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要从村上春树说起。

为什么要提村上春树呢？因为他的职业转变、生活方式以及命运变化都很有意思。一个开酒吧的人，享受着中产阶级的乐趣，突然间发生了对写小说的兴趣，竟然初试身手就成功，这种事在三十年前的日本发生不很意外。他逐渐建立起对文学才能的自信，接连不断地写下去，一直到现在。33岁左右时，他开始长跑，坚持得很好，且越跑越长，越跑越“悲壮”，还挑战了一次100公里的长度。

我坚持过两年长跑，真正的风雨不误。好几次暴雨倾盆，我一个人举着雨伞跑在校园里。一旦成了习惯就会上瘾，不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甚至作了孽，必须得跑，而且要正经八百地跑出一定长度才行。往往跑步仅仅是为了身体健康，至少是为了自己理解中的健康。在哲学意义上，我认为它是与黑暗人生的对抗，与全部虚无与幻灭的对抗。让身体运动起来，这是实在的。这是一种对存在感的确认方式。人需要不时地确认存在感。过于现实的人无需确认存在感，十足浪漫或十足理想主义的人物却往往缺乏存在感。

跑步，就是这么一回事。它还对抗衰老和死亡，包括精神的衰老和死亡。

我认为村上式的奔跑自始至终是悲壮的，自得其乐同时悲壮。假如他不搞写作，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想跑步的念头。因为写作，所以跑步。跑步构成了奇妙命运的一部分，写作似乎也是。

你说这是命运的旨意还是一种职业的神奇降临而派生出的种种？说不清楚。那么只管跑吧，跑他个昏天黑地地老天荒，跑他个否极泰来鸟语花香，跑他个残雪化尽冰河初开。跑是一种仪式，一种内在的丈量，一种绝望后的反抗，也是一种可能的探测与期待。

对身体奇迹的确信会激发人的强烈自信，之后会更容易找到并开掘精神奇迹的隧道。

还有奥尔罕帕慕克。他本想当个画家，家里人希望他成为建筑师，有份体面工作，因为在土耳其那样的国家，艺术家很难混出样子。后来他放弃了当画家的愿望，也没当什么建筑师，他拿起笔，写起了小说。绘画的悟性和建筑学的理论基础帮他打开了一扇门，通往他内心沉睡的宝库。这扇门是让文字酷似立体艺术的魔法门。他迈了过去，大约过了三十年，他捧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不写作，也许他现在是个一事无成贫困潦倒的酒鬼画家，也许是一个每天心情不快庸庸碌碌怠惰拖延的建筑师。也许有一个爱唠叨的妻子和几个顽皮的孩子。然而，他走了另一条路，他主动选择的路。走入一种职业，便走入一种命运。似有定数。

余华也同样。五年牙医，面对千百张奇形怪状的嘴之后，他走入文化馆，又走进北京，走进美国和欧洲。一路走一路声名鹊起，靠的是仅有的几部长篇。比余华写作量多得多的人都不如他有名，他是被上帝选中的那一位言说者。他不得不慎重地言说，把中国的故事和人性带给全世界。修牙是很霸道的工作，有点冷幽默，有点被默许的残酷，有点简单直接横冲直撞爱谁谁，这就构成了余华小说的底色。“张开嘴巴，把你的悲剧部位给我看。”余华一面狞笑一面这样想着。他当了作家，他的内心越来越丰富。平日热闹势必内心空虚。孤独中的余华有本事将不同的时代连接入同一本书，在中国，还找不出第二人。假如他一直当牙医，现在他一定是十里八乡闻名的余拔牙了，而不是蜚声国际的余作家了。

现在在火车上，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对对面人士的身份感兴趣。若根据衣着、举止猜不出，他就会憋很大的劲儿问你一句，“老哥你是干啥的？”

中国人的身份感实在太强了，其实就是想来个比较，然后证明自己还没在最底层。何必呢？奴隶意识！如果有人问我的身份，我就紧闭嘴唇，然后来一个写字的动作，也许对方会恍然大悟说：“真看不出来，你管开税收的票的啊！”我一点也不会生气，没准会调侃一句：“没见过领导签字吗？”万一对方不屑地回一句：“哪有领导坐火车硬板的，都坐小汽车。”我会继续开玩笑说：“最好的领导总是在群众中间，时刻体验生活。钻进小汽车里，那是腐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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