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考入离家二十多里远的岩岭中学就读。那时的小升中，还需得达到录取分数线。

我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踏着别扭的“三角架”，斜倚着身板，驶往老远的乡中学。踏三角架时斜扭着身板，费力的深一脚浅一脚，山路遥迢，久了浑身酸疼难耐。初一下学期，我便能蹭架在横杠上复踏着半圆了。土路坑洼崎岖，奇陡处，胆小的我便下车推扶到缓坡处，再骑。去时全是下坡，归途一路推扶，令几乎与单车同重的我举步维艰。

家乡兴修水库，将原下水的乡政机构迁上到山高水冷的长卜村，更名岩岭乡。乡民一半迁往县城，一半落户岩岭乡。我读初一时，哥也在初三补习。那年学校迁来还不满五年，学校依山傍水，靠后是连绵起伏郁郁葱葱的杉林，围墙外是稻田莲田和哗哗流淌的小河。中小学设在一起，初中各年级设二班。学校有二十来位老师，除几位民办代课教师外，其他全是风华正茂的师范应届小伙子，全校无一位大专毕业的老师。我乡山高路远，这些来自下水的年轻教师，屈居这偏塞山乡，难免人心思走。

那时周六还得上半天课。午后，同学们从校园蜂拥而出，各村庄离校均有十至几十里远，一时，乡间土路上飘荡着欢声笑语，稀稀落落三五成群的学生纷纷赶回各自的村落。

学校离家徒步得二个多小时，背着沉沉的米菜，许多弱小女生更是汗流浃背，双腿酸疼，不堪重负。

老师饭堂用水从后面的井里抽。同学们淘米做饭全用河里的水，清晨洗漱也浩浩荡荡的往河边赶。男女生冲凉得从河里打水到浴室。河对面是乡政府，和一字铺开的长街。

用玻璃罐带来的熟菜，闷热夏日里，二天后便漫起白膜，酸馊扑鼻。学校食堂只管老师的菜。我们从家里带些萝卜、竽头、红薯、马铃署、辣椒等生菜，可边留边用盐酱熬熟来拌饭。周三若有同学骑单车回家带菜，也会顺便帮同村的同学捎上。每天中晚餐便有对街的人挑汤水过来卖，一角钱二勺，偶尔汤里油足料多就卖一角一勺。那时我每周的生活费大抵是五毛，一天顶多只能花一角钱打一餐汤来淘饭。偶尔得到一块钱时，便心花怒放了。

校堂做饭的是毕贤和房阿姨。就餐前之前，两人便将蒸好的十笼摆满饭盒的木屉抬到门外坪场木架凳上，供蜂拥而来的学生们选认。每个饭盒上都刻有各自标识，偶尔不慎拿错，发觉后都会赶紧送回屉中。有些顽劣的同学专门掀盗别人饭盒里带蒸的芋头红薯和马铃薯吃。同学们常趁毕贤和房阿姨两人抬饭之机，溜进饭堂用口盅偷打饭桶里老师们吃的香滑润稠的饭汤。大木桶烧好的开水顿放在饭常门侧，同学们每餐打一盅开水，用来泡饭。一毛五一包的榨菜，我们总要划算着吃够三到五餐。学生没有就餐的桌堂。我们端着饭盒，有的倚在桐树下；有的坐在课桌前；有的蹲在草坪上。米余宽的宿舍廊檐下更是齐刷刷的站满了就餐的学生。

对街有家“一流包子”相当诱人。那个大肚腩，满脸络腮胡子，阔脸体壮的老板绰号“一流子”。一流子常将当日未卖出的包子和煎饼装在铝盆里，上面覆块朴布，笑容可掬地端捧到校堂或教室课桌上叫卖。农村穷困，学生大多用米跟他对换。一锣包子能换去半袋大米。望着同学们咬着香喷喷地肉包，质地柔软绵糯的煎饼，我咽了咽口水，喉溜溜地赶紧走开。但偶尔还是忍不住会违心地用小竹罐米换上一块甜饼。

