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的第一首歌是老师教的，歌名叫：《高楼万丈平地起》，还有一首《大生产》。我从小不专心做事，老师教的歌我唱不好，但同学们可以唱好，至少他们一起合唱的时候很好。一次我母亲去学校找我，听到同学们唱歌，觉得好听。母亲事后对我说：“你们唱歌那么好听，你回家却不唱给我听。”这时我才反应到：原来老师教的歌好听，原来我应该唱好歌的。

老师教了我三年语文，又是班主任，所有至今称他不带名、姓。他大我十三岁，我读三年级的时候，他二十一岁。

大约是我上课太不专心，或者讲话太多，老师想了个很特别的方法治我：他把一个女同学调到我旁边坐，这就使我尴尬万分，却很有效；怎么着，我也不会跟女同学讲话呀！老师这么对待我，把我的自尊丢尽了，我是有些恨意的。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总不可能不听老师的指派吧？反抗？俺想都不敢想呀。

那年三月三，乡下人说的，过龙的日子。那天真的过了龙。上到第三节课的时候，老师发现天气不好，可能要下恶雨。学校的教室是一所孤宁的泥土房，经不得大风雨，老师就下令提前放学。我们一窝蜂往家跑。

跑到半路，我突然醒悟到我刚用练习本纸折成的手枪忘在课桌斗里了。这可是我的兴趣所在啊，好不容易折了一把比别人的更好的手枪，怎么能把它放在教室里等待过龙呢？我当即掉头往回跑，取回了手枪。

就在我跑到半路的时候，雨就开始下了。大雨啊！所有的修辞手法都是多余的，我只要说我的身体感受：雨点打得身上生疼，雨密得我无法呼吸。我只好趴下，把头贴近渠道沟底，我顺着渠道底往前爬行。

我爬行着，走出渠道的时候我往麦地里滚。

我经历了极端的艰难，终于离家不远了，雨却停了，龙走了。惊天动地的场面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村里一片宁静，各家的门都是闭着的，只有泥地上的黄水流得哗哗响。

我的书都湿了，虽然我爷把我的书都烘干了，但书页变得僵硬，一点也不好翻，每页上都有地图一样的水纹曲线。我感到自己的东西不如别人，我自卑。我开始恨老师，都是他叫我们回家，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我很自私地忽略自己半路跑回去的情节。其实，除我之外的别的同学虽然也赶上了雨，都安全到家了，没有受多大的妨害。

我的自尊心早就受到了伤害，大约是我家太穷，父亲是个手艺人，长期在外，母亲烂忠厚。我不知道我该恨谁，我到底找到了恨的对象，就是教我语文课又是班主任的老师。他把一个女生调到我旁边坐，如今，造成我在过龙的时候孤独无依地在极端恐怖的环境中逃生，我不恨他我恨谁？

读到四年级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还是他，我长一岁，他也长了一岁而已。

我家很穷，没有书包。我兄弟、姊妹六人，都是随风吹大，没有好的教养。我连笔也买不起，干脆说，我没有笔。本子也没有。老师要我们抄这抄那，我都是干挺着。老师很负责，常要检查，查作业，查笔记。我都没有。老师终于把我作为典型抓了。他把我找到了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很令人敬畏的，是没收地主的大屋厅，所有的老师都在那里办公。那房子很高，高得令人胆怯。堂前的木方片上，一排过去张贴着马、恩、列、斯、毛的巨幅像。最深的印象是马克思的大胡子、斯大林的肩牌还有斯大林的领带。

虽然我不做笔记，不做作业，但我怕老师，比最听话的学生或最捣蛋的学生还要怕。

老师开始治我了。他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开始打我，而是找出我的一本写了很少字的作业本，写了一个成语：“漠不关心”。要我解词。我没抄，也没听，我只知道这是《为人民服务》上的，我一时愕然。老师在命令：写呀。我不敢不服从，拿出一只铅笔（别人都有圆珠笔了），照自己肤浅的认识，写了：很不关心。老师拿过去看，我马上背过身，我知道要挨骂了。老师却很安静，只说了两个字：再做。我回过头一看，老师在我写的字后打了一个红勾（对了）。下面又写了另一个词：“麻木不仁”。这次我是怎么也不敢瞎蒙了，就是敢，我也不知怎么蒙。

不记得到底老师是怎么处理了我，好像到底老师也没打我，但我心里认为他看不起我，因为我家太穷了嘛。我依然有点恨他。

我虽然上课不认真，但对看课外书特感兴趣，读三年级的下学期的时候，我就央我爷给我买了本长篇小说《高玉宝》，一个人看得如醉如痴，泪眼婆娑。这在当时，应当是那所学校绝无仅有的。我还喜欢听我爷讲些半文不白的东西。其实我爷也只读了三年的书，但他天性特好，硬是比一般人更懂些文化的东西，我爷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常常说些有点文言意味的东西，而那时我是很崇拜我爷的，以至他那些半文不白的东西悄悄地过渡到我的脑子中来了。

