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都（二）——商城唱晚——走近古都（八）

二、商城唱晚——中国文明传承篇

郑州本是一座不该失去记忆的城市。然而她就像一位健忘的智者，尽管每天都会感觉到老城南城墙那几处夯土墙的气息和脉跳，就是记不起她姓甚名谁，何处人氏，哪路神仙。当秦始皇兵马俑作为西安古都的历史名片把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打造成世界四大古都之一的时候，郑州却像一位贪玩的小孩呆呆地立地那里听人解读那用泥土烧成的人俑儿是如何嫌钱的故事。当开封的《清明上河图》重新复原成《清明上河园》以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外游人来此观赏游玩抛洒美元和人民币的时候，历史古都的花环仍然没有唤醒郑州这位傲骨嶙嶙悠闲自乐的痴迷市民，每天仍然站在“二·七”塔上唱着施洋昔日谱写的曲子，听着那来自四方的“咔嚓”、“咔嚓”的铁轨声声。当安阳古都的甲骨文把中国文明带到3300年前的祷告祈福之远古壮观场景的时候，郑州就像一位不解风情的商贾，继续抱着“二七商圈”的灵魂做着发财的梦。当北京古城的天安门城楼上，一位时代巨人宣告新中国诞生的时候，郑州还像一位睡眼惺忪的美人，呢喃地哼着“小城故事多”的小曲儿，挽起那蓬松的长发，对镜梳妆，就是不想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小城故事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模样。

也许是太遥远的记忆都已经淡化在时光的流逝中，因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人们，记住了前面的那一片河床，记住了身边的人和事，至于身后的那一行行的脚印是哪位高人还是哪位浪子踩踏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时光的浪潮一波一波湮没的，真的是记不起来了。只有那几段古老的城墙3600多年来还是倔强地守卫在奔腾不息的黄河岸边，默默地祈福着匆匆行者、祷告着悠悠娴人平安幸福快乐，尽管也曾期盼这来来去去的人们偶尔长出一根别样的神经来突然感悟到些许远古文明的气息，哪怕只有一次回眸的笑靥。北面的黄河岁岁如今地长高长宽汩汩向东流去，西南面的嵩山古刹照样地春秋轮换撞击着那夜半钟声。即或祖辈们喜欢思考回忆或者历数着点什么，也当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是让他们得过实惠的东西，因此秦砖汉瓦之类便成为世人触摸历史的点滴回忆。

郑州的记忆虽不遥远，但也不浅薄。从秦汉时算起，时而会有那么几个字符跃入眼帘，诸如荥阳、巩、京、新郑（秦汉时期对郑州地区的称呼）等，无非就是各朝各代不同的称呼罢了。至于荥阳郡、北豫州、荥州（隋之前的称呼），也大同小异，不记也罢。到是隋文帝杨坚（公元583年）逐鹿中原之时，有感春秋战国时期郑国韩国中原争霸之点滴，眺望神州之陆沉，兴起时巨擘一挥，遂将荥州改为郑州（也许是为了纪念春秋郑国建都于此故），这个年份是记得的，因为这是先祖赏赐给自己的名分。还有就是1928年冯玉祥入主中原将郑县改为郑州市，这件事是记得的，因为这是郑州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成为市级行政区域的开始。虽然清政府时期两次升为直隶州，但还是昙花一现好日无多。至于明初时期将其划归开封府，那是郑州无可奈何的事情，谁叫自己没有北宋时期的开封府那“世界第一都城”的历史背景呢？然而庆幸的是，1954年新中国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看重了这块东西南北两大铁路主干线（京汉铁路与汴洛铁路——今天京广线与陇海线的前身）交汇之处的风水宝地，遂将郑州划为新型工业基地。为了扶植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决然将河南省省会从开封市迁至郑州市，虽然没有顾及开封历史古城人民的切身感受，但此等天恩郑州人这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该记着的也许永远不会忘记，已经忘记了的也不一定是没有吸引世人眼球的娇艳。无论岁月轮回，春花秋月，而能引起世人注意的未必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实惠的郑州人把眼球睁得大大的紧紧盯着的是那些决定郑州历史命运的大事。因此今天的郑州人记得三件事，而这三件事可用两个字概括：“火车”。一是知道郑州成为大都市是火车拉出来的。二是郑州的名气是因为“二·七”大罢工的历史荣耀凝注而成的，而这一殊荣也是因为有了火车的原故。三是郑州是一个移民市。虽然自西晋始中原人口因战争故大举南迁，导致中原工农业生产萎缩的那些烂谷子的陈年往事似乎记不太清楚了。但自京汉铁路和汴洛铁路的贯通，给中原带来了三次人口的大迁徙，同时也就带来了郑州经济的振兴，这是世世代代郑州人都不会忘记的。1904年，京汉铁路汉口至郑州段正式通车，1908年底，汴洛铁路通车运营，自此两大铁路干线在郑州交汇，郑州一跃成为全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并由此进入城市发展史上新的历史时期。而这时郑州的人口不到3万人！就是这两条铁路，招惹着四面八方之精英多汇于此，或经营商业，或建造工厂，或悬壶济世，或启智导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期内，这股献身如斯，贡献如斯，终老如斯的浩浩人流竟然达到300多万之众，这是这座新型的城市始料不及的。有人说，哪里有人流，哪里就有朝气，哪里人流最潮涌，哪里的经济就最发达。用此称谓现代化新型工业城市的成长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一座原来城内人口不到3万人的小县城，经历两条铁路的汇合、省会的迁址、改革开放三次潮海般的人口大迁徙，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有志之士，挤身于郑州这块热土，从而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完成了郑州发展史上三次智慧与力量的重新组合，正是这些带着青春、知识、技术和智慧的人流，把一个落寞荒芜而自弃于洛阳开封乃至安阳的小县城打造成为拥有322万人口之众的现代化新型工业商城，成为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就是“火车头”的效应！　