不久，有位师属在学校开了间杂货店，一些同学更是日夜思量着用大米换各种零食：月饼、雪糕、馋豆、花生瓜子等，凡是卖的东西一律可以用米对换。一些顽劣的学生，每周从家里驮来大量的米，以飨那张贪馋的嘴。

那天，听说有个学生被拷在乡街上，下课后同学们纷纷去探看。这同学是初二班级的，长得矮小猥琐。瞥见我们过来，他埋着头，盯着地面，不敢瞅我们一眼。他蓬头垢面，反剪双手，被派出所拷在街院水泥电线杆上，耷拉着脑袋，奄奄糜糜。远远望去，好似田野里吓野猪的糊假人。

他向派出所招供了不少劣行：偷过寝室同学箱里的米和钱；偷过单车；偷过店里的剪刀、老虎钳、食品等。

不久，那名同学被释放回校。那天书声朗朗，猛听窗外传来阵阵惊叫。那名同学躲在男厕所畏罪自杀，被上厕所的老师发觉。老师吓得目瞪口呆……该同学己口吐白沫，匐在地上痛苦地抽搐，老师立马将他抱起，冲向对街的卫生站，另二名老师闻讯赶来相助。

此后好久，同学们夜里都不敢独自去厕所。他一连吞了几包老鼠药。到医院时己气若游丝，奄奄一息，经全力抢救仍不幸身亡。年仅十四岁便夭折，少不知事，令人遗憾。

午夜，教学楼上传来激烈的争吵，该同学的家属赶来与学校理论，尖厉的吵声撕破了乡村静谧的夜幕……

二

白霜铺地，刺骨干冷。环境恶劣艰苦，许多学生熬不过凄冷萧索的寒冬，纷纷辍学。天朦朦光，电铃鸣响，踩着凄冷的霜露，同学们蚂蚁般涌往校外河坝上洗漱。剌骨的河水，劲厉的溯风，冷得牙齿打战，毛巾都不敢往脸上蹭，有些同学索性用干毛巾象征性地往脸上抹两把。

课间，同学们闹哄哄地蜂拥着挤往教室的墙角，众人狠力地相互挤挨，叫闹着驱逐严寒。楼层是木隔板，楼下班级闻得楼上杂踏的动乱，心生惶惑。

那天，上午最后一节班会课。上课铃响，班主任谢老师布置同学们看书作业，他要去开会。谢老师二十出头，刚从宁都师范毕业，长得浓眉乌眼，凶凶的目光中透着几分狠，平素同学们都惧他三分。他一走，教室里渐渐欢腾起来。约十分钟后,我和同桌小温谈论起《上海故事会》中某个情节，说着说着，不知何时谢老师己趋门外确听。

“你俩给我起来！”谢老师凶神恶煞般从门外冲奔进来，狰狞着脸厉声呵斥：“谁让你们说话的！”

我和小温战战兢兢，悚然立起，埋着头，吓得大气不敢喘。

“你俩给我站出来”。

预感大事不妙，我俩双腿打颤，缓缓地挪到通道上。教室里课桌分成三排，二边靠墙，中间一排，通道围着中间转。

“跪下！……”谢老师一声断喝。

我俩惊惶失措，吓得双腿抖索不止。惶惑间，突然谢老师一个箭步冲过来，穷凶极恶地横扫小温一腿，小温当场跪扑在地，吓得哇哇哭将出来。　

“你再哭！”谢老师怒不可遏。小温啜泣着，双肩一抽一颤，强抑住哭声。慑于谢老师的淫威，年少的我赶紧跪了下去。教室顿时鸦雀无声，此时连掉根针都能听得细。同学们怔怔的看着，屏声敛息，不敢声张。

“你俩给我绕教室‘走’十圈！二人分头反方向绕着‘走’”。谢老师不知是受到何等打击，竟无端地迁怒到我俩头上。那年我才十三岁，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去过县城，窝在大山里，异常胆小怯懦。

万般无奈，我俩只好拖着双脚，磨蹭着跪行。同学们的目光一时齐刷刷地扫向小温，一时万箭穿心般地射向我。我头皮发麻，脸上火烧火燎，恨不能找个窟窿钻进去，再也不要出来。小温更是满脸烧红，泪水涟涟……

