候亦起而以暴力推翻之。也许这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命数。武王克商后，虽然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有的统治地区，后又逐渐征服了四周诸多小国。但如何控制东方大片领土却成为武王面临的一道难题。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之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以起到拱卫周王室之作用。首先，武王为了稳定殷商王室之后裔和殷商遗民，就把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封于原商都之地借以控制“商人”（殷商遗民）。但又必须要安排最信得过的人去监视他。于是武王毅然封其胞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侯以监督武庚（史称“三监”。《史记》只载管蔡二人）。与此同时，武王还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分封诸侯的政治事件（共分封71个诸侯国，其中分封周武王姬姓之同姓诸侯53个，异姓诸侯18个）。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继位（仅10岁）。因其年幼，故由周公摄政。而管叔、蔡叔却怀嫉妒之心，不满周公摄政而散布周公意在谋取王位之流言。更有甚者，管、蔡二叔居然在殷纣王之子武庚的煽动下，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弱小国家发动叛乱。为了保卫新生的周朝政权，周公义无反顾承责天下，于公元前1022年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叛乱，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以天地之正气保卫了周王朝。同时为了消除东方之隐患，周公乘胜东征，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小国，从此把大周王朝的势力延伸到东海之滨。周公不但取得了东征之胜利，随之进一步完善了西周的政治制度。通过进一步完善分封制、制定比较完美的宗法制度和乐礼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加强并巩固了奴隶制王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使周王朝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的兴盛局面。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礼乐制度的形成与传承，其功在周公旦也。

据《史记·管蔡世家》载：“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鲜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这就是太史公对管叔被周武王分封到管国（诸侯国）而“监殷”的记载。管国也因此成为当时周朝之东方重镇，西周初年其政治地位十分显赫。周公摄政后，管叔鲜因叛乱被诛，管城由此而废。其后裔“以管为氏”，故而“管叔鲜”成为管氏（姓）的开氏始祖。《战国策·魏策》云：“管，即河南管城，在京县东北，今郑州管城县。”《括地志》亦云：“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然而今天郑州管城区的人们并不热衷于宣扬管叔鲜的历史，尽管人们从世态心理上从是非曲直上都憎恨商纣王，自然也不可能对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怀有什么好感，即或管叔是奉命监视纣王儿子武庚而封国于此，但由于管叔不但没有像成汤一样为郑州人带来历史的荣耀，相反则因管国被废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延缓了郑州历史的向前发展。也尽管时至今日管氏家族的子孙们，也许有相当一部分人，如同邺城废墟的子孙们“但耕古城地,不知古城名”一样，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先祖就是当年的管叔鲜，是黄帝裔孙后稷的传人。或许也是出于一种灵魂深处的忌讳。正如司马迁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史记·管蔡世家》），当年武王封管叔蔡叔之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监控殷商之贵族与遗民以确保东方重镇之安全，以大周王朝“东大门”之重责来拱卫大周政权。故而管国之封地倍受武王器重。《竹书纪年》云：“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而事实上管叔虽“受赐于王”，不但没有完成“殷之监”的任务，反而因为自己没有“摄政”而联合武庚作乱。作乱也罢，可恨者却是联合昔日文王武王之死敌商纣王的儿子进行叛乱，行不义之兵，故而被周公旦所杀。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周王室内部党争的一个败笔。

我常思考，昔日管叔助武王除暴安良灭纣王于朝歌之时，忠心诚挚，天下共拥，何有二心？为何一旦武王崩成王立，则想取代天下而为王，却不思量自身能力与否以及天下之民心，何哉？周公旦，管叔之弟也，贤达聪慧，一身正气，仅凭其代武王受死、伐灭三监、分封建国、制礼作乐、归政成王等一系列可歌可泣之盛誉而观之，实在是位堪与伊尹媲美的一代贤相耳！当其武王归天之时，成王年仅10岁，尚有何人能替而代之以行天下之责哉？据史所载，当年牧野之战，武王作《牧誓》以宣告纣王当诛之罪状，而此《牧誓》正是周公旦亲笔所书也。当年武王征求处理殷王室遗民问题时，不也是周公旦提出以安抚殷之遗民于昔日之商地使天下得以安宁乎？而这一切，心比天高之管叔能及乎？天下之事，其心正，则事可为之，其心不正，为之亦必毙之；天下之事，凡贤达者方能为之。能为之者百千万人也，最终仅一人居其位，余者之千百万人则应群起而攻之乎？其实王者之道，无论何人所为，只要贤者为民，为臣者责无旁贷义务反顾地支持扶助王者正道，即使有委屈有责难而不顺一己之心者，理应隐忍退让，即或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以保天下苍生社稷之殷实安宁，安有以兵刃相见者乎？《诗经·常棣

》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管叔何乃与政敌为伍而自栽耶？倘若世人皆以其小人之心以度君子之腹，总以为人不如己，唯己一人之力即可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为了达到一己之目的而挑拨煽动昔日政敌为伍而伐之，失道之举也。得道多助，失道必寡助，此乃管叔反叛之谓也！

