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一部分人收入过高，还有相当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要迫切采取有力措施，包括财税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来逐步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一、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基尼系数超越警戒线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二、收入分配失衡：谁搅动了民众的“蛋糕”？

学生经过认真思考分析认为产生收入分配失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政府企业集中。首先，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虽然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但其中主要是企业储蓄在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其次，二次分配调节效果并不明显。从二次分配的结果观察看，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与最终可支配收入相比较变化不大，收入调节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向政府部门的转移，政府支出占比不断增加，然而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却在下降。最后，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抵付，从而挤压了其他消费增长。

2.劳动收入于资本收入的比例失衡。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年终将至，盘点收入成为热门话题。人们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似乎变得越来越难。广西农民工朱孔孟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不是劳动差别大，而是赚钱的方式不同。企业主当然也要付出劳动，但他们赚钱主要依赖所投入的资金、厂房和设备，属于资本所得；而普通工人呢，赚钱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3.最低工资水平太低。

4.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增至4.88倍。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加以调控。据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高，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

5.我国的税收体制仍存在很大的问题。一直以来，我国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的税制方式，对于工薪、劳务报酬、资本利得等分科目分别核定收入额和所得税率进行征收。这种征收方式的好处在于其计算简便，在核定单项收入总额及其扣除基数方面不存在太大的难度，减轻了税务机关的工作量，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就是无法考量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结构在必要生活支出上的不同，从而导致在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来源结构存在明显不同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无法做到事实上的公平对待。高收入阶层来源于资本所得的收入在个人总收入中的占比极高，但相对适用税率偏低且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规避。对工薪收入的税收征收无法考虑居民的家庭总收入和支出情况，极易形成部分双方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家庭适用所得税率偏高的现象，对所有城市划定同一税收扣除基础也未能考虑到城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而税制不健全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企业主非常容易逃税。

6.城乡收入差距过大。3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保持7%以上增速，从全球来看，这是令人称羡的成就。但有两个变化更值得关注：一是收入来源的变化，二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1990年到2008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从20.2%上升到40.9%，农业收入比重从66.4%下降到38.9%，工资性收入已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最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城乡收入增长率差异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按照不变价计算,两者之间比值从1985年的1.53∶1上升到2008年的2.*4∶1，说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较严重失衡现象。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直接制约了农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增收。

7.富人阻碍了改革。在我国，由于财产性收入很难征到税，所得税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资所得，而财产所得是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结果是富人收入中有较大部分没有交税。

三、关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思考

1.政府应当削减自己的财政支出。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国有企业，工程项目的建设。政府应当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加大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教育史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2`调整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提倡奢侈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为两千元。使得广大工薪阶层在纳税，而富人的收入中大部分没有交税。可以适当的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广大工薪阶层的压力，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税让富人多交税。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考量一个国家的高速崛起的内因，第一要义是其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这是国民财富的重要来源，另一个重要来源则是国民的节俭，因此对某些奢侈的消费予以征税，作为合理引导消费，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对培养国民素质作用甚大。

3.缩小行业收入的差距。对于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的现象，政府不能再坐视不理了，一定要采取严格的控制手段。而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行业的自由竞争，使得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提高。

4`长期的角度上来说，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适当放宽户籍政策，让进城的农民工能在城市中安居。这种户籍调整不仅能起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且也会减轻春运繁忙的问题。

5.提倡三次分配，目的是缩小由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城乡人均收入比是3.33：1，如果加上隐性收入，实际比例比这还要高许多。人均收入差距的绝对值越拉越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相对要少得多，这就造成了城乡差距的变大。要改变‘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就要推行三次分配。一般观点认为，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社会责任，学生认为在初次分配上也要讲适度的公平。我国应加大力度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在政策和监管层面为其提供支撑，以扶助弱势群体。

四、如何将蛋糕分好

温家宝总理指出，中国要认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逐步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个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

“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一部分人收入过高，还有相当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对此，温家宝表示，要采取有力措施，包括财税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来逐步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这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温总理说，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民生活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减少了2亿多贫困人口。但我们也不应该否认，在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情况下，也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现象。如果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势必会出现大多数人的贫穷，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温总理表示，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又是我们政府的良心。”

最后，我相信政府一定可以有力的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能找到一个有效的宏观调控方法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的。　

注：这是我宏观经济学的作业，放在我心爱的烟雨上晒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