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的本质是各种欲望的追逐与宣泄的总和——题记

春节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像看客一样注视着周边的人来人往，像演戏一样始终维持着尴尬的笑容。

我们并不幸福，即便是在春节。

只有孩子，在宽敞的过道里窜来窜去，嘴里还喊着：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春天里，唱着我非常地不接受，但没办法。我是还算传统的人，总觉着在过节的时候，唱这样的字眼不是很吉利，所以，我悄悄地把歌词改了，变成了：“留在春天里”而非“埋在春天里”，孩子唱的是我的这一个版本。

可能我的顾虑是多余的，对于完全不懂歌词的孩子而言，他唱得很开心，而且完全是发自肺腑的开心，很多时候，我们完全不懂孩子，我们总是喜欢用自己的愁绪来揣测孩子，我们错了。

有一度时间，我特别喜欢s.h.e的那首《不想长大》，欢快的节奏，明朗的歌词，加上几个青春逼人的女孩子活力四射的演绎。听得特别的舒服，有伸胳膊动腿的冲动，看看四周，还是收敛了动作，总不至于让别人把自己看成异类吧！

有些快乐，有些单纯是随着时间一去不返的，它不会因为你的财富与地位而滞留，它非常公平地抛弃着所有人。不管你是不是有鲜花，有没有信用卡和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有的直白——喊出来，如汪峰，有的含蓄而已，明明不具备，却硬撑着高呼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如旭日阳刚。虽然他们都曾深情地演绎过那首《春天里》。

社会是由规则和潜规则组成的，这些规则中有一项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匹配，孩子做孩子的事情，大人做大人的事情，知识分子可以清高，商人可以奸诈，政客必须深沉，反过来就是僭越，就是不合槽，就不招人待见。小孩成了大人，叫早熟，大人成了孩子叫做老顽童。知识分子爱钱就是铜臭，政客率性就是幼稚，都不是好词。

规则只是长期以来的习惯，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而可以突破，同时因为道德上的约束力根植于灵魂深处的，所以，人们又特别在意，一旦做出了突破的事情，简言之为出位，就可以吸引眼球，甚至就能出名。

在算是愤青的年纪，我做过一件算是突破规则的事情，终于骂了一次人。骂得对方很不适应，我义正言辞地说，骂人怎么啦！充其量只是道德问题，又不犯法，老子从小让老娘管得太紧，十几岁了，一次都没骂过人，骂人真爽！后来在某一篇小说中看到类似的情节，会心一笑，原渴望来挣脱自己、摆脱规则的人还真不少。

不过类似的事情只能偶尔为之，而且也不能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凭良心讲，我也只有过仅有的这一次接近荒唐的经历。

时过境迁，在物质财富急剧膨胀的今天，突破规则的事情屡见不鲜，同时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模糊着原来的是非观念，挑战着每个人的道德底线。

还是一个孩的事情，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准备写一篇相关的文字，就是那个演讲帝——杨心龙，在某一个电视上见到了真人之后，又反复看了他父亲上传的视频，他讲得真不怎么样，以小孩的标准看，他讲的过于老道，只不过是嘴皮子有点遛，缺少天真与可爱，更不具备小孩子那种毫无雕琢的智慧，以大人的眼光来看，他的内容空洞、缺少思辨，如同写文章，他可能会写出几千字甚至几万字，但是，全是废话。

小孩子没有错，错就错在大人身上，当我看到一批名嘴为他争论不休时，我很惊讶，任何一个理智的成人都不应该过分推崇这样的情况，何况那些名嘴却争得脸红脖子粗，原因何在？我的揣测是他们自己可能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但是既然要辩论，就得有正方和反方，落在了反方就得以反方的角度说话，即便是瞎话，也得说，还要以理直气壮地姿态去说，至于会不会误导受众那就是范围以外的事情了。

是不是有点像律师，如果要为罪犯辩护，那也得不遗余力，尽管自己不喜欢罪犯。我有幸做过陪审员，坐在高高的法庭上，听着律师们为不良现象辩护时，口若悬河地挥霍着自己的才华，我特别地不适应。