若以管叔之心来度周公旦，我想就连今天的郑州人也会感到汗颜。然则，虽然管叔在郑州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而且仅在大周王朝开国初期就已经凋谢在周公旦的浩然正气之威严下。但他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分封同姓诸侯王之先祖，于历史而言，以后各朝各代之分封以固王位之得失，无不有管叔叛乱之鉴也。西汉刘邦之分封而“削蕃”，西晋“八王之乱”而引五胡乱华，朱元璋之分封朱姓子弟导致燕王朱棣南下而“清君侧”等等，大概都是效仿老祖宗管叔之故也，能不史鉴乎？我忽然想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史鉴有之，世人视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此乃西汉西晋大明王朝分封之谓乎？

（三）、郑庄公“小霸中原”，加速了中国封建化的历史进程。

“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诸卿之力，战则必胜，威加上公，于古之方伯如何？”郑庄公为中国历史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改变了大周历史发展的走向。自此逐鹿中原500年之混战正式粉墨登场。　

郑国是西周王朝最后一个赐封的诸侯国（目前史学界界定）。周厉王死后，周宣王励精图治，选拔贤能立志中兴，选中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少弟姬友（周厉王幼子）为司徒，于公元前806年封姬友于“郑”（陕西棫林），称郑伯(三等诸侯国，周王朝爵位以“公、候、伯、子、男”五等分之)，郑伯后又迁拾（今陕西华县之东）。因而郑伯也就成为了西周王朝最后一个分封的诸侯王，史称郑桓公。郑桓公为西周司徒，历经宣、幽二王。由于周幽王荒淫无道，烽火而戏诸侯，举国危机四伏，倾国在即,故而郑伯常思自家退身之路。据《国语·郑桓公谋迁国》所载：“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于是太史伯给他分析形势：“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并给郑伯指出了一条“……若前华后河，左洛右济，主芊隗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的保身之路。于是，郑桓公在太史伯之“……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同上)之忠告下，于幽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74年）将郑国全部财产、部族、宗室连同商人、百姓一同迁移到东南之虢国和郐之间（今河南嵩山以东的新郑一带）的溱洧流域，国号称新郑（以别于陕西棫林之“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桓公寄孥”之大迁移。

“桓公寄孥”之大迁移从当时背景来看，确实是出于保护自身家族利益和安危之目的而为之。就连桓公本人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三年后西周亡于犬戎之手，周幽王和郑桓公同时被犬戎所杀。于是乎，这一历史性的诸侯国之迁移，迁出了一个东周，迁出了一个新郑，迁出了一个春秋争霸逐鹿中原的历史动荡时期。郑桓公就是这一春秋战国历史动荡时期的弄潮儿。因此，“桓公寄孥”之大迁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说，拉开了中国奴隶制走向崩溃和瓦解的序幕，也是诸侯争霸问鼎中原的第一道闪电和第一声惊雷。

在郑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公元前806年受封于郑到公元前375年为韩国所灭时止，郑国历经23君431年,有四位关键人物是我们必须提到的，那就是郑桓公、武公、庄公和文公。目前在流传下来的相关文献中，《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左传》和《史记》虽然对其皆有记载，然而关于郑桓公“寄奴”中原之虢国和郐国（即溱水和洧水之滨）之记载，《竹书纪年》与其他著作有两处相佐：一是《竹书纪年》认为郑桓公是在兼并虢国和郐国建立新都后才去世的（《竹书纪年》云：“二年，同惠父（周厉王）子多父（郑伯）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并非于前771年死于“犬戎之乱”；二是以《国语》和《史记》等权威性著作所载，认为郑桓公“寄奴”中原后，即在前771年“犬戎之乱”中与周幽王一起死于国难（《史记·郑世家》：“二岁，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下，并杀桓公。”《国语》：“幽王八年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十一而毙……”），还没有来得及兼并虢、郐二国就已经“十一而毙”矣。因而兼并虢国和郐国的历史事件则是其儿子郑武公所为。我常想，古史记载有误是常有的事，不足为怪，正像国学大师王国维指出《史记》中关于盘庚迁殷之事与“甲骨文”记载有误一样。我们今天无须研究其兼并者乃桓公也罢，武公也罢，我们只要知道他们父子两代人在西周与东周交替之际，在大周谋臣“太史伯”的策划下，在大周天子的默认下，公开大胆地把天子所封之“郑”地的全部物产和臣民浩浩荡荡地迁徙到嵩山之东的溱洧流域，先后灭掉虢、郐两国，并相继把鄢、蔽、补、丹、依、蹂、历、华等地纳入郑国版图，建立了一个远远大于原来封地的完整独立的诸侯王国——郑国。而且因为郑武公助周平王东迁河洛有功，平王甚至心甘情愿地把中原重镇“虎牢”之地（今荥阳附近）也送给郑武公作为壮大其封国之酬劳。为此我们可以作出三个推论。一是当时周天子十分重视并且十分在乎郑国的存在（周平王杀父夺位后，之所以能够顺利东迁者，则主要依赖于晋郑二国拥立为王也）；二是郑国第一个敢于向天子示威藐视王权的周朝司徒：郑伯以其迁徙封国拓展疆域兼并土地建立新都等一系列违背分封制度的事件来破坏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三是以周公旦辅佐周武王时所制定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至此开始失效：“礼崩乐坏”始自郑国，“逐鹿中原”亦始自郑国，郑国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历史风云动荡的“肇事”者和公开蔑视王位、破坏旧制度的叛逆者。郑国自“桓公寄奴”始，“周郑交质”、“射王中肩”、“假命伐宋”等一件件一桩桩“小霸中原”而背天行道的事件，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与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封建化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郑桓公谋划“寄奴”中原一事，以此作为一条确保生存之退路仅是整个事件的一种表面现象，而真正目的则是以其城府深远之战略眼光来逐步为以后郑国“谋霸中原”之400多年之基业铺平道路。那么郑武公之“释放商奴，劝课农桑，繁荣经济，教化民众，加固京城，扩建城邑（其规模远远超过周天子的城邑）”等一系列大胆锐意创新的甚至被当时称之为“大逆不道”的治国理念，则实实在在为作为中原“四战之地”的郑国以后400多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称“武公之略”。在此基础上，使郑国真正意义上成为逐鹿中原的始作俑者，则是在郑庄公继位之后。他在祭足等人的辅佐下，初践王纲，用武犯边，图谋诸侯盟主，最早且成功地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历史序幕。