我想发泄自己被压抑的情绪，但我并不知道我的委屈到底是什么，我该怪谁呀？还不是怪老师？我就在一本草稿本上用“文言”写了：“此（本）人有虎拦山，其人麻脸灰毛，恶善（不定）也……”老师脸上有些雀斑，常穿一件灰色卡其布中山服。

终有好事者把我的本子给老师看了，老师找了我。看他的样子我就知道：他怀疑我骂他。老师问：你写的这些什么意思？我装傻：“我就是乱写的，意思我也不知。”老师就自己解释，问我是不是那个意思。我还是装傻。“麻脸灰毛”的话他不提，反复问：“恶善也”是什么意思？看我傻乎乎的样子，就有点讽刺意味的问：“恶善就是非常善，对吗？”我就接口：“是。”

老师到底也没对我怎么。

我一边自卑着，一边吊儿郎当。我的生存环境和我的性格决定我只能这样。

学校开始写毛笔字。我也写了，把老师吓住了：应当是写得比一般学生好很多。

当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奇怪别人为什么写得那么差。老师就开始在别的老师跟渲染我的毛笔字。不知是不是由于老师的倡议，学校开展了一次全校性的毛笔字比赛。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人人参加，评奖的时候不分年级。结果我哥哥（读五年级）获第一名，我获第二名。记得写的内容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的自信心开始萌芽。可是我依然是个没教养的孩子，追求自由散漫。老师要我做的事老是不做，不要我做的事却做了很多，比如看连环画、小说，还有绘画，玩弹弓，上树掏鸟蛋……

还写毛笔字。并非我喜爱写毛笔字，只为我写得比别人好，想找回些自尊。写什么内容呢？总不能老写：雄关漫道真如铁吧？我想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想显摆我比别人懂得多，就用“文言”写，什么是“文言”？不就是简写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写应该是“中华民国吧？”我自作聪明，真的在本子上写了：“中华民国”

问题大了！

老师把我找去了，见了校长。校长姓高，有个很好的名字：高日升。高校长很谨慎地问我：“谁教你这么写的？”我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是地主教的吧？”校长又问。地主？这可是很坏的人呀，中华民国跟地主有关吗？我还是不明白中华民国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事跟别人无关，没有人教唆我写什么的。当校长问：“是闻达叫你的吗？”我断然回答：“不是。我就是不知中华民国是什么意思，以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闻达是地主，是我的一个远房伯父，常常挨斗的。虽然他是坏人，但很可怜的，再要是背上一个“梦想变天”的罪名，恐怕命都要丢的！我并非有多高尚，但我知道我应该咬定是我误写的，因为这是事实。

校长和我的老师到底也没有对我怎么样，大队部也没有找闻达伯父的麻烦（我为此提心吊胆了好久）。但我的自卑却极度膨胀，那是活该呀，谁叫我摊上一个极端耻辱的名词呢？

我从此认为好学生跟我无缘。好学生么？都是听话的，把字写得方方正正的，从不迟到早退的，至少不会惹上“中华民国”之类丑闻的人。

我极端低调地混。

考试了，数学老师说：“答题的时候，写综合式可以，写分步式也可以。”我不知道老师究竟是喜欢综合式还是分步式，就都写上。早早做完了，就交。

考试成绩出来了，数学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座位安排到班长的旁边。理由是：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考了100分。我不敢相信。我也就是自以为是地做了，怎么就考了100分？别人为什么考不到？比如班长，那么受老师青睐的一个人，怎么会没有100分？

从此才发现数学原来不难，因为以后的考试，我都在95分以上。而且我的语文成绩也每次也都超过90分。最令老师注意的是：作文写得好（是老师说的哦）。很多次作文指导课，老师把我的作文念给全班同学听。那时美术课也是有老师认真上的，我每次都考100分，这个我不用骄傲，因为，我一直比别人画画好很多，好到了有点特殊的程度。奇怪的是常识课我也得一百分，我可不怎么认真听讲呀？那些考题我都是自以为是地做的。教常识的和美术的是同一个老师，大约他有点认可我的自以为是了。

那时我才感到做人的尊严。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五年级毕业。

我的老师大约并不是一个极端高尚的人，也不是才华特别出众的人，但我一直认为他（们）的水平不错的，即如是我有点恨他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在那个对政治极端敏感，对文化却肆意扭曲的年代，他一个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能够容忍一个学生不按他的意志办事，能够容忍学生丑化他的形象，能够容忍一个孩子的严重失误，能够及时发现一个孩子的闪光点，能够公正地肯定一个不听话孩子的成绩，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一边又一遍地强调的素质教育的根本方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