当现代化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摆放在郑州这块沃土上的时候，那种热情的操动，那份自豪的荣耀，那种穷则思变而终归变成现实的自豪心理，早已经让郑州人陶醉痴迷，谁还有心思来顾及郑州商城路附近的那几段静静地横亘在那里已经不知有多少年代的土墙。他们认为，旧貌换新颜，时变道亦变这是自然之理，管他什么土墙什么陶片什么器皿，都必定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下碾得粉碎。抬头之处，只见遍地高楼耸立云宵；放眼远望，满目商城灯红酒绿；立足广场，“二·七”纪念塔煜煜生辉。如此梦境般的巨大变化已经让郑州人心花怒放而难以自已，又还会有谁突然变成个有心人去试想这高楼大夏的地底下竟然会像开封古城一样还埋压着一座比安阳殷墟还早300年的远古商城呢？

原来，郑州的记忆决非止于秦砖汉瓦，虽然看上去似乎与3300多年前的安阳甲骨文毫无关系，更与三皇五帝风牛马不相及，因此谁也不曾去思考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源头的诞生地居然就是这块美丽丰饶的土地。也许是太遥远的往事往往由于历史的断层而被迫遗忘，而一旦这断层偶然链接上，那么郑州这块记忆的存贮器就会给世界带来一个搅个底朝天的惊喜。值得庆幸的是，郑州远古记忆的神经，竟然在一个偶然的际遇中链接上了。而把远古夏商文明链接上的人却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韩维周老师。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也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年代，最终却在被世人称之为“伪考古学家”的口沫中带着生活的凄凉带着被愚昧所玩弄的遗憾含恨离世。但是作为最早参与安阳甲骨文发掘的中国考古学者，作为一个为了中国考古学就是搭上性命也心甘情愿的知识分子，在他生活的20世纪30-40年代却遇上了倭寇乱华，国共内战，可谓生不逢时。20世纪50年代，当他发现郑州商城遗址的大量文物后，却又在共[chan*]党反右派的斗争中饱受折磨，则可谓“才高命薄”了。1950年，时任小学教员的韩维周老师在郑州二里岗一带的工地上发现大量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有着丰富考古经验的韩老师立即报告河南省文管会，经省文物工作队的安金槐先生调查证实：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遗址！1952年，文化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选址就在郑州二里岗开始了郑州商代遗址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1953-1954年相继在二里岗、南关外、白家庄等地点进行大规模发掘和调查，确认商代遗址遍布郑州市区，其范围东起凤凰台，西至沙口路，北到花园路，南至南关外，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1955年秋，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郑州白家庄一带又意外地在商代地层之下发现大面积积灰褐色夯土，随之的扩展追踪使人们恍然大悟，这是一座建于先商时代的城址。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邹衡先生先提出“郑州商城为汤帝国都亳都”的论题。而这时，韩维周老师已经在“右派分子”的批斗声中凄凉的离开了人世。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风云变幻历史动荡，反右派斗争和10年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洗礼,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致使郑州商城的发掘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在历经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努力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时日里，中国考古工作才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于是在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题报告中，郑州商城的历史原貌才正式浮出水面：郑州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商代第一代国君商汤的都城——亳城，而且围绕嵩山四周（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与新郑之间的轩辕丘、禹居阳城、郑韩古都遗址、偃师二里头和尸乡沟商城遗址等等），还存在一个上起黄帝、下止东周的多个朝代在此立都的庞大的郑州古都建筑群！