郑庄公不仅是郑国的第三代国君(前743—前701年在位)，还是周王朝的重臣（卿士即司徒，位同宰相），一生功业辉煌。他以独到过人的军事才能和娴熟圆滑的政治外交魄力，使其在列国纷争的政治漩涡中立于不败之地，成就其小霸中原的时代英雄。他在位期间，分别击败过以周天子率领的周、虢、卫、蔡、陈以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讨伐郑国之联军。期间，郑庄公御燕、北戎而大胜之；侵陈，伐许、克息，攻必克战必胜，真可谓北控卫、晋，西服巩、洛，胁宋迫许，威加北戎，甚至常受王命以伐叛臣，或抗王命而主公道，一身战功赫赫。然而郑庄公一生之光环，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精权谋、善外交的政治家而煜煜生辉，更在于他有超人的胆量和勇气在尊祖敬宗与蔑视王权的矛盾斗争中，沿着桓公与武公未走完的足迹，以其一生之精力和惊人之举，循序渐进地完成了五件大事，即启拓封疆以扩大势力范围，平息叛乱以巩固内政，抗衡天子以藐视王威，矫命伐宋以显国威，结盟诸侯以成小霸。通过郑庄公43年的苦心经营，提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第一个吹响了摧毁划地为牢时代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政治宗法制度的号角，第一个把中国引领到春秋各国蔑视王权，以大凌小，相互征伐，各自为政甚至“以王命讨不臣”的“春秋无义战”（《孟子》）的历史时期，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为开发中原，促进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郑庄公一生为了逐步实现其政治理想，首要之务就是建立军事重镇以为启拓封疆之需。为了拓疆封地，撑控中原，郑庄公以嵩山之东侧的原郐国为基地（郑伯第一次迁址于此为郑国第二都城），另外重新拓建了两个军事重镇：新郑(郑文公迁都于此，今郑韩古城)和启封(今开封县朱仙镇古城村，魏国古都开封的前身)，这两个军事重镇均超过了当时诸侯国建城之要求（周天子规定：列国都城之规模不超过900丈）而达到了1000丈以上。因此，郑庄公所建两个军事重镇，实际行动上就严重蔑视了周天子之天威，说他野心膨胀应不为过矣。凭借其当时的两军事重镇以及京畿之地，为郑国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作好了地域上的准备。与此同时，他以政治家的谋略，及时镇压了其弟共叔段的叛乱，同时也处理好了亲生母亲对自己的“厌恶”之情（庄公名寤生，因出生时难产，故而母亲不喜欢他，而独爱其弟共叔段），因而中国先秦著作《春秋》之“三传”以及清代文选《古文观止》等历史文献中大都以《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历史事实而开篇，可见当年郑庄公平定其弟共叔段之叛乱而强化郑国内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之重要。尤其是庄公掘地黄泉而见母的故事（“不及黄泉，毋相见也”；“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更是感动了中国几千年，作为中国仁义孝德之典范而垂青史。由此郑国一时出现了“出其东门，有女如云”、“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诗经，郑风》之民生安泰的政治局面。　

实事上，“春秋之乱”，应始于郑庄公与大周天子的对抗与较量之中。历史变故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或者说改变一个历史走向往往出自于一细微事件。中国奴隶分封制的逐步瓦解，诸侯逐鹿中原的起步，实实在在就是从周天子对郑武公郑庄公之不信任开始。《左传·隐公三年》载：“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君臣之间的互不信任，是周郑交恶的导火线，后来事态发展到君臣无上下，政令出自诸侯甚至假王命而讨不臣等各自为政的地步，这是周天子始料不及的。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君臣平起平坐的政治局面，则始于公元前720年的周平王与郑庄公“周郑交质”一事。（“……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左传·隐公三年》）。可以这样认定：一旦天子与大臣以儿子为“人质”而作为处理国事条件的时候，就已经说明“天下共主”的时期至此出现严重危机，诸侯蔑视王权亦自此发轫。随着平王崩，桓王立，周王朝大权交由虢公管理而彻底排斥郑庄公卿士之地位，由是郑庄公自然会采用一些偏激的手段来报复周桓王。“……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你不让我为卿士，我则不让你吃饱肚子，周郑交恶日深。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桓王不但免去郑庄公朝中司徒之职，又亲自带领虢、卫、蔡、陈等诸侯联军讨伐郑国，郑国被迫应战，其时，周天子桓王却被郑国大将祝聃射中肩膀，史称“射王中肩”，当祝聃欲再射时，被庄公阻止：“君子不欲多一人，况敢凌天子乎!”并派祭足慰问桓王以求“天王怜而赦之”。至此，虽然郑庄公作为“春秋小霸”已经形成了与周王朝抗衡之能力，同时作为周王朝之公卿，仍然对周王朝的抗拒有理、有节。然而“射王中肩”的历史影响却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出现了两个历史性的转变。一是周天子自此威信扫地，周室对诸侯国的非礼所为只能苟且隐忍，再也无权干预诸侯逐鹿之事，更谈不上还能给郑庄公以什么处罚；其二，以郑之“交质”、“取麦”“取禾”“射王中肩”等一系列冲突，实际上反映了诸侯公然蔑视王室、僭越礼仪的开始。正如楚君熊通欲封王号而遭据绝时斥责周桓王云：“郑人射王肩，而王不能讨，是无罚也，无赏无罚，何以为王!”遂自立为楚武王。一言以敝之：郑庄公御王师射王肩之叛逆行为沉重打击了周王室的威望与自信，开各诸侯列国蔑视王室之先河。　春秋之乱始焉！