此刻，一分钟胜似漫长的一世纪。我脑中一片混乱，机械而麻木地跪行着，恍若置身于噩梦之境，生命似乎要耗在这冗长的折磨中了……漫长的十圈终于“走”完。压抑沉重的同学们也似乎长长的缓了口气。

这时，谢老师嘴里嘟哝了一声。我俩面面相觑，不明所以。同学们亦茫茫然。

“好啊！叫你们起来竟敢不起来，还没跪够是吧！那再给我跪五圈！”谢老师气咻咻地瞪着眼，尖锐地叫着，变本加厉。真想不到他那时竟如此恶毒，简直丧心病狂。

我俩浑身打战，吓得要命。蚊子般嘤嗡啜泣着哀哀乞怜：“我们没听到，没听清……”

谢老师十分不耐，恶毒地泛着白狼眼，没丝毫恻隐之心。

忍着双膝钻心的疼，我俩悲愤交加。只得忍辱负重又跪行起来……

“叮铃铃，叮铃铃……”几声天籁之音终于将我俩从地狱中解救出来。

谢老师没叫我俩起身。气呼呼地宣示同学们下课，便拂袖而去。谢老师一走，同学们马上将痛哭失声地我俩拉扶起来。捋起裤管，大家惊呆了，双膝烂红一大片。我俩踉跄着回到座位，伏桌痛哭。许多同学双眼潮红，不知该如何安慰。只是不断抚拍着我抽颤的双肩，一个劲的说，“别哭，别哭了，快去吃饭……”

几个要好的同学将我俩的饭盒选认出来，端到教室给我俩。饱受羞辱与折磨的我俩哀戚踉跄着来到寝室里……

那时，大姐在乡政府上班。她偶闻在乡政府住宿的同学论及此事。问及我，我低着头，支吾着说，“没什么，没什么……”姐姐也未再追问，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幸好乡村同学心灵纯朴，好长时间，我俩行路匆匆，低头寡言，不敢看同学们的眼晴。他们没有嘲笑和羞辱，大家小心翼翼的维护着我俩心灵所受到的深深的伤害。

多年以后，每当我想起那天噩梦般的遭遇，仍心有余悸，愤懑不平，觉得万分冤屈。假如当时我俩敢于反抗，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可当时弱小的山里娃哪来那股勇气呵！哪有力量与老师抗衡，对峙。

此事成了我心灵无法愈合的一道伤痕，永远地烙在我年少的记忆里。

如今，随着法律的逐渐完善和健全，人权得到合理的保护，类似的校园暴力早己销声匿迹。

有痛苦，也有欢笑，中学也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那时早读课，我们常捧着书本，出到校外溪水潺潺的河边。河畔蜒飞蝶舞，杨柳依依，我们伸腿坐在堤坝上，草丛边看书朗诵。偶尔，随手在碧海接天的荷田掐一朵莲蓬，三下五下剥落青莲，装进裤兜里，惬意的嚼着鲜嫩脆甜的莲子，一边“子尔曰乎”。

那时我热爱文科，全校作文比赛曾得过奖。语文老师李勇对我很好，他和蔼可亲，常和同学们倾心交谈，谈我们似懂非懂的人生，理想，和未来。熊友琴老师那回浩浩荡荡地率领二班同学前往石城最高的金华山游玩，大家拎着食堂为每位郊游同学蒸发的二个甜馒头，山高阶陡，同学却爬得兴致勃勃，洒下一路欢歌笑语。

因校风涣散，教学质量落后，数年来，能考上师范的学生如凤毛麟角，能考上重点高中的亦屈指可数。九六年，我们初三两个班级共五十名学生前往丰山中学参加中考，结果全部名落孙山，令人大跌眼镜。五十人中竟没一个考上师范，另二名同学分数勉强达到重点高中，有几个同学（两个补习生）分数达到了职高录取线……

从此，我们就像未加工好的半成品，挤进了社会的大潮中。踏上了属于各自那条艰辛而漫长的人生之路。同一个起点，有的已然发迹，有的正在颓落，有的正目光坚毅脚步笃定地奋斗在理想的路上。无论成与败，全靠各自的造化和际遇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