远古皇帝的传说和大禹治水的故事等，都分别在郑州古都建筑群的考古发掘中成为历史的真实，甚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国和韩国古城也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郑州商城的出现而展开的。因此郑州商城自然成为整个中国史前文明——五帝夏商周历史的一个衔接点（正好与33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明十分准确地链接起来），也是解开中国史前文明的一把金钥匙。2004年，中国古都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朱士光先生庄严宣布：“中国古都学会正式确认郑州为中国第八大古都！”在目前中国的八大古都中，郑州是时至目前最后被确认的古都，而这姗姗来迟的古都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都！商城唱晚，怨恨交加，悲喜交织，此时此刻的郑州人，其震撼与喜悦之情，或可名状乎？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帷幕的徐徐拉开，本已天荒地老的郑州古都建筑群而今却像一位刚刚剥落倪裳花冠之含羞处子，天真稚嫩地裸露在世人的眼前吸引着每一个世人痴迷的眼球，以其七个第一的荣耀把一个个活脱脱的还没有来得及作任何心理准备的郑州人惊呆了：郑州是中华第一个统一华夏各部落的皇帝——轩辕皇帝的诞生地；郑州有轩辕帝“居有熊”的“中华第一都”——轩辕丘；郑州有中华第一个真正实行禅让制的大禹帝之都城——“禹都阳城”；郑州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度的世袭制王朝——夏启王朝（建都阳翟）；郑州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武力夺取国家政权的帝王——商汤；郑州市就是商汤灭夏后建立的第一座稳固的商朝都城——亳城（郑州商城）；郑州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奴隶到宰相且帮助天子夺取天下并三代为相的贤相——伊尹。几代考古专家学者用半个多世纪的心血智慧甚至付出生命而凝注成的一份大礼，无私地奉献给了今天的勤劳善良智慧的郑州人民。

也许这份太贵重太遥远的礼物来得太迟缓太突然，反而使郑州人茫茫然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压根儿也不敢相信，这份礼物就是送给自己的。突然的惊喜使郑州人面临从容适应的尴尬，即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在扪心自问：郑州市这座全新的现代化工业商城，怎么就一下子成为了中国文明的源头——轩辕皇帝的诞生地和建都地呢？大禹治水继承帝位的阳城怎么也会这么巧合地出现郑州市呢？尤其是就在郑州城市中心地带，果真就是中国远古商朝的第一座都城——亳城吗？多少年来纵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座城市的芙蓉出水之容貌无论如何也与3600年前傍水而居结庐为舍的历史挂不上钩来。然而只有当我们平心静气地登上城中心东城墙7米左右高的土堆，双脚踏在3600年前先人夯实的土基上，遥想当年商汤筑商城灭夏桀作《汤诰》的历史场景时，才会使人油然感受到远古文明延续的脉博与历史的厚重。

今天，当我们从那段远古商城的城墙身边经过，凝视着那3600年来在风雨飘摇岁月侵蚀中岁岁年年饮冰食蘖的残壁断垣，还是那样安祥那样沉稳那样滋润那样执着的耸立在那里，仿佛听见她在温柔地低吟中讲述那遥远失传而迷人的“玄鸟生商”和“商汤革命”的优美故事。

在中国帝王诞生史上，随着历史的延伸，在不经意间慢慢滋生了一种帝王文化圈，亦可称之为中国帝王文化图腾。大凡中国一个新王朝的诞生，必定伴随一位神奇莫测的帝王问世，尤其是中国远古先祖的诞生，更会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笼罩上一层神密的面纱。即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xi]，本是一个无神论者，却也离不开“虎歇坪”那真龙传世的美丽传说。郑州商城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商王朝的诞生，自然不会例外。其商之先祖契以及开国之君成汤本人的身世都编制成了许多奇妙而诱人的故事。我想这些优美神奇的故事之所以被岁岁年年的传说所神化，也许是世人对其造福于民的卓越功勋的一种膜拜或者说是一种虔诚的出自内心的颂扬赞美之方式。