在郑庄公时代，礼崩乐坏还只是开始，所以他还是有所顾及的，也许这就是他不敢置周桓王于死地的主要原因，他不想背负射杀天子的骂名。再者即或天子形同摆设，有时“假王命以伐不臣”还是有用的。当其仍是周王朝“卿士”的时候，基于双层身份，有时候为了达到自己国家对外扩张的政治目的，不得不假借王命以令诸侯。“假命伐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郑国处四战之地，欲图发展十分艰难。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东周，郑国无法与之争锋，而在东邻卫、曹、鲁、宋、陈、蔡诸国中，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颇有号召力，是郑国发展的屏障。于是庄公便在与周桓王交恶的情况下，依然打着““奉天讨罪”的旗号，与齐、鲁联盟攻宋，并把攻取下来的宋国郜、防二邑送给鲁国以固三国之同盟。《东周列国志》所载：“寡人奉命讨宋，今仰仗上国兵威，割取二邑，已足当削地之刑矣。宾君上爵，王室素所尊礼，寡人何敢多求？所取郜防二邑，齐鲁各得其一，寡人毫不敢私。”只因齐国不受，所以一并送给鲁国罢了。齐鲁等国哪里知道“假命伐宋”乃当时对世人的一次大欺诈，反而却赢得了齐鲁国君的由衷赞许。郑庄王通过“假命伐宋”之战和“射王中肩”之葛繻之战，使郑庄公声威大振。于是周边大国之宋、卫、陈等宿敌都纷纷前来求和，一时之间，郑国一举成为当时中原最强盛的诸侯国。于是在前701年，郑庄公与齐、卫、宋等大国诸侯正式结盟，俨然已成诸侯霸主。正如郑庄公有一次击溃宋、卫、蔡三国联军后举行庆祝会所言：“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诸卿之力，战则必胜，威加上公，于古之方伯如何？”那时的庄公就已经吐露了他谋霸一方之长的志向，何况今日宿敌已为盟友乎？历史上之“郑庄公小霸”由是名之。自此，郑庄公为中国历史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逐鹿中原之500年动乱历史也正式粉墨登场。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讲的就是周王朝已成土崩瓦解之势状耳。我们说能呼风唤雨而改河山之色者，必定英雄也，郑庄公当属之。虽然郑庄公凭郑国之势改变了周王朝的历史走向，但其一生亦有两个重大失误，导致郑国在他死后由盛转衰，并没有达到他生前的预期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封建化的进程。一是生前没有对太子忽（即郑昭公）之位作出妥善安排，以致自己一死，郑国立即陷入昭公和历公（公子突）之争，使郑国形成两君并立的混乱局面，为害甚久。二是不听太子忽之劝告而重用高渠弥，这为郑国留下了严重后患。直到郑文公继位，郑国才得以稳定并继续向前发展。

郑文公（名“捷”）是一个前承庄公后启穆公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一代贤君。他在位45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迁都新郑(前671年，文公二年)。庄公在世之时，原轩辕皇帝故居有熊之地（今古城寨）作为一个军事重镇，有意建城立都于此，只是后来庄公死后二子争位，二君并立而没有完成这项使命。直到文王最终迁都新郑，其规模远远超出周王室。新郑国都之迁，是以后300多年郑国立足中原的重要保证。二是“二次勤王”，恢复与东周王室的友善关系，以确保在大国侵凌的困境中而立于不败之地。公元前　636年(文公三十七年)周王室发生了“子带之乱”，周襄王被逐，避难于郑，郑文公迎周王居于京城，这是郑国继郑武公勤王之后的又一次勤王行动。最后又是晋国打败叛军，迎周襄王复位。所以历史上周王朝两次遭受戎狄犯周都是晋郑二国保驾，也许这就是郑国能够在中原立国431年之久，而其后晋国经赵魏韩“三家分晋”能够得到周王室认可而分封为诸侯王的主要原因。三是友善邻邦。郑文公能正确处理同各国的关系，凡事从本国的安全与稳定出发，对内整顿吏治而求生存，对外或拒盟，或会盟，只为换来郑国的和平发展。文公执政45年间，先后经历了与郑国有关系的会盟、拒盟、伐郑、救郑等25次重大事件，使郑国能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确实不易。

