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元炜是谁？他有何德何能何种巨大贡献值得人们去发现、去研究？他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煌煌巨著《红楼梦》到底有何关系？他与我们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又有何种关系？

1987年，我在华东师大学习时，选修了《红楼梦研究》，第一次接触到舒元炜这个名字。舒元炜是浙江杭州仁和县人，生活在清乾隆和嘉庆年间，做过几任知县，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官却无意中做出了一件令后人欣喜不已厚爱不已的惊天大事-----由他作序并整理、组织抄写的《红楼梦》已成为当今红学研究特别是红学版本研究中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他抄写的《红楼梦》被红学家们称为舒元炜序本《红楼梦》，略称“舒序本”、“舒本”，又因舒序纪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为“己酉”年，故版本研究者又称“己酉本”。舒元炜因《红楼梦》而被世人所熟知，他的名字与曹雪芹的名字一样，难分难割，成了世界级名人，凡研究《红楼梦》的世界各国的红学家们没有不知舒元炜之名的。

最早发现舒元炜的是1938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吴晓铃。据北京旅游学院的杨乃济先生考证（见《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期），1940年出版的第三十一期《宇宙风》中刊载了一篇属名吴芾的《危城访书得失记》，记载了吴晓铃以四十元的代价购得乾隆五十四年抄本《红楼梦》的经过。文中说：“前年元旦之夕我逛罢厂甸的书摊就便道去那个熟识的书店闲坐，那时他们的小主人正在忙着招呼徒弟们搬运新以八十元买到的二百多种书，我得到他的特许去翻阅这还没有入目定价的新货，于是这部抄本的《红楼梦》便归我所有了。他要了四十元，真不多，我明知道他赚了钱，他也知道我知道，然而要是等到他们定好价钱再买，那就非二三百元不办了。这书的发现是研究中国小说者的一个重要的消息：《红楼梦》已经有了脂砚斋评本，（这本子最早，大约是乾隆三十年曹雪芹未死之前的东西。）还有有正书局影印的戚蓼生评本，这个本子的文字和脂砚斋本很多相异之处，时代也晚得多。我们要想考察《红楼梦》里文字演变的痕迹，单靠着这两本子或是再加上程甲本程乙本还是不够的，因为时代差得太远，中间没有一个过渡的媒介。现在，这个乾隆五十四年的抄本发现了，它的文辞有的和脂砚斋本相同，有的又和戚蓼生评本相同，刚好做那两个本子中间的桥梁，有了它，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研究《红楼梦》内容演变的‘红学’专家们似乎应该重新再做起了。”吴氏的这篇文章发表在30年代，但是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此后40年代介绍红楼梦版本的文字里也从未提到过吴的这个本子，直到俞平老写《随笔》，世人才知道有这个本子的存在。该本一直由吴收藏，文革时中科学院对吴的办公室率先以文学所红卫兵的名义进行保护性查封，才免于毁于一旦，中华书局于1987年编入《古小说从刊第一辑》首次影印出版。2002年吴先生去世后按遗嘱捐献给首都图书馆。此本原抄八十回，今只存第一至第四十回，是为残本。封面“红楼梦”三字，次舒元炜序，舒元炳题《沁园春》词一首，末署“澹游偶题”。

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在《跋舒元炜序本〈红楼梦〉》中认为：舒元炜序本《红楼梦》是新红学诞生以来八十余年间所发现的珍贵抄本之一，它为新红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尽管抄本只存前四十回，舒序文采和内涵逊于戚蓼生序，但其所透露的信息则是戚序和梦觉主人序所无法媲美的。这部抄本和舒序的重要价值，可以从下面几个层面来解读。

(一)、从早期脂评抄本本身的价值来说，舒序本的发现、影印，不仅增加了脂评抄本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为《红楼梦》成书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推动了“成书”研究的深入。

(二)、舒元炜序中明确说到这部抄本是他与弟弟舒元炳(澹游)客居著名藏书家玉栋(筠圃)家的时候协助主人抄录的。玉栋家藏仅存五十三篇，又从邻家当廉使处借了另外二十七回，足成八十回本。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时过录、收藏《红楼梦》抄本的人远非玉栋一家，邻家“当廉使”家也藏有一部。这个传抄过程为我们了解早期抄本流传经过提供了可信的根据。