据有关文史记载，商的祖先“契”原本是“帝喾”（“五帝”之一）的儿子。因为他生活在一种世人崇拜“鸟图腾”的时代，后世人为了神化成汤立商的历史功迹，自然演绎出了“玄鸟生商”的美丽传说。就连太史公的《史记·殷本纪》也是这样记载的：“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而《诗经·商颂·玄鸟》则直接了当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些描述都是说商的祖先“契”是“玄鸟”（燕子）托生凡胎，因先祖“契”来历非凡而致使其子孙成就帝业。这应该是远古先人过分崇拜“鸟图腾”的原故，也自然为契的十四代传人成汤建立商朝作了充分而神密的历史铺垫。商人崇拜玄鸟，故附会以祖先之事乃昭示天命所以在商故也。其实成汤的先祖“契”与大禹是同时代的人，并且曾经辅佐大禹治水建功立业，得到当时舜帝的赏识，赐封于商。正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指父义　、母慈、兄友　、弟恭　、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毛传》注曰：“玄鸟，鳦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高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这些都是为了美化契之身世并论证“玄鸟生商”乃天命所为。而《郑笺》则十分直白地说明了美化契之身世就是为了赞扬第十四世子孙“成汤”灭夏立商的功德。《郑笺》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为尧之司徒，有功封商。尧知其后将兴，又赐其姓焉。自契至汤八迁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国。日益广大茫茫，然汤之受命由契之功。”也就是说成汤之所以灭夏兴商，是受天命而为之，而且是尧帝事先就已经预知“其后将兴，又赐其姓焉”故也，所以第十四世子孙“成汤”兴兵灭夏而代之乃“奉天承命”矣。当年大禹立夏，夏启废除禅让制建立世袭制奴隶王朝夏启王朝之时，契的后代仍然享受着祖辈被赏赐的荣耀，虽然其中经历十四世（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天乙即成汤）而八次迁址，但到成汤灭夏立商之时，仍然回到了先王的居住地商——亳城。“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史记》中的这段记载在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

如果说成汤的先祖契的神奇身世，是世人在崇拜“鸟图腾”的时日里慢慢流传下来的，不如说是在成汤灭夏立商成为一代帝王之后，世人对这位除暴安良的时代英雄的顶礼膜拜而神化故也。可以这样说，成汤灭夏立商的辉煌业绩是在夏桀的荒淫残暴的统治下显现出来的。所谓救民于水火，民感激之，饮水思源故也。再反过来思考，若无夏桀之误国，则无商汤之革命，无商汤之革命，无早商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玄鸟生商”的世态心理式的神奇传说了。故而在世人给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头上戴上传奇式的花环和荣耀的背后，自然也就是世人对另类祸害苍生者的痛恨和鞭鞑。如果我们轻轻地剥去“玄鸟生商”的华丽外衣，裸露在世人眼前的必定是一件一件实实在在的商汤武力征讨夏桀而建立商王朝的历史真实。如果今天我们站在郑州市那几段远古城墙边，再来赏析3600年前的那烽火杀伐之后留给今天世人的馈赠，除了那些出土的破损陶片青铜器和仍然倔强屹立于地面的城墙之外，还会给后世人留下些什么呢？

《诗经·大雅·荡篇》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实乃夏亡商立之谓也，亦乃后世立国之铜镜。孟子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三代即谓夏、商、周三朝之更替也。夏禹、启二帝，商汤，周文、武二王，其三代开国之君皆以仁得天下，流芳万世而世人共颂之；夏桀，商纣，周幽、厉二王，其三代亡国之君以不仁失天下，遗臭万年而世人共诛之。如此中国史前文明时期之得失教训，当始于夏朝覆亡而商朝确立之时。于是殷鉴始于夏后，周鉴始于商纣，至秦朝二世而亡，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鉴之，以是循环，使其在中华文明的接力传承过程中，扬善伐恶以致河清海晏，虽然时有风霜雨雪，终至春风和煦阳光普照。也许这才是3600年前的郑州商城留给后世人最为贵重的馈赠。

作为中国历史的第一面铜镜，夏朝历史之兴亡，自为后人誉之谤之。当其立夏之时，诸候来朝，天下归服，虽然还只是刚刚从文明的胚胎里挣脱出来，就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滋润和温暖，带来了美好的憧憬与梦幻，使远古先祖们看到了繁荣昌盛的曙光。然而，当时光流逝到“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竹书纪年》）的时日里，历史的容颜上却深深地烙上了苍凉的痕迹：“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于是在还并不富有的夏朝末年，由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夏桀拉开了骄奢淫逸的帷幕，谱写了一曲乐尽悲来的亡国之挽歌。夏桀作为夏朝十七世传人，在位52年，亲小人杀贤臣沉迷女色而荒淫误国，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推进了灭亡的深渊。