郑国后经郑穆公、郑灵公至郑康公等24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正好迎来我国历史上的东周列国时期，五霸争雄，角逐中原，鲜血淋漓延至战国后期也不减其势，“并大兼小，暴政经岁”，“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已然成为历史发展过程的一条潜规则。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国便成了诸侯称霸必须争夺的主战场。曾有人戏言郑穆公在位期间，在外交上时而服晋，时而屈楚，没有立国之宏图。其实郑穆公屈身求全，实出无奈，因为昔日先祖庄公小霸中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加之晋、楚问鼎中原之时，都决不会让郑国被任何一国吞并，于是就奇迹般地出现了诸侯国多次救郑的局面。据史学家统计，郑国所历14代23君431年中，大小战争约140次之多，而郑穆公之后的242年就有90多次，其中被伐42次，出兵伐别国31次（并灭许国）。在紧急关头被其他诸侯国所救11次，出兵救别国2次。当兼并杀伐的硝烟从春秋漫延到战国初期的时候，不堪重负的郑国终于在四面杀伐中油尽灯灭，于公元前375年被三家分晋后逐渐强大起来的韩国吞噬在秋日的残阳里，431年的搏击与委屈，在无可奈何的哀叹中画上了一个并不心甘情愿的句号。

孔子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虽然这是孔子对春秋争霸逐鹿中原之历史事件所作出的总结与概括，然则此“有道”与“无道”之区别必须亘古不变么？《周礼》始出之时，以仁义礼智信而为社会生活准则，去蛮野愚昧腥膻之味，故而天下从焉。但其周公制定礼乐之时，亦并未完全遵循三皇五帝之旧制。至于说到大周王朝之礼崩乐坏，也并非始于郑庄公，实则始于厉、幽二王也。特别是周幽王之“烽火而戏诸侯”，事实上就是对《周礼》最残酷的践踏。相反，郑庄公背制越礼之事，相当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之潮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道可道，非常道”（《孟子》），时代在变，其道必变。当周王朝之政治礼乐制度严重阻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时候，郑国率先弄潮，大胆举起逐鹿中原之旗号，与不合理的严重桎梏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抗争，何责之有？故而自郑桓公“寄奴”始，至庄公交质射王中肩而小霸中原，不信始焉，礼乐崩焉，这本应是一种旧制度过度到一种新制度的标志，当颂破旧立新之功，岂可以罪而论之？若以此而论罪，我想哪怕郑伯于九泉之下亦为其承冤受责而鸣屈也。虽然“国无信不强，民无信不立，”亦只能言一时一地，即或周郑之互不信任而使周灭于秦而郑灭于韩，并非“天下无道”故也。韩非子云：“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所以立国431年之久的郑国，尽管在“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征伐中灰飞烟灭，但是却勇敢地承担起了“时变道亦变”而推波助澜的历史使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加速了中国新型地主阶级所期盼的封建君主集权制形成的历史进程。正如韩非子所言：今世之人倘若还一味地遵循远古之礼法而颂“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　

（四）、韩国虽有兼并郑国之势，却无抵御秦国蚕食之资。

中国史学界习惯上把战国时期定为公元前476年-前221年。其实公元前403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之韩赵魏为诸侯国，实为战国纷争“以强凌弱”之始。韩国分晋为候而灭郑国雄踞中原腹地，却又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因改革最不彻底被沦为七雄中最弱小的国家，最早被秦国所灭，成为秦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牺牲品。

历史分期是人为划定的。刘向以《战国策》纪事把公元前476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期。这是从历史文献记载之所需而划定的。而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则从大周王朝礼乐崩坏的时代特征之角度把春秋战国的历史分期定为公元前403年，则反映了司马光十分重视并维护《周礼》的历史价值观和人生观。《资治通鉴》开篇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之所以把“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分期的标准，是因为他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也就是说：“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司马光站在以维护祖宗宗法礼乐制度的角度来进行历史分期，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从顽固地维护落后的旧制度这一点上，司马光终身不改，也许这就是他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支柱。从战国初期开始，有两件政治事件，实实在在给大周王朝以《周礼》为代表的的政治法律制度来了一个彻底的否定。一是前403年晋国韩赵魏三大夫瓜分晋国而被周天子受封为诸侯国；二是前391年（周安王十一年），齐国大夫田和废除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亦得到周天子册封。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这种完全否定周王朝分封世袭制的事件竟然得到当时天子的册封，表明天下已经认可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的政治法则。而这种不循周礼的政治法则，已然宣布了周王朝奴隶主贵族政治制度的彻底瓦解与新兴地主阶级所期盼的封建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已具雏形。

