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社会真让人说不清，好人似乎被挤进角落，坏人、骗子无孔不入，原本想做点善事，却被别有用心的人缠上了，没有好报不说，反而增添烦恼。无奈之余，不由得仰天长谈：世风日下，好人做不得，吃亏不落好，还助长了坏人作恶。朋友谈天，家长教育小孩常常将“凡事多留个心眼，凭什么别人对你好”作为口头禅相赠。现实面前，利益似乎主导了一切，也难怪好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人际间相互猜疑也就很正常了。这也不怨不得大家，因果报应不及时，坏人、骗子气焰嚣，好人流血含泪，愁苦向谁诉说？而另一方面，许多历史曾经定位的坏人却日益披上善良的伪装步入功臣行列，能不让人心寒。

记得小时候，大家爱憎分明，所有的人直接分为两类：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记忆中，坏人还占相当的比例，孔子曾经就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受到批判，还有投降派宋江就是一副奴才嘴脸。在当时红色的海洋中，好人坏人截然对立，中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客观来说，也有点片面，地主富农不一定都是坏人，听一些当事人讲，善良的地主也不在少数。历史课本中将刘步蟾称为“甲午英雄”，在电影《甲午风云》中却将其表现为卖国贼。同样一段历史，一个人的待遇为何差异悬殊，好人与坏人竟然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就在那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时，局势悄悄发生着变化，理论与现实逐渐产生了冲突：历史悄悄地为“坏人”平反，曾经的“坏人”不再令人憎恶，而现实中的好人似乎慢慢地减少着。

过去，演员在选角色时，也态度明朗：宁愿当正派的群众也不愿意做反派的将军。当时，在常人的心目中，厌恶接收坏人的任何痕迹，包括他的头衔。那时，影视也比较单纯，好人、坏人似乎就有标记，一露脸，就让观众明白七、八分。可是，社会是复杂的，谁也看不透、参不明，因此，艺术界先打破了传统，改变了表现手法，好人坏人不再从外观分辨了。实际上，好人、坏人脸上并没有写字，只有深入观察，不断接触，才能知到分晓。

就在宋江成为英雄，曹操不再是篡权的奸贼时，现实生活却发生了怪事：一名中学生出于美德，护送无故摔到的老人进医院治疗反遭老人子女的诬陷。很长一段时间，媒体作为热门话题不断播出，整个社会也进行了讨论，费劲周折，直到目击证人出面澄清，才给即将崩溃的家庭洗刷了奇冤。尽管事情以喜剧结尾，给善良者兑现了清白，但是事后的教训却让众人提出了质疑：还能出于公德做善事吗？好人还能否做下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制止小偷行窃时，失窃者不仅不为正义者撑腰，反而矢口否认一切，好人受难，看客无动于衷。曾经壮观的抓贼场面消失了，只有冰冷的现实让人心寒。好人慢慢演绎成了贬义词，“大好人”、“老好人”就是对好人戏虐的称谓。坏人似乎总是占尽便宜，无人敢惹，“有本事”、“能忽悠”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于是，能干的不如能看的，能看的不如倒蛋的，现实似乎也不再以好人、坏人作为评定一个人的标准，混得如何，是否吃得开成为衡量人的依据。也难怪，曾国藩太有才华了，朱允炆只留下懦弱，活该他做不了皇帝，还是雍正皇帝厉害，只要能主乾坤，可以不择手段，即使同胞兄弟。提及好人好事，似乎只有傻子才肯那样，或者做好事是否有某种企图，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人们分不清道德的内涵。谈论好人、坏人也许有点寒酸，众人都会不屑一顾，都什么年代了，还去怀念落后的话题。让人羡慕的群体越来越大了，隋炀帝可能被唐王丑化了，又一个文武盖世的帝王被后世误解了，还有殷纣也不该那么坏，甚至有人提出为秦桧平凡，如果那样岳飞“莫须有”该如何解释？

近年来的一些戏说电视剧更是不可思议，竟将一个鱼肉百姓、丧权辱国的慈禧描写得善良如观音，简直不明白编剧的意图。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距离越来越远，父母、子女可以为房产打官司、对簿公堂，同事间为了荣誉和地位名争暗斗，哪里还有诚信可言。早已说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其实，一个人天生就有两面性，如果抛弃其缺点只看优点，那简直就是圣人，反之就麻烦了，就看观察者所站的角度。在多元化的环境中，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但是还必应明白一个道理：综合分析一个人时，不要以点代面，如果有益于社会和民众的远大于过错，就是好人，而对那些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历史人物，即使曾经有点功劳也不应该给其平反的。舆论导向主载着大众的分辨力，还是多宣扬善良和美德，其实大多数人也真心渴望友善和真诚成为主流，只是一些不良习气让大家心痛而已。肃清社会观念，让正义占据主流，就弄清了好人坏人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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