如果说夏桀排斥忠良重用佞臣是其失国的主要原因，而纵情酒色荒淫误国导致众叛亲离则是其失国的根本原因。据有关史料记载，有个投桀之所好者赵梁，以追求享乐、残害勒索百姓之能事而得到桀的宠信和重用,致使其权倾朝野，危害苍生。而以尧、舜之仁政来劝说夏桀体谅百姓疾苦之伊尹，以及向夏桀哭泣进谏之太史令终古，都得不到夏桀的信任而最终被迫离夏而投奔商汤。更有甚者，当忠臣关龙逄几次劝谏夏桀应谦恭自律而诚信天下，节俭戒奢以得天下之人心，却招来杀身之祸。《竹书纪年》载：“大夫关龙逄谏瑶台，桀杀之。”即言关龙逄因桀筑瑶台而谏，桀以妖言杀之。之后，夏桀更加肆无忌惮，腐败日盛，荒淫无度。

相传夏桀为了博得宠妃妹喜的欢心，命人建造倾宫，宫内设置富丽堂皇的琼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以为淫乐。而这倾天下之财以供淫乐之场所仅是其销魂蚀骨的物质外壳，远远达不到其震撼心灵的冲动与洒脱。于是，他又处心积虑地挖掘了一个巨大的酒池，称之为池海，池海内灌满醇酒，可载舟夜游。酒池两岸楼台琼宇，鳞次栉比。池边鲜花争艳，绿柳垂波。时人把这一盛景称之为“夜宫”。清风明月之夜，夏桀携妹喜轻下兰棹，泛舟池海，尽情享受彻夜欢歌的浪漫。轻舟过处，但见酒香氤氲，丝竹绕耳，鬓香影艳，美人绕膝，风光旖旎，天下之欢之美尽在于斯也。宫女童仆，杂处池内，嘻戏打斗，荡舟醉泳，月不上朝。但知长夜之欢，岂知今夕何夕？　

也许历史本身既需恩惠苍生之伟业，也不可缺少云欢雨爱之娱悦，就像生活本身除了王者霸业之举，还有食色情欲之需，这本是生活的逻辑。孔子《礼记》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则曰：“食色，性也。”中国夏商周三代之历史实实在在就是这样把泽被苍生与骄奢淫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写进历史黄页的。如果说夏禹以其明君之功德为中国历史黄页描绘了一幅十分完美的扉页，使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以其绚丽多姿而荣耀世界，那么夏桀则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昏君淫君之形象，为后世亡国之君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把这若大之世界充实得丰富多采光怪陆离。中国奴隶社会1860年（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210年），自夏桀始，三代亡国之君，以夏桀之酒池夜宫以娱妹喜之妩媚、商纣之肉林酒池以淫妲己而为长夜之饮、周幽王之烽火戏诸候以博褒姒一笑等一朝胜似一朝的荒淫生活，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昏君史的历史篇章。而夏桀之荒淫浪漫则成为中国历代淫君之鼻祖而留芳万世，妹喜由此也成为中华史册上红颜祸水的滥觞，实在可圈可点。

多行不义必自毖。夏桀之时，敛天下之财以博夜宫瑶台之欢，箝天下之口以显君临天下之威，天下貌恭而心服乎？温馨浪漫的背后必定刀剑争鸣，荒淫暴戾之余定当自掘坟墓。“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史记·殷本纪》），这就是天下黎庶苍生积怨于心的雷霆之怒。夏桀尽失人心众叛亲离之日，正是商汤部落日益强大兴盛之时。“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众庶泯泯，皆有远志……大臣同患，弗周而畔……主道重塞，国人大崩。”（《吕氏春秋·慎大览》），这是夏朝末年社会的真实写照，长达471年之久的夏王朝到此时已经大厦将倾，危在旦夕。当此之时，身为夏朝之一方诸侯国的成汤侯则日夜忧惧天下之不宁，勤劳方国之政务。“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国语·鲁语上》），因而甚得各方诸侯的拥护和爱戴，与夏桀的“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出现了“汤修德，诸侯皆归商”（《史记·夏本纪》）、“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淮南子·修务训》）、“诸侯与之，贤士归之”（《墨子》）的政治局面。随着成汤候国势力的不断发展，自然会引起夏桀的担忧，于是夏桀“乃招汤而囚之夏台（监狱）”。汤之被囚，不但加深了汤候对无道之昏君夏桀的痛恨，同时也激起了各诸侯的离叛。在伊尹等大臣营救下，“汤乃归亳（今郑州）”，决心“以仁讨不仁，以义讨不义”（《旧唐书》），吊民伐罪、顺天应人而灭夏。我常想，其时，夏桀之所以囚禁商汤于夏台，已然有天下危亡之感，其囚汤候，于夏王朝自保而言，实在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囚而释之，却又犯了放虎归山之大忌，这一囚一放，原本就是夏桀腐败昏庸的具体表现。也许这就天意，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即或当时桀杀商汤于夏台（《史记·夏本纪》载，夏桀被成汤打败遭放逐时说，“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也许还会有王汤李汤而亡夏，此乃夏朝气数已尽，国运衰落之所必然故矣。　