其实，如果我们站在周天子的角度来看“三家分晋”，也许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心理解释：没有晋国和郑国的鼎力扶助，周平王就不可能东迁洛阳而为“天下宗主”，所以郑庄公“小霸中原”周天子认了，而今晋国三大夫分晋，周天子亦认了。何况这时的周王朝实际上早已经从天子的地位下降到连诸侯都不如的地步了，从内心深处虽然不愿意看到出现天子与诸侯国平起平坐甚至不如诸侯国的政治局面。因而事实上导致周天子地位的每况愈下，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郑晋二国“恃功自傲”故也。因为东周王朝两次遭受犬戎侵犯（前771年灭西周，前636年“子带之乱”）面临灭国之灾的时候，也都是郑国和晋国两次勤王才真正保全了周王朝。所以他们才敢于把自己与天子并肩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春秋之始乱，源于郑庄公“周郑交质”和“射王中肩”，而战国之始乱则源于“三家分晋”而为候国。这也许就是司马光所谓天下已经失去“名、分”之说罢。郑庄公当年敢于向周天子叫板，但有一件事是庄公意想不到的，那是战国之始乱之一者韩国，竟然在前375年活生生地把春秋始乱之鼻祖，曾经一度小霸中原而且历史悠久的郑国给灭了，还理直气壮地把原郑国之都城新郑作为韩国自己的都城（今郑韩古城）。此时韩国盛气凌人若此，前者分晋而为候国，后者神速灭郑而盘距中原，也许这就是特有的“战国时代逻辑”！

韩国并不姓韩，原本为晋国公族，姬姓（周天子宗室）。春秋时，晋昭侯封姬成师于曲沃，成师的儿子庄伯又封弟弟姬万于韩原（今山西省稷山县），韩万以封地为姓，是为韩武子。韩氏在晋武公、晋献公、晋惠公三朝位高势大。至前636年晋文公即位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家门不幸，韩氏家道中衰。幸好唯一的幼子韩厥得到赵衰（晋文公的姐夫）抚养，贵胄之后沦落成赵氏的家臣。而赵衰的儿子赵盾对韩厥则更有知遇之恩。韩厥以其优秀的军事才能得到赵盾赏识，在河曲之战中提拔为三军司马（从奴隶到将军），韩氏家族从此复兴，至晋景公时已为晋国六卿之一，至晋悼公时韩厥已经成为晋国六卿之首。韩氏家族至此达到鼎盛时期。亦为后来三家分晋雄霸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切皆因韩厥（史称韩献子）护国之功。

司马迁曰：“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史记·韩世家》）。太史公认为韩氏在晋国630年（公元前1033年—公元前403年）的历史长河中仅一韩厥位列六卿，韩氏家族确实没有其他卿大夫的功劳硕大，却能够在兼并杀伐中生存174年之久，这是应该的（“宜乎哉”）。也许这是太公史站在韩国以忠义正直立国之角度说的。我常想，韩国当年有兼并郑国之势，为什么就没有可能像秦国一样继而兼并六国而一统天下呢？“三家分晋”后，三晋之中虽然韩国在领土上是最小的一个诸侯国，但其军事力量在韩国初期是十分强大的（三晋中，战国初期魏国为盛，后期赵国为强），然则虽然在逐鹿中原的“四面楚歌”声中经历11君174年，但最终由盛而衰，曲终人散，何哉？韩国自公元前403年立国始，到公元前323年去诸侯国而称王，到公元前230年第一个被秦所灭，历经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初有吞并郑国之势，中有去诸侯而称“王”之霸气，最后却无抵御强秦之资，甘为鱼肉，原因何在？细细想来，应该有四个方面的成败教训值得我们今天世人圈点并当永远铭记而思考之。

以“忠”、“义”立身治家齐国，乃韩氏家族居世之品德，亦是韩国能够分晋为候并在战国初期雄居中原的重要原因。用司马迁的话说，韩氏立世乃祖宗阴德庇护所至。《史记·韩世家》云：“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这里讲的韩厥之积“阴德”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氏孤儿》的故事。知恩定报，救人于水火，救国于危难，以其正直刚烈忠诚之品德而位列六卿之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韩厥。如果说春秋初年因周郑无信而引发春秋之乱，那么导致春秋战国之交，有一件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没有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中国历史就不一定会出现“三家分晋”，史学家们也许就没有机会去研究“东周列国”之“战国七雄”了。公元前583年晋国发生内乱，赵氏家族在“下宫之难”中因被人陷害几乎灭种灭族。目睹这一血腥事件全过程的韩厥，为报赵氏家族再生之恩，当事件平息一段时间后，韩厥斗胆向晋景公强谏应该恢复在“下宫之难”中被冤屈的赵氏家族世袭之候位。并力保赵氏家族中唯一一个由程婴、公孙杵臼以偷梁换柱之方式保全下来的赵氏孤儿赵武，终于保住了晋国赵氏家族的血脉以继承先前强盛的赵氏基业。这才有了以后的“韩赵魏”三家联手灭智氏而三家分晋。否则《战国策》可能有《韩策》《魏策》而无《赵策》了，这就是司马迁谓之“天下之阴德也”。若无赵氏孤儿重振赵国基业，何来智氏联韩魏而伐赵于晋阳，又何来韩赵魏之“三家分晋”而霸中原哉？赵衰有德于前，韩厥报恩于后，如此阴德，为中国历朝历代歌而颂之，此乃“义”也。当晋国后期内乱四起之时，晋悼公立志匡扶晋国霸业，破格提拔铁面无私的韩厥为执政大夫兼中军元帅。自此韩厥不但成为了晋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正卿，而且为晋国的复兴死而后已鞠躬尽瘁，为稳固晋国后期100多年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此乃“忠”也。因为其“忠”与“义”，为韩厥迎来了自己人生事业辉煌的巅峰，韩氏家族也因为韩厥的这次飞跃而再度升华。这次正卿地位的确立，使韩氏家族在晋国卿士中的地位达到鼎盛时期，并为以后雄踞中原吞并郑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许多史学家认为，战国时期的历史进步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兼并战争之需要各国相继进行了变法和改革，彻底摧毁了奴隶制赖以生存的土壤，确立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社会根基。二是兼并战争之最终目的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各民族大统一。在各国相继变法图强的历史时期，韩国变法改革也在其中，但韩国却因变法而亡国，亦因不变法而亡国。岂不怪哉！其实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在战国初期，韩国因改革的目标与方向的错误导致韩国由短暂的繁荣走向最后的贫弱而亡国；战国后期，韩国亡国在即却始终不采纳韩非子的变法强国主张，仍然依其申不害之绥靖主义外交政策，故而韩国速亡。

