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埋葬了中国两千二百年的皇权专制。

中国人习惯把辛亥革命归功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其实辛亥革命并非孙中山和同盟会组织策划的。

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

武昌起义则与同盟会一点也不相干。

武昌起义其实源于一起失控的群体性事件。

太平天国爆乱后，满清统治集团放弃“满贵老革命”独裁的传统国策，依靠延揽曾国藩、左崇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无“打江山背景”的汉族后起之秀，扩大专制政府的统治基础才逃过了生死一劫。随后上台执政的慈禧太后也一直延续重用汉族才俊的人事路线，依靠汉族人才的智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四伏的统治瓶颈。

1908年慈禧太后升天后，满清权力高层犯下了一个致命的认识错误，误以为只有当初打江山出身的满贵老革命的后代——也就是“太子党”最忠诚最可靠，汉人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重用。新任摄政王载沣把清政府的中流砥柱袁世凯革职；同时把良弼等满清少壮亲贵委以重任。

专制体制奉行劣胜优汰的逆淘汰规则，统治集团一代不如一代。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腐败昏庸，但和她的接班人比起来简止算得上巾帼英雄。

慈禧太后在世时清政府就走上了“预备立宪”之路。1911年5月8日，清政府首届责任内阁诞生。13位内阁大臣中“满贵老革命后代”就占了9人，其中皇族７人；四个汉人阁员分别担任学务、外务和邮传等非枢密闲职，一看就是“装饰和陪练角色”；军事、财政、组织、司法、民政等决定国家命运的军政要职全部由“满贵太子党”把持。

那时的中国满人只有区区几百万人，汉人则高达四个亿！“代表”的不公平程度恐怕高居世界第一。

清政府首届责任内阁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内阁”。

满清权贵“聪明反被聪明误”，把本来忠于满清政府的汉族特权集团也推向了敌对力量那一边，“太子党专政”的结果是削弱自己壮大反对力量。广大汉族人民自此彻底丧失了对满清政府的幻想和耐心。

于是巨大的不满在社会各阶层象野火一样滋长蔓延，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

那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屡战屡败后处于革命低潮阶段。很多同盟会员对中国革命丧失了最基本的信心，认为清政府最少还有五十年以上的寿命，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革命胜利那一天，于是纷纷放弃“革命理想”去国外“讨生活”“过小日子”去了。同盟会事业差不多陷入绝境。“满贵太子党”的专横弱智使同盟会绝处逢生，风起去涌的群体性事件让孙中山在绝望的深渊里看到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03年，清政府放弃“铁路国有”政策，允许民间集资兴办铁路，就象特色中国允许民间资本经营房地产和矿山一样。

于是拟建中的川汉、粤汉两条铁路就计划吸收民间资本。

专制体制下的民营企业，凡是牟利空间较大的特种行业都不可避免地渗入“官僚背景”。官僚政客利用特种行业的审批、监督特权，在企业里掺入自己的股份；或者不出一分钱拥有“干股”；甚至直接投资雇佣代理人垄断某特种行业的经营权。没有官僚背景的民营特种行业你根本不可能生存或发展下去。

特色中国的房地产商和矿老板们哪一个背后没有官僚背景？

所以象矿井和房地产等特种行业也许打着民营招牌；但实质上都是“官营”的，民营业主只是官僚的经营代理人，官僚政客则是特种行业的最大“红利受益人”。

这种有深厚“官僚背景”的民营企业在万恶的旧社会称为“官僚资本”；特色中国则晋升为“明星企业”。

兴建铁路无疑属特种行业，自然是官僚政客充当“领导人”。特种行业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营，“领导人”都是肥差。

武昌起义的主要“导火线人物”满贵太子党端方就通过跑关系谋到了“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这一肥差。