据《竹书纪年》载：“汤有七名而九征。”是说成汤有七个名字（生，履长，瘠肚，天成，天乙，地甲，成汤），在讨伐夏桀的七年中进行了九次大型的征伐战争（史称商汤革命）。当年成汤在伊尹等大臣的帮助下，逃出夏台，纳四海之诸侯以抗夏，终于举起了以武力推翻夏王朝的旗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暴力革命推翻腐朽没落统治的尝试。“商汤革命”在以有道而伐无道的旗帜指引下，奉天承命，作《汤誓》以伐夏：“今夏多罪，天命殛之。”采取先剪其羽翼，最后决战夏桀的战略战术（先灭助夏桀为虐之“三蘖”——韦、顾、昆吾，最后灭夏桀），取得了暴力亡夏的成功。《诗经》所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成汤灭夏之谓也。“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记·夏本纪》），成汤在消灭了夏桀所有东南方势力后，最终败夏桀于鸣条，夏亡商立，中国奴隶制王朝实现了第一次改朝换代的历史更替。

商汤作为中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开国明君，在位30年（前1617年—前1588年，其中17年为夏朝商国诸侯，13年为商朝国王），灭夏后，迅速班师亳城（今郑州商城），在这中原腹地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奴隶制国家。为了吸取夏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成汤做了五件大事：营建国都以树国威；作《汤诰》以正吏民；更改都城之名以示经济治国之志；迁鼎商邑以归天下之心；自焚祈雨以承天下之责。以此五件大事，不但巩固了商朝早期的政治统治，同时为商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开启了商朝盛世的政治局面，从而为铸造一个“玄鸟生商”而泽被苍生的圣君形象画上圆满的句号。

当两河流域的亚述王宫（古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城（巴基斯坦）、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城等在向世人展示古老神密而又华丽的丰姿时，在古老的亚洲东方，商朝亳城以其更加威严庄重华丽的雍容雅韵和豪华阔气的仪表吸引着世人的眼球，以胜利者的姿态挑战着世界远古文明，使我华夏以自豪雄威之姿傲然世界。当年营建商朝亳城之时，商朝集天下之能工巧匠，依其先建宫殿、再建宫城、内城、最后建外城之顺序，精雕细刻，十年乃成。一座由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重防御体系组成的商朝都城，雄居中原，首冠世界。而成汤之所以建都于亳，除避水灾外，自有他故。一是“还都于亳，从先王居”，二是认为“王者受命创始，立都建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太平御览》156卷）。因此成汤把国都建立在中原腹地，达到了居一国之中以统四方之目的，同时更显其华夏王者之霸气威严。郑州商城以其世界重量级都市，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先进的农工商之文明，以其最早定型的农工商都市而传承着中华早期文明，使其真正意义上成为整个华夏文明承前启后之重心和中心。

威赫的王者都城只是一个国家展示文明的物质外壳，而承载这威赫与文明的元素则是王德与民生。厚德于民这是恩惠，令行禁止则是天威。为了达到民可使由之亦可使乐之之目的，成汤建都亳城后，乃作《汤诰》以令诸侯：“……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他自己也向臣民承诺必师承先禹皋陶而惠民，以蚩尤之乱而为鉴：“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并进一步告戒君臣：“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史记·殷本纪》）。可以这样说，《汤诰》无异于一幅治国之宏图，昭示天下；更是一篇励精图治的宣言，鼓动当世之人尽忠王国，生死与共。由是成汤以“勤力乃事”、“以宽治民”为治国理念，九州同德，天下大治矣。