公元前355年，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的政治改革。当时韩国在七雄中，虽然地处黄河中游地区之中原腹地，但是其国土面积最小，且四面强国如林，西秦北赵，东魏南楚，可谓从迁都新郑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把自己置身在列国纷争的咽喉之中，若不能自强扩张，就几乎再难有发展的空间，随时都有被蚕食的危险（当年郑国之亡教训如此）。强则图存，弱必遭辱，改革成为强国保身的唯一出路。申不害相韩15年，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和“术”治，而以“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为主。通过变法，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这一时期也成为韩国最为强盛的时期。

但是申不害之改革与魏国之“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尽地力”和“平籴”的政治经济政策不一样，亦与赵国之“胡服奇射”的实实在在的强军政策不一样，自然更与秦国之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推行县制、编制户籍、奖励耕织等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改革措施大相胫庭。他把老子“无为而治”和“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思想演绎为政治上的“权术”之理论体系，申不害主张“为人臣（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申子·大体》），即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循名而责实”呢，在他看来，就是要靠“术”这个手段，因此，他主张要做到“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从而达到“去听”、“去视”、“去智”（《吕氏春秋·任数》）之目的，也就是从表面上看皇帝是装着不听、不着、不知，实际上却是利用“术”之手段以达到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之目的。所以“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定法》）。其强调君子以权术驾御群臣之道，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改组并整顿了官吏队伍（“操契以责其实”），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促进了政治经济的发展。但申不害之“术”者，即“治吏之道”也，自此韩国君王行使权利，查核官员有了一套秘而不宣的术治方法，使得韩国吏员人人自危，相互算计，自私无公，一扫韩厥家风，其劲直、节烈、忠义的国风在“无为而治”和“柔弱胜刚强”阴影中荡然无存，迅速使韩国由强盛走向崩溃。自古以来，大凡立国之道以权术谋人，而不思以富国强兵之路立国，其国焉能不败乎？韩国由此而玩权术不图自强的亡国之道在韩国改革的漩涡中滔滔东去，永无归日。在这种政治“术”治的浸染下，韩国精心设计的“出让上党”、“肥周退秦”、“水工疲秦”、“兵事疲秦”之计，终于在自掘坟墓的交响乐中，敲响了韩国覆亡的丧钟。

自私的哲学应该是损人利己以求自强，即或是江湖大盗绝世毒枭者亦然。韩国则不然，在其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在于不思富国自强，但知损人以利己，必然招致损人又损己而自取灭亡的结果。仔细想来，有四件作茧自缚的事，就像足球场上的“乌龙球”一样，球员居然把球踢进了对方的球门，最终惨败，实在让人泣泪。

战国时期决定韩国命运的有两场战争（马陵之战和长平之战）。战国初期，中原三晋（西韩，东魏，北赵）最强盛的魏国因侵犯韩国而迫使韩求救于齐，致使魏国在马陵之战中彻底惨败，从此委靡不振，此失一强邻也。战国后期，中原三晋之赵国势力雄踞第一，却因韩国在移祸大邦的“出让上党”的“长平之战”中，赵括纸上谈兵非但没有保住上党，反而使赵国损兵折将五十万，从此失去抗衡秦国之力。这是公元前262年，秦犯韩欲占领上党等地，韩国君臣自以为把上党之地出让给赵国以达到“移祸大邦，脱我存亡之危也”之目的，其结果则是引发秦赵长平大战三年。在此韩赵存亡之际，韩国却隔岸观火而不助战，以为“驱狼逐虎”则可保全自己。恰恰相反，韩国非但全部丢了上党、野王等黄河北岸的要塞险地，且连黄河南岸的水陆要道也被秦国全部占领，致使赵国惨败，中原三晋从此再无抗御强秦之力，最终损人损己，使自己又失去最为可靠的盟友，唇亡齿寒若此也。秦国得以成为中国版图上政治军事力量最为强盛的国家之日，自当韩国自取灭亡之时，能不悲乎？

踢了一次乌龙球，应该吸取了教训，可是就在事隔13年之后的公元前249年，韩国似乎忘记了“出让上党”之痛，在强秦犯边之际，又以“假手于人”的“肥周退秦”之计来损己利人，以割让两城于东周为诱惑，鼓动本来就已经苟延残喘的东周王朝与秦对抗，结果导致八百余年的大周王朝正式灭亡，自己也丧师十二万之众，从此兵疲国弱而不堪一击，唯有对秦国俯首称臣而为天下笑矣。此次事件，如果历史要给韩国清算的话，韩国其罪有三，一是背祖，导致祖宗基业之灭亡，近八百年的大周王朝彻底葬送在韩国手中。二是不义，在危难之际，在战争的祸水引向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东周，非子民之德也。三是无耻，常日时不思图强，一有危难，就移祸周边，纯粹小人所为也。