那小孩的父亲是我所不喜欢的，年轻力壮，家庭也不太好，不在家里谋生计，求发展，一门心思落在孩子身上，老婆孩子过得都不好，连个dv机都是借钱买的，作为男人，基本的家庭责任感可能都缺失，这个个体是有缺憾的，我们说身教胜于言教，孩子长大之后，我想他也不会赞同这样的做法的。

我们可以认为他把孩子的视频搁在网络上是无意的，不是为了出名，但是与动机无关，结果是他和他的儿子出名了，记者像走马灯似的往返于他家，爷俩足足地过了一把名人瘾。当孩子面对镜头，特别娴熟地挥挥手说“大家好”时，我竟然有点别扭。

瘾是一种癔病。就像那个父亲总是把伟人的画像放在孩子的床前一样，就像那个父亲总是给孩子推介尼采与叔本华一样，他的臆想就是孩子成为如同尼采与叔本华一样的伟人，而事实上，如果是尼采和叔本华在世的话，他不会有类似的言语，哲学不是屁，轻轻一放就出来了，哲学来源于人类思索的炼狱，哲学家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

我看过尼采，想想还要感谢周国平，半信半疑地相信他的超人哲学，其实我更感谢他的精彩语言，因为他的东西我似乎也不太懂，（没办法，水平有限）我也看过叔本华，我至今不认同叔本华，我的理解是他也是一个痛苦一生的人，那个杨氏父亲斩钉截铁地认同他的孩子理解两位先贤，我只能默认，但是我不能默认的是那个长相忠厚的孩子居然说他喜欢尼采与叔本华，他说他懂，他说他喜欢，边上一批大儒连声附和，终于看到了一个希望之星，扯淡！他们找到的是又一个新鲜的话题而已，他们又可以养活自己好长时间了！

如果他的父亲继续沿用那样的方式去教育他的孩子的话，他的孩子注定报废在他的手上，他的努力越大，反作用越大，杨心龙只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但他有一个看似专注实则无知的父亲，他一脸委屈地摆在大众面前应该讨不到别人的同情，除非你滥情吧，这似乎也不是杨姓父亲的错误，是一个时代变形的教育在某一个人身上的集中体现。

根源何在？在对权力与金钱的念念不忘。对强势的由衷羡慕和热望。

人要生存，要发展，要出人头地，要做王爷，要当财主，要么有钱，要么当官，怎么着要落一头。所以要储备，要从娃娃抓起，赶个先行，早起的鸟儿有虫迟，混个脸熟，脸熟好办事啊！

可是没准，那个孩子不是鸟儿，而是虫子，我的担心是这个孩子如果这么折腾，也许连个普通的孩子都做不到，这个帐只能记在那个没有上过大学的父亲身上。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类似的父亲，做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不行？在中国希望自己孩子成为普通孩子的父母如同珍稀动物般紧俏，包括我，至于那些在主流媒体上做广告的人物，一面劝别人不要折腾孩子，一面早把孩子送到加拿大、新西兰去了！

我们无法不思考，我们的习惯是把板子打在教育体制上，又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不好，又是高分低能不好，又是应试教育贻害了中国多少个希望之星。他们可曾忘记，第一次恢复高考时，又如何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看到了希望，他们终于可以站在公平的地位上追逐希望。又有多少人因为各种原因未能站在高考的阵地上拼搏一下而抱憾终身。

当然，不能说高考对国家做了贡献就无需完善。

但是，出现的很多问题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吗？我看更多的原因好像还要超过教育的范畴。教育在社会上属于从属性的事业。教育增加不了gdp，教育也带不来政绩，教育就是政府反反复复贴钱的买卖，教师就是没有什么水平却热衷于显摆嘴皮子，看工资单的无用之人。到了教师节看看他们就行了。国家设立了教师节充分说明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但这似乎又是教育的悲哀，就像现在有什么父亲节、母亲节，而没有儿子节、女儿节，人家每天都在过节，没必要。还有点像情人节在身边越来越热闹，却不见老婆节。还是比不上老婆在家的重要性啊！这是调侃，两个概念。