国治民安，必以丰厚的物质基础为后盾，作为一国之都市，更应以经济繁荣以承太平昌盛。成汤为了国计民生故，致力于发展经济以惠苍生而“成就王道”，毅然将国都“亳”城更名为“商邑”。《风俗通·三王篇》曰：“……改亳为商邑，成就王道，天下炽昌。”即言商汤更名之故。其实更改国都之名，实际上是为了达到自己把“都城”变成“都市”的一种治国目的，以求实现其国富民殷王道乃成的政治理想——以兴农为物质基础，以手工业发展为导向，以商品交换为生活准则的农工商三位一体的生产力低下的史前兴国之路，也许这就是中国尚处在朦胧时期而初步成型的一种经济治国理念。而早商时期的商朝都城——“商邑”，虽然于当时而言名副其实成为了中原地区农工商并举的新型都市，于今天而言，尽管还显得那样粗糙与原始，然而这却是3600年前黎明的曙光。今天我们在郑州古亳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们终于找到了远古商城农工商综合一体的实物证据。如果哪个有心人把这些地下发掘出来的实物，用一组文字串连起来，也许偶得其中三味也。

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的日子，远古先民们在都城商邑之郊外的田地里，兴高采烈地收获着五谷（郑州商城地底下找到了黍、粟、稻、麦等农作物遗存），劳累疲倦之时，他们在并不太宽敝的禾场上载歌载舞，用青铜器皿盛着自己用五谷酿成的美酒，品尝着自己用劳作的汗水换来的芬芳而一醉夜月。在商邑皇宫深处，头上戴着用黄金锻造成精美花纹之“金叶”的宫女，于鲜花簇拥中成汤用纹理典雅的祭祀器皿祭拜九鼎之后，观赏着商城作坊制作出来的绝世工艺品和九州诸侯朝贡而来的当时世界一流的各种手工制作的精美器皿（郑州古都群出土了各种青铜器皿，还有精雕细磨为圭、璋、尊、簋的深山玉石，还有各种酒杯、刀、锥、铲、镖、针、金叶以及牙雕、陶器、贝雕等）。欣然处，皇宫之中，伴作悠扬的丝竹之声，倪裳起舞，百鹤朝阳。繁华的都市街道上，人来人往，车马相接。时而贵妇俏男，黄发垂髫，留连街市，用贝壳、牛马或者玉器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远处炊烟缭绕，鸡犬相闻……

这的确是一幅优美的早商生活图。也是成汤治国而国治民安的一个缩影。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里，我们似乎还看到了另一幅庄严肃穆的生活场景：成汤迁九鼎于商邑的浩荡队伍和天下诸侯问鼎商邑的虔诚画面。当国都亳城的扩建工程完工并改名“商邑”后，成汤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以归天下之心，逐步增强商王朝的政治凝聚力，在致力于发展农工商以富国强民的同时，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迁九鼎于商邑以示王者尊严。据《竹书纪年》载：“汤二十七年（即克夏后的第十年）迁九鼎于商邑”。中华九鼎，始出夏禹。夏朝初年大禹以九州中分天下，铸九鼎以象征九州，并附九州之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鼎身之上。因而九州就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其九鼎自然就成为了至高无上之王权、国家统一之昌盛的象征。因此，迁鼎商邑自然成为成汤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九鼎迁居商邑（亳城）之日，就是天下归附四方朝贡国富民殷之时。成汤不负众望，通过数年的精心治理，中国早期农业、手工业和新兴商业在亳城以及京畿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使郑州亳城（商邑）一举成为繁荣昌盛的全国大都市。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诗·商颂·殷武》），这就是后人对欣欣向荣之“商邑”都城的由衷赞美。