韩国如此儿科之“术”，实在对不起韩氏祖宗，然而麻木的一代子孙，就是不思进取，不思富国强兵，反而在算计别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能自拔。在韩国历史上，最为天下不齿者，也许是韩国自以最得意的杰作，那就是被世人誉之为“水工疲秦”的“釜底抽薪”之计。公元前246年，韩国派水工郑国入秦，为秦国筹划并主持兴修水利的浩大工程，图谋大耗秦国资财民力，使其无力征发大军出关犯韩！然而使韩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国因这项长达三百余里的大型灌溉工程（秦国自豪地命名为“郑国渠”）而富甲天下，国力大增，为消灭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根基；大军东出之日，第一个兼并的就是韩国！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实乃韩国之谓也。

韩国之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蕴含深远的滑稽实在耐人寻味。韩国之兴，兴于劲直、节烈、忠义之国风；韩国之亡，亡于“术治”之乖谬。原本一个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其国焉能不亡？从韩昭王始，至韩王安，以为“秦虎狼之国也，可以谋存，不可力抗也，”对内不思强国强军以自保，对外则奉行绥靖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让出上党”、“肥周退秦”和“水工疲秦”的一次又一次的算计中把自己送上亡国的道路。即或在最后面临亡国之紧要关头，还诱使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说秦而进《存韩》之计，妄图以“兵事疲秦”之如意算盘来挽救这个贫弱腐朽的王朝，活生生地把一代法学宗师卷进了为韩国殉葬的深渊。

有人说韩非因进《存韩》而韩亡，著《说难》而身死，仔细想来不无道理。所惑者，乃韩非作为韩国诸公子，又是战国时期法家理论研究之集大成者，既然得不到韩王安的信任，为何在明知韩国必亡的情况下还要舍身前往秦中大地说秦而作《存韩》之论呢？大概还是出于一片忠诚爱国之心不灭而又无可奈何之故吧。正如李斯姚贾对秦王所言：“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是尽管韩非被李斯（韩非与李斯同为荀况弟子）所杀，然其《韩非子》一书中所宣扬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之巅峰，是为李斯所不及也。《韩非子》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难怪乎秦始皇读完韩非子之《五蠹》、《孤愤》后慨然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并不惜动用军队急攻韩国以求韩非子事秦。可见韩非子之治国平天下之谋略是何等高论了。以后事实也雄辩证明，秦始皇运用《韩非子》治国方略而兼并六国，完成了天下一统之大业。历史就是这样滑稽，韩国自己国家的诸公子，有如此富国强兵励精图治之道而韩王安竟然不知起用，宁愿看着自己国家走向衰亡。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韩王安“及急”方“乃遣非使秦”，迫使其在救国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以心存侥幸而作《存韩》之论，企图以此能够达到挽救韩国于灭亡之目的，终使韩非身死异国，能不悲哉？

在战国诸子百家中，韩非该死却不该冤死。当年商鞅变法让秦国成为七雄之首强，沉重打击了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壮大了新型地主阶级势力，应该五马分尸死。吴起，先事魏而魏强，后事楚又楚国富并逐鹿中原，该乱箭射死。也许这就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理。可韩非贵为公子，虽满腹经伦韬略万种，为天下法家第一，却始终不得施展才华保家卫国之时机。连申不害之儿科“术”治都影响了韩国近百年之久，可韩非子却日夜思求报国而无门，生不能为韩国建立功业，死不能保家国之安危，却抛尸秦川而作孤魂野鬼，能不冤乎？说其不该冤死却又该死，何哉？即不为韩所用，何乃入秦而不事秦？前有同窗李斯入秦而作《谏逐客书》为后世称颂，后有郑国入秦而开凿郑国渠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然则韩非入秦而思故国，“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可为何欲存故国而说秦伐赵伐楚而把战火引向盟国哉？楚亡赵灭而一弱小之韩国安可存乎？如此唇齿之邦，不思合纵以抗秦，竟然说秦而覆宗国，如此不仁不义，韩非能不死乎？正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云：“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韩非子的血抛洒在八百里秦川，渗入黄土之中，和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的君主集权之理论，融入到社会进化的时日里，今天应该是找不到踪迹了。然而生养韩非子的郑韩古城遗址却深埋于嵩山之东的溱洧流域，3000多年后的今天，意想不到会有再现天日的时候。而今再次裸露在世人的眼球里的郑韩古城遗址，还是那样新晰诱人深思，只是少了些鼓剑刀鸣，遗失了些许竹帛书简。今天郑州管城区的管氏后人们尽管仿佛从郑州二七塔的灯光中或许会在期盼中看到夏商周三代之远古文明的光辉，更会在郑州古都群的历史背脊上去读懂那深沉烙上的三代历史兴亡之轨迹。月明星稀的时候，嵩山禅寺静夜的钟声和着黄河滔滔东去的新歌老曲，把三皇五帝的号子、夏商周三朝的鼓角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锄镐声声，汇成悠远历史的钩沉之思绪，悄然融入那数之不尽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编制的魔力之中……　

2011年2月26日深夜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