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圈像娱乐圈一样，很多人保持着一种娱乐大众、娱乐自我的奉献精神，致使本该如玉般晶莹剔透的艺术甚嚣尘上。你说世风日下，我说泥沙俱下，他说礼坏乐崩，世界已经成为一片汪洋，污秽不堪，俨然是纯洁的少女被作践成一个卖弄色相的淫荡妓女。在艺术这个圈里，[ch*]女艺术家是恐龙，踪影难觅，妓女艺术家是苍蝇，泛滥成灾。谁能挽救艺术？似乎谁都不能，但似乎谁都能。能挽救艺术的只有从事艺术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不包括带着头衔四处招摇撞骗的江湖大师，不包括靠溜须拍马博领导欢心的马屁艺术家，也不包括诋毁同行抬高自己的道貌岸然者，更不包括为了金钱可以放弃尊严、满身铜臭味的财迷。真正的艺术家属于李伯安们。

李伯安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画家，生前的默默无闻与死后的名声大噪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会想起荷兰的梵高，清代的曹雪芹。如果曹雪芹不是饥寒交迫，生活条件能够稍微有所改善，我们就能看到精彩的《红楼梦》下半部分，如果李伯安生活宽裕一点、身体保养好一点，我们不会只看到《走出巴颜喀拉》第一部分。但是似乎只有少了一个臂膊的维纳斯才是真正的女神，残缺、凄美才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敏感的神经。

李伯安画展举办时万人空巷的盛况，所有人都不会忘记，李伯安究竟是什么打动了观者？作品高昂的立意、恢弘的气象、精湛的刻画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这些是研究者青睐的，对于普通的民众，我想，应该是李伯安对待艺术的态度。当下许多毕业于名校，或者是越洋深造的海龟，他们能够亲自阅览名画，感受欧美艺术的浓厚氛围。李伯安自然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他只有通过画册来领会名画的创作手法和意境，甚至，画册也非精美制作的。李伯安只是肄业于郑州艺术学院的一个小画家，这个学院早在1961年因自然灾害而停办。离开郑州艺术学院，他当过建筑队的小工，卖过汽水，在小学当过代课教师，在工厂当过工人。但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不管处境多么窘迫，李伯安始终紧握手中的画笔。他到乡村、街道，为人画像，为小报画插图，通过任何形式来表现自己的艺术。底层百姓的生活经历，苦难的磨练，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底气。

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韩硕看过李伯安的画展后说，上海许多画家的画和李伯安的画比，不是水平低，而是表现了一种精神贫弱。也就是生活太滋润了，在画上就表现出一种浅薄。不仅是上海的画家，全国的画家都是这样，有多少画家能够深入到农村，和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亲自体验他们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现在许多画家倒是有很多的机会进入新疆西藏等边远少数民族区，但是他们只是充当了普通旅游者的角色——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了景点乱拍照，回到家什么都不知道，这样走马观花能够了解什么样的生活，能够获得什么深层次的资料？笔者更见识过一些画家，连拍照的环节都省去了，直接从网络上下载所需素材，打印出来就变成了材料。君不见，画展中的人物画，要么唯美浪漫似韩国明星，要么丑陋怪异似动画片，君不见，花鸟画要么呆若木鸡，没有一丝神韵，要么鱼眼僵死，没有一丝生机。

李伯安生前没有出过一本画册，没办过一次个展。李伯安生前就职于河南美术出版社，一位普通的副编审。按说应该比其他画家更有机会出版画集，但是没有。是实在拿不出钱来，还是他认为自己的画作不够成熟，不肯轻易示人？不管是任何一个原因，都是当下社会里不会出现的。不出版几本像样的画册，没有几个响亮的头衔，怎么好出来吹嘘炫耀呢。于是乎，请客送礼，鞠躬作揖，不惜丢掉脸面去讨张获奖证书，弄个会长主[xi]的出来吓唬人。随便一个能够拿得起毛笔的（还有连毛笔都拿不起的），都自称为艺术家，名片上头衔能把脖子压歪，戴了如此多的高帽，自然“鹤立鸡群”、名利双收了，也自然没有精力去进行创作了。　

如果出不了名，也不打紧，能捞到钱也是不错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纷繁复杂的笔会。熙熙攘攘的人群，火爆喧嚣的剪裁现场，熟识的相互吹捧，不熟的相互恭维，瞬间都成为当代艺术大师。笔会现场依旧是老三篇，转眼便完事，吃喝玩乐一条龙之后，拿着红包接着赶下一个场子去。这哪是艺术家啊，就是走穴的明星都没这么忙。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李伯安“曲线救国”，也能利用出版社编辑之便，通过关系混上几个头衔，继而赶几个场，也不会贫困交加、病痛缠身，最后倒在画作前。也许李伯安能够完成画作的全部，获得应有的荣誉，最后得到会长主[xi]的帽子，被人称为“大师”。如果这样做，就不是李伯安，就失去了一个画家的底线，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对艺术执着近乎偏执的人，请别称他为“大师”，他叫李伯安，一个小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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