(三)、舒元炜序本封面书名及各回鱼口均题为“红楼梦”三个大字，说明早在清乾隆五十四年之前已有了《红楼梦》这个书名，打破了以往某些学人所认为的八十回抄本皆题为《石头记》的神话。

(四)、尤为重要的是，舒元炜在序中写道：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阙疑不少，隐斑豹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终，知人尚论者，固当颠末之悉备；若夫观其文，观其窍，闲情偶适者，复何烂断之为嫌。矧乃篇篇鱼贯，幅幅蝉联，漫云用十而得五，业已有二于三分。从此合丰城之剑，完美无难；岂其探赤水之珠，虚无莫扣。……就现在之五十三篇，特加仇校；借邻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钞胥。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返故物于君家，璧已完乎赵舍……

这段序文中多处用典，但关乎《红楼梦》成书的重要之处则在“数尚缺夫秦关”六个字。所谓“秦关”者，原指秦代所置之关塞。张华《萧史诗》有云：“龙飞逸天路，凤起出秦关”。李白《登敬亭北二小山诗》云：“迥鞭指长安，西日落秦关。”但舒序中所用“秦关”二字乃是“秦关百二”之典故的略写（原典出于《史记·高祖本纪》……此百二即一百二十之简称）。《俞平伯论红楼梦》中指出：乾隆末年相传《红楼梦》原本一百二十回。这跟我以前所想到所说过的稍有不同。……跟程伟元说的有些相合。……我从前以为这是程高二人的谎话，现在看来并非这样。俞平老乃诚实学人，他由舒序的“数尚缺夫秦关”出典得出的结论令人敬佩不已!

著名红学家刘世德先生在谈到舒本的重要价值时，以《解破了〈红楼梦〉的一个谜》为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从舒本的纸张、墨色及序文所署的年月日的考证中得出结论，认为舒本是现今发现的惟一具有重要价值的真正确凿可信的乾隆抄本。现存的各种《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无论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还是列宁格勒藏本、蒙古王府本，本身都没有留下它们的抄写时间的直接确凿可靠的证据；杨继振藏本两个影印本都题为《乾隆抄本百廾回红楼梦稿》，那“乾隆抄本”四字只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个别人的看法，其实并没有任何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支持。相反，舒本是唯一的例外。他从《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几乎曾让所有的红学家大伤脑筋、不得其解的一段奇文着手，对照舒序本第九回结尾处与所有其他过录本不同的异文，解开了长期以来困惑红学家的一个难解的谜，这就是：只有舒序本才能合理地解释《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与第九回结尾出现的矛盾问题。同时发现，舒本中包含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初稿的若干成分，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红学家朱淡文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前后两回的承接之间，有时出现情节断裂的情况”“这种情节的断裂的情况在舒元炜序本第九回与第十回之间亦曾出现。”“舒本第九回结尾反映出作者删改剪辑旧稿成回时有过前后回联缀考虑不同的情况”（《剪辑：从长篇故事到章回小说》见《红楼梦学刊》第39辑）

著名红学家、中国《红楼梦》研究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冯其庸在《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序》中对舒序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舒序中所提出的从情节和文辞的角度欣赏《红楼梦》，则“闲情偶适”虽“断烂”（指《红楼梦》仅存八十回）也“不足为嫌”的见解，是最早从文学鉴赏角度研究和欣赏《红楼梦》的“一家之言”。同时，他还从舒序“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中考证出，舒序本第一次以确切的文字形式向后人揭示了当时《红楼梦》的传抄流行情况。