鼎居都城，民心所向，不但确保了政治稳定，而且极大可能地化解了阶级矛盾，天下诸侯无不归附之，致使早商国力日益强盛。正如《诗·商颂·殷武》所言:“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但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的建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立国之初，成汤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五年持续不断的旱灾。《吕氏春秋·顺民篇》云：“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还在不懂科学只知听天由命的时代，五年大旱无疑给天下黎民带来了莫可名状的苦难。于是愚昧无知的远古先人们，认为这是上苍对成汤伐夏杀伐苍生太多之原故而作出的惩罚，因为流血太多而得罪上帝祸及众生。连续五年，四野荒芜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出于生活的逼迫，人们开始议论开始怀疑开始诅咒开始流亡，社会又一次濒临不战而乱的边缘。为了救民于水火，成汤勇敢承责天下之民，自焚祈雨。“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吕氏春秋校释》479页）。据考证，远古之人求雨，必以人作祭品以求得上帝的信任。因此在自焚求雨的这场仪式中，商汤既是国王，又是祭司，还是牺牲（祸患和责任的承担者、奉送给神的祭品），他以三位一体的身份去感动上帝，以求得上帝的宽恕，在人类不能也不知道如何战胜自然灾害的早商时期，除了纯朴和忠诚、勇气和胆量，更重要的是承责天下的气魄，哪怕是首先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必须义无反顾去践履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焚身求雨的愚昧习俗。而这种愚昧且不可思义的习俗的力量竟然如此之强大，即使一国之君纵使企图摆脱也无能为力。也许这种以天命授人的传统一旦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约束力，那么承责天下的君王就必须对天下的丰廉、安危和祸福坦诚负责——这就早商君王赋予世人的政治含义。成汤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这一点，于是感动了上苍，感动了黎民，“民乃甚悦，雨乃大至。”正如《墨子·兼爱下》所评价云：“……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即此汤兼也。”今天我们不管在那遥远的时代是否真的天旱五年，而成汤“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的承责精神，即或在今天，也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

我常傻傻地在想，成汤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却更一个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人。堪称一代绝世明君，虽然他生活在那遥远而愚顽的年代。即或今之世人，在3600多年后，依然不得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3600年前，一个伟大的王朝从此起步。一个起步于斯的王朝感动了后世的君主臣民，感动了竹简书帛，历史黄页没有怀疑它已经走过的数千年风雨，不曾谋面的后世人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曾坐拥钟鸣鼎食，更没有人怀疑过她曾经昂首挺胸承载得起千古文明的浩浩气度，铸就了青铜文明金声玉振的蔼蔼华彩，尽管她数千年默默守护在黄河岸边听着牧童短笛悠鸣，陪着时代天翻地覆。倘若我们进一步再想，既然历史是人创造的，那么任何一个历史朝代的兴亡史自然也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夏桀，人也，成汤，亦人也，何乃一为亡国之昏君，一为绝代之明君乎？诚然每个历史朝代之兴亡也许会出现两个绝然不同历史命运的人物（除非一代而亡，如冉闵），一个开国之君和一个失国之君。开国之君或许是明君（如大禹、成汤），亦或是昏君暴君（如秦始皇），但以明君居多；而失国之君也未必是昏君暴君（如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民国政府之蒋介石），但以昏君暴君居多（如夏桀，商纣王）。（《诗经·大雅·荡篇》）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实乃夏亡商立之谓也。“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世人当慎记之。古往今来历数各朝各代之君，为什么就不能善始善终以求不朽呢？唐朝魏征曾劝说唐太宗时说过这样几句话：“……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待下者，成汤也；得志傲物者，夏桀也。为什么这些于千难万难之中取得江山的君主们就不能一个一个都像成汤一样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而积德浚流呢？或许这就是夏亡商立留给我们今天世人最宝贵的财富。

轻轻抚摸着郑州东城城墙的尘埃，凝视着3600年前的历史舞台，琢磨着成汤囚于夏台以励志、《汤誓》诸侯以伐夏、《汤诰》天下以立商、迁鼎商邑以兴商、焚身祈雨以惠民等人生之轨迹，我突然感悟到：原来这郑州商城就是上承三皇五帝睿智初开之天路，下衔安阳殷墟甲骨文明之大道，也就是奠基并传承华夏文明之大本营。原始的中国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中国俨然20世纪之交的汴洛铁路和京汉铁路交汇于郑州一样，代表原始文明的亳城（商邑）与代表当代文明的中国郑州再一次融入在这远古城墙的浑厚之中，老歌新曲合奏的旋律激荡在黄河上空，萦绕在嵩山深处，久远久远地飘荡……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商城虽然姗姗唱晚，传承华夏文明却痴情不改，有如这滚滚东去之母亲河，千载万年，悠然不息；有如这东城之古城墙，万世春秋傲霜立雪，巍然不动。夏商文化传承于斯，嵩山文化传承于斯，黄河文化传承于斯。于是郑州人有了黄河质朴的品德，有了嵩山深邃宽广的胸襟，更有了经商富国的天赋禀性……无论立地成佛，还是浪迹天涯，都会拍着胸脯说自己就是黄河岸边的郑州人。

或许，这就是今天郑州商城馈赠给今之世人的启迪……

2010年12月30日晚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