原因之一是咱们对权利与金钱的顶礼膜拜，在为国家创造税收的大旗下，商人成了社会的实际主宰者，金钱成了香饽饽。人在社会上行走，缺失不了金钱这把钥匙，春节在家，小小的村落四处停放这各式各样的私家车，走亲串户的人们每个人的手袋里承载的是各种高档烟酒。半公开的赌场里成了不夜天，人们宣泄着自己的财富与欲望。想玩俩把扑克与麻将之类，可能因为太小，只能招来别人眼角的余光，谁和你玩这个？

强势是形容金钱主宰者最好的词语，中国是一个以儒学贯穿历史的国度，内敛与谦虚，乃至低调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一，可是近几十年，面对社会突变，我们变了，我们迫不及待地追捧强势，行政上我们只记得找一把手，金钱上，我们的眼光集中在最有钱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对权力缺少监督只会盲从，对商人只会跟风，总是天真地相信他们的奋斗与努力而不会丝毫怀疑他们的欺诈与侵占。某知名作家与余光中一道到某处参观，条幅上打着“热烈欢迎余光中一行”，别人问他是谁时，他说我就是那个“一行”，与余大师在一起，谁会注意他啊！

他不是弱势，可他遇到更强势的时候，他就是弱势了，他就变成了一行，很辨证，也很有讽刺意味。

所以我们也要变成强势，变成让人注意的人，变成社会的主宰者，上流社会不再是封建的残余，贵族血统很重要，要么做富二代，要么做富二代他爹，翻过身来把歌唱，不能总做“一行”啊！

所以杨心龙他爹要把小杨设计成名人，所以北京的地铁里有了那个可爱的西单女孩，所以有了光着膀子大吼《春天里》的王旭、刘刚，还有数以万计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等待机会的无名小卒，所以有了数以万计地考公务员的孩子。公务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写得很悲惨，估计这篇课文可能都删去了，当然不删也行，此公务员非彼公务员，彼公务员战战兢兢，此公务员吃香的、喝辣的，办事有红包，节日有烟酒，一不小心还能贪个污，腐一下败，只要不是出头鸟，还是可以安然无事的。

出事了那是倒霉，所以有人说，公务员是一个高危行业，他的高危性在于，他们未必都不是东西，他们很多时被贪污，被腐败的，人家本质不错啊！

为什么会被贪污，被腐败，原因无非一是商业寻租，利益在起作用，二是劣根性在起作用，遇到有权有势的人，咱们心里就矮了半截，对权势的本能膜拜让卑微成为一种下意识，咱们生生地把别人惯成了人上人，大众的推手把他们扶植成为趾高气扬的人，大家都在为社会服务，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干嘛非要点头哈腰。显然，我是在说梦话。

况且，在事情面前，你不低头还是不行，你想平等，人家不和你平等，一个巴掌拍不响，只有屈从。虽然违心，不得已而为之，把积怨暗藏心底，寄情于下一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拼命培养孩子，以求厚积薄发，造成了现在教育的包袱越来越重，造成了起跑线越来越早，造成了对教育的横挑鼻子竖挑眼。

教育就像养孩子，每个人都在养，目的是把他养大而已，在会养的父母不代表就生不出残疾与智障，不可能把每个孩子都养成姚明那么大的个头，施瓦辛格那样的体魄，同样，教育发展的再好，也不可能把个个都培养成爱因斯坦与钱学森，社会是由绝大多数普通人组成的，我们的教育业只能培养出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我们的重点恰恰是教育孩子怎样做一个普通人，享受到普通人的幸福与尊严。

可我们的现环境下，普通人的幸福指数不高，尊严的距离就更远了一些，我们的逻辑是口袋没钱就没有尊严，头上没有帽子就没有尊严。各种欲望的达成度是衡量尊严的最好标尺。能够顺利追逐并宣泄各种欲望的人就是成功人士，克己复礼，夹着尾巴做人的人就是小人物。

