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他时，他就有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感觉，是他的相貌，还是什么我说不清。他的脑袋很小，满脸胡子，一付近视眼镜挂在鼻梁子上，眼镜后边是一双圆而小且向外鼓鼓的眼睛。因为他是班主任老师，我们接触的自然多，刚开学的一个星期他并未讲课，只是让我们互相熟悉，他布置好我们打扫教室、院落，做好上课的准备。

74年的秋天，我们上了初中，进了永丰中学。班里的同学大部分是从村里来的，都是住校生不住校的大概只有五六个，我是不住校的。我虽然没有在学校住，可我每天早早来到班级打好水，扫好地，等待那些住校的同学来。第一个星期过后，开始上课了。他是讲代数课的，他上讲台是用普通话的，使我们大吃一惊。他用很不正规的普通话讲那些数字名词和x+y=z的代数式，发音不准的话语，和那些令人讨厌的数学公式，他给人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给我们带进了数学课了，我在初中的两年里，数学课没有一次考试及过格。是他对我的影响吗？不得而知。

我对他没有好感的事还有一次。第一个星期过后，便开始选班干部，在无记名投票时，我是得票最多的，95%的同学都投票选我当班干部，那时我想，如果按票的多少，我准是班长无疑。可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竟然叫我做文体委员。这一举动和安排使我大失所望，我从心里开始讨厌他了。

第一二次上数学课，他在讲台讲课时，我们在下边议论，有的议论他不实际，有的议论他这个字应该读成这个音，那个字应该读成那个音，叽叽喳喳，他依然“厚着脸皮”竟然对我们不屑一顾。仍然按部就班地讲，我真佩服他的自我感觉良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做的对而很多老师没有按要求做。

半个月过后，自然也就习惯了。可他讲的初中代数、几何还真卖劲，可那时那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正常课程上不了几节。他有时领我们一起开批判会，他除了完成高校安排的正常的批制会以外，主要精力让我们搞学习，有的老师对他还很有意见。很快这些情况反映到了学校，自然他吃了批评，我们高兴得很。从那以后，他不再强调学习了，他说：“学不学文化我们得革命化，学不学数理化你们得有个好爸爸。”

“批林批孔”运动热火朝天，批《三字经》批《论语》批《中庸》批《孟子》，凡是孔孟之道的东西都要批。上边下了文件要求利用一切形式进行大批判。一天，他给我们开了一个班委会，让我组织文艺队，白天上课开批判会，晚上排练文艺节目，叫我编一些对口词、小快板、二人台等词，然后排练节目，“轰轰烈烈”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我不知怎么地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就有了这种灵感和才华，竟然编出的节目很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而且演出来也是上挡次的。他带我们白天除了上课以外就搞一些劳动，基本上不用搞批判会什么的，说实在的开批判会实在枯燥无味，就是劳动我们也不愿意开批判会。我们最愿意干的是晚上排练节目，等于批斗会了。

七五年以后，好象形势有所变化，抓教学、抓生产，对于黄帅、张铁生白卷先生提及少了，课本也有所变化，恰好我们是初中后半学期，他有好几次给我们讲数学题时解不出来题挂在黑板上，我对他的不感冒就是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直到高中后我才开始学习数理化。

初二以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已经长大了。女同学开始羞羞达达，少言寡语，男同学说话粗声粗气，候结也长了出来，最为明显的是我的上唇长出了毛茸茸“黑胡子”。女同学的胸脯明显鼓起来。男女同学近而远之，男女有别是从这时开始的。

“批林批孔”运动依然火热地进行，我们的节目去公社演出，说档次上不去，而且节目总是那么几个，样式太少。这时他为了丰富班级的文艺节目，恰好旗教育局组织观摩，于是他决定带上学生出去观摩学习。在班级挑选人选当然我是最佳人选。于是他决定带着我到外地去观摩，这是我在学生时代第一次因公出差。我们观摩的对象是到宝昌第二、第三小学校，三小学是我的母校。我当然异常兴奋。