这样一位在红学界让人无法绕开如日中天的名字，竟与远离《红楼梦》传抄、研究中心的我们这样一个县级市有关系，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1997年的一天，我正在家里随便翻阅《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时，突然发现了一篇叫《舒元炜序本〈红楼梦〉小札》文章，作者黄叶。文中说：“关于舒元炜的生平，未见有人考察，现就已见的点滴资料作此小札。舒元炜，字董园，浙江杭州仁和县人。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举人。此后，屡上公车，均未获售。直至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进京应春闱，结果，和他弟弟元炳，均名落孙山。曾寄寓玉栋之家，看读易楼藏书。玉栋出示这部抄本〈红楼梦〉，舒元炜作了校勘，并写下了骈文序。元炳则题词一阕。乾隆六十年，舒元炜以举人大挑，得选山东泗水县知县，这年玉栋在山东乐陵知县任上。嘉庆三年，元炜调新泰县，又调钜野县，这年玉栋在阳信县任上。”看到这里，心里真的是激动万分。在全国范围内与这部伟大巨著《红楼梦》有关的地方一是北京，那是曹公著书黄叶村的地方，也是发现《红楼梦》传抄版本最多的地方。二是南京的江宁织造府，即现在的总统府，那是曹公“秦淮风月忆繁华”，经历人生由“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方。三是浙江杭州及周边德清等地，许多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学者如戚蓼生、俞平伯等大都出生在那个地方。在我们山东境内总觉得与《红楼梦》基本无缘，但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与《红楼梦》有密切关系并名扬四海的著名文人学士竟然曾做过我们的父母官，这不能不让人激动万分，感慨万分。激动之余，竟不由得怀疑起这是不是真的。正好手头有一卷1992年校勘，光绪十七年增修的《新泰县志》，查到第142页“职官第二十六（增）”处，果然发现了上面有舒元炜的记载，但仅有“舒元炜，浙江仁和，丁酋举人，嘉庆三年署任”短短17个字。字数虽少，但却极其重要地证明了：与《红楼梦》一起闻名与世的舒元炜就是曾任过新泰知县的舒元炜。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样一个可称得上伟大的人物曾来新泰任职，肯定会留下一点文化方面的东西的，如果细加发掘，那怕是发现一丁点他的文字记录什么的，这对红学的研究将是一大贡献。让市民知道我市曾有过这样一位父母官，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我一挥而就草成一篇《新泰知县舒元炜与〈红楼梦〉》，在市纪委同事中传阅后，送《新泰日报》，该报于10月19日在副刊头条位置刊登了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后来，由周郢、马培林主编的《新泰文化大观》和《杞文化与新泰》在论述新泰历史时都加上了这样一句：“一些知名文人出任新泰地方官吏，也对当地文化发展有所促进，如嘉庆三年（1778年）任新泰知县的舒元炜，便是以校订舒序本《红楼梦》而享誉文坛的文学名家。”前者还特意注明“参见刘元涛《新泰日报》“新泰知县舒元炜与〈红楼梦〉”。

忘记了是哪一年哪一天了，有一次上级纪委来新泰检查工作，要求找一些民主人士座谈，时任新泰市文化局副局长、市博物馆长的马培林也在座谈之列，晚上在山庄吃饭时聊起他主编的《新泰文化大观》，十分感谢他在这本书中引用了我写的舒元炜的有关材料，这使他十分惊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在编大观时，我和周郢都在寻找你，想更深地了解一下舒元炜的有关史料和出处，但不知你在哪里，真想不到你在这里工作，真想不到机关里也有这样爱好文化的人。”第二天，他把亲自签名的《新泰文化大观》送到了七楼我的办公室，这让我十分感动。2007年，我调市政协工作，有一次到泰安市政协参加文史工作会议，泰山学院的周郢作为专家学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午餐时，我走到他的面前，和他聊起他主编的《新泰文化大观》，他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名字，说，当时都在找你，但不知你在哪里。没有办法，只好就那样写了，并在后面加了注。

后来，在工作之余，我对舒元炜以及他的序本《红楼梦》作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比较长的文章《新泰知县舒元炜与舒序本〈红楼梦〉》，分别发表于《新泰日报》、《新泰文化》、《新泰文史》和《泰安文史》，算是对新泰文化和《红楼梦》研究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据说，《新泰区域文化通览》的撰写者们对是否该收入舒元炜还存有争议，但无论如何，舒元炜作为一代名人对新泰文化的贡献和影响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了的。他的名字必将与《红楼梦》同在，与新泰的山河同在，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的骄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