我想到了一个词——中产阶级，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是富人，缺的是中产阶级，缺失的是中产阶级的修养，自我意识极具膨胀，做官的、发财的山呼海啸，视别人为无物，视弱小为草芥，说白了，就想苦惯了的人，某天开始能够吃肉了，那一定得把嘴上涂满了猪油，娶八个老婆，走路的时候，再找七八个人开道，俩个字——猴急！

社会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热衷回馈社会的人，也有人关爱弱小，这是好事，我们也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动机。陈光标、曹德旺都是商界的翘楚，西单女孩上了春晚，那得感谢那些关注她的人，旭日阳刚也风光了好一阵，那得感谢帮他传播视频的人，还有汪峰。

我可以满怀信心地预言，都是昙花一现。姑且不论他们自己唱得怎样，在全民歌手的今天，其实没有人关注某一个歌手唱的怎么样，人们只是想尝一下新鲜，说西单女孩的歌声如同天籁，评介过高，说旭日阳刚的歌曲饱经沧桑，也未必契合。试想一下，《春天里》的确是一首好歌，笔者在不知道那俩汉子姓甚名谁时，就写过一篇散文，取名为《春天里》，他的确词曲俱佳，唱出了一部分人在所谓功成名就之后，对一无所有的怀念，对愤青的追忆，是一首反思的歌曲，是对生命的无奈感慨，它更多的是在类似的一个群体里产生了共鸣。旭日阳刚现在依然是一无所有，他们很难走进歌曲的灵魂，只不过他们有的男人味十足的嗓音，他们借着《春天里》的旋律吼出了男人梦寐以求的释放与激情，震动了人们昏昏欲睡的耳膜而已，他们的效果时一刹那的，等人们张开耳朵再次期盼的时候，他们就会走进人们的回忆，不过如此。

时间过得比人们想象的还快，汪峰发话了，禁止他们演唱《春天里》，汪峰做得无可厚非，劳动成果是人家的，人家维权义正言辞，质问汪峰纯属法盲，问题是汪歌手作为那么大的一个腕，既然起初能割爱，为什么不能送佛送上天，给咱们农民兄弟留条路，人家不会写，只能靠别人给一两个曲子来喊喊，你一下子把人结扎了，人家怎样繁衍壮大。实在不行，既要维权，又要帮人，何不象征性地收个三块五块，继续让人家唱得了。

汪峰的意思可能是让你们唱一下就行了，还能增加《春天里》的知名度，可真要拿出来进行商业演出，拿出场费，那就不行了，因为那样就伤及汪峰作为作者的利益了，甚至还出现了汪峰是因为他俩出名的言论，面子上也挂不住，那就大大地不行了。

还有一个例子，沙宝亮的《暗香》演绎得近乎完美，也是因为版权问题不能继续唱了，也是合理合法。可是谁在乎广大受众的权力，谁能把《暗香》唱得更好？同样的道理，尽管可能旭日阳刚未必能唱出《春天里》的真谛，但是，毕竟有那么一大批人喜欢他们的歌，谁会在意这些人的权利。程琳、成方圆真是生在了好时代，搁现在，早就因为版权问题封杀了。

我并不想帮谁算什么烂账，我只想说，在花里胡哨的今天，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都在表演，闹得都很欢，惟独没有人会注意广大的民众的感受和利益，谁的权利都不可以侵犯，惟独小老百姓的利益可以不管，谁叫你是小老百姓呢？

这样就通了，稀奇古怪的事情越来越多，大家都在忙出位，出位的目的是为了上位，彻底扔掉贫下中农的帽子，混个上流社会当当，潇洒走一遭，算是没有白活。

又是春天里，春寒料峭，不时地身上还有点冷，因为昨晚醉酒，到现在额头不时地疼痛，只能用双手偶尔掐一掐，可窗外，青草业已发芽，冰块早已融化，自然又是一个好季节，我发现，我真不该和自己较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