记得那是夏秋之交，野外的树上黑油油的树叶，一块一块绿油油的庄稼地郁郁葱葱随风泛着绿波浪，地埂上红毛的老牛正低头舔食着嫩草，那些白得象云朵的羊们在草滩上涌动，天空上翻飞的鸟儿唧唧喳喳地唱着清脆的歌，我也象鸟笼子里的鸟被放出来，舒展开翅膀，在清新的空气中飞翔。他带上我上了公社南边的公路上，在汽车站牌下等车。那时在太旗的乡间公路上都有公共汽车，一天一趟，早上9点发车，下午5点返回。从永丰公社到宝昌只要半个小时的路，从永丰到宝昌车票只有5角钱。我们等了不到四十分钟车就来了，那是一个大轿子的解放牌公共汽车，不到10点我们便到达了宝昌。到这里观摩的还真不少，有红旗公社的、有东井子公社的，安排我们住进了第二招待所（后来改叫二旅馆）。我和他住在一起，他对我很好，又是照顾我洗脸，又是照顾我吃饭喝水，因为我才是十几岁，“第一次”出差又没带什么牙涮什么的，他只好给我买，他说：“我们俩人是代表学校的。”我听懂了他的用意了，观摩节目我是很认真的。在我的小本本上记下了不少的节目，甚至把一些节目的表演动作都记下了。我记得，在第三小学，有一个节目叫《打倒孔老二》就是做游戏式的说唱节目，那都是幼儿节目，结束后，我把本子一扔就把它“忘完了”。原因很简单，他让我参观的都是小学生的节目，而我们已是中学生了，那些节目太幼稚了一点。就这样我觉得他在愚弄我，我对他还是很有意见的。

观摩完了节目回来，我看见我的同学们的确都是大人了，好几个男同学，我去时他们还没有长胡子怎么这么几天，他们竟然章出了黑糊糊的胡子来，有的个儿不太高，走了三天他们忽然长了好几公分高，女同学走路也格扭格扭的扭臀甩胯的，极为好看的样子。后来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积极性突然高了。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时候就有谣传，说他经常去女生宿舍，半夜才出来，有时半夜去女生宿舍，给女同学盖被子、关门，甚至还教给女同学更“体贴入微”的东西。我们这些有正义感的男同学在下边也经常议论他的这种行为很不正常。说着这种事情我们想不过是玩玩而已没想到，真的出了大事了。

忽然有一天公安局人来了，真的是警察。听说是来抓他的。三天后他被警察带走了，关了起来。后来才知道他把我们班里的一个女同学的肚子搞大了。他被叛了徒刑。

之后的议论便公开化了。一年之后，“四人帮”被粉碎，学校恢复了正常秩序，学校的学习气氛浓了，他几乎消失了。

77年恢复了高考，79年我考入了内蒙警校。有一天我们刚下课，中午开饭去食堂的路上，有一群劳改犯正修暖气沟，在这一群劳改犯中，我看见了那一付熟悉的眼镜和他脸上的黑胡子，这不是我的他吗？上前地跟他一问，果然是他，我的心里忽然生出了一种意外的酸楚和怜悯来。

不知是他曾经是我的班主任，还是在他乡遇到了熟人，我那一顿饭怎么也没吃好，为了不让同学们看出来，我迅速地吃完了饭，洗完了饭盒，我便跑出了校院。

我的一种无名的同情悠然而生，我走到一家小商店的门口，不由自主地掏出了钱，我给他买来五盒青城香烟，再去挖暖汽沟工地找他时，那些干活的劳改犯们一个也没有了，我想他们也该吃饭了。这天，一下午的课我什么也没听进去。我就一直再想，一时的冲动买了香烟再给他送去，这种行为好不好，作为一个将来要成为公安干部的学生，能不能与一个犯了罪的曾经是我的老师的接触？而且他的违法行为又是让人感到恶心的，不可原谅的。然而一下第一节课，我还是跑到了他们中午干活　的地方，果然他们还在干活。那付熟悉的眼镜还在他鼻梁子上，他的那张熟悉的脸里及消瘦而且苍老，可他的目光是那样的闪亮，一种意外的惊喜，与无限的悲哀，一种异常的感激与无地自容的羞愧。从他的眼镜后边透露出来。他问我：“你考进了这个学校？”他自然知道我的学校，因为他毕竟是在公安厅大院里被劳改的、我的班主任老师，我一边回答他一边把几盒烟递给他，他二话没说接过烟迅速揣进衣服里，开了一盒递给了他的“同伴”，我什么也没有说，就扭头走开了，后来我后悔没跟他多说几句话。没有问他能不能吃顿饭，后来我也后悔一时的冲动，给他送了东西，一旦被同学们发现，无法说清楚这件事，可我没过几天，那种后悔都没有了，有时在睡不着的时候，想起这件事，我心里有一种满足感，又想起来那付眼镜中间贴的胶布的黑黑的脏脏脸。

后来我跟父亲说这件事，父亲没有做肯定也没有做否定的意见，只是淡淡地用别的话语叉开了，因为他犯罪那时，父亲是公社文教助理，那件事给父亲脸上也抹了黑，最起码较及代表公社向文教局做检讨。

这么多年了，我想他已是六旬老人了，我们再没有见面。他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那些曾经是他的学生现在有的已走上了工作岗位，都不齿于那件丑事，毕竟他受害的是我们的同学，他伤害的是他教的学生。如果我穿一身警服站在他的面前，他该怎样面对我，又如何说起我在公安厅看见他，给他送烟的情景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