在官僚专制体制下，一旦是官僚政客充当企业领导人，就不可避免感染腐败病菌，就算挂着“民营”招牌也不例外。

首先吸收民间资本的股份公司，民众是否入股应该是完全自愿的，可川汉铁路公司的“领导人”却利用职权把自愿变成强制，把铁路捐款摊派在7000万四川人的农税里强行征收“铁路股金”，就象特色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强行摊派若干年后才“有可能”偿还的大桥捐公路捐一样。这样铁路股金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来自平民的强制性集资。

其次是股份公司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应该由股东大会来决定，每个股东的话语权取决于出资的多少。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权、决策权却集中在“领导人”手中，哪怕领导人自己没出一分钱股金也一样。

再次公司的财务收支应该完全透明，防范大股东利用资本优势侵犯小股民的利益。可川汉铁路公司却奉行官场通行的暗箱作业，“领导人”随意挥霍、挪用甚至侵吞股民的资产。

在这种“官僚背景”下，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和资金流失也就在所难免。

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就曾挪用铁路集资款300万两白银到上海钱庄去做投机生意，结果全部亏空……

对于巨额资金流失问题，川汉铁路公司的官僚采取官场传统的封锁消息办法。但纸是长久包不住火的，官僚挥霍、挪用、侵吞巨额铁路集资款的小道消息不断传出来，在广大铁路股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不安和不满。

专制清政府允许私人开办银行。银行一样是特种行业，在专制体制下一样必须有深厚的“官僚背景”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一样是隐性“官僚资本”，一样存在腐败和管理不善问题。1911年川汉铁路集资款存放的私人营行倒闭，再度使路款损失惨重。出了这样大的事件，封锁消息这个损招自然失灵了。在新闻不自由的背景下，真相通常以十倍放大的谣言方式传出来，百万股民群情激奋，纷纷要求连本带息退还筑路集资款，在正当要求被拒绝后就形成了一个前赴后继的上访潮。地方官僚害怕丑闻败露影响仕途就四处围堵，结果酿成一个又一个的群体性事件。

如果清政府是一个精明负责任的政府，面对这样的事件就应该采用行政司法手段追究相关责任官僚及其代理人等腐败集团的责任，追回流失的铁路资金；同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毫不留情的膺惩。官僚权贵大都富敌百家千家，从他们身上追回损失不但容易阻力很小，而且因“讨公道”能赢得大多数国民的拥护。既能挽回损失又能赢得民心，能大幅提升政府的声望和民意基础。“社会公平”是稳定的根本，只有公平社会才会长治久安。

可自作聪明的太子党内阁就是不肯走正点，习惯用和稀泥与火上浇油的方式去处理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对待群体性事件首先是不分清红皂白地打压，当打压不能起作用时就“和稀泥”，待事态平息后再秋后算帐，前提是“不追究腐败官僚的责任”，不惜“拿江山做代价”来保护特权集团的利益。

近百万股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仅靠打压是无法起作用的，于是太子党内阁再度乞灵于“和稀泥”策略，由“国家”认下亏损，“国家”出面来补偿股民的损失，说白了就是让全国无辜纳税人来给腐败渎职的地方官买单。

因为民众痛恨的责任权贵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股民就算经济上没吃亏心里依旧很不爽；那些无缘无故当了冤大头的全国纳税人就更不爽了。

“国家”不能无休止做冤大头，为了防范类似的悲剧再度重演，太子党内阁开始寻找悲剧的根源，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晚清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逐年上升的。铁路股金流失事件本来不是民营企业的过错，而是落后的专制体制干扰了民营企业的正常运转造成的。太子党内阁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统治方式有什么过错，于是把所有的过错全算在民营企业头上。既然问题的根源在“民营”，太子党内阁就来个“国进民退”，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取消民间资本经营铁路的权利。

在专制体制上，“国有”实质上就是“官有”。在特种行业领域，先前是官僚依靠代理人捞钱玩享受；现在则由官僚直接出面捞钱玩享受。

当官僚直接出面经营管理特种行业时，官僚代理人就下岗了，心中的失落与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很多代理人加入到群体性事件队列，由革命对象成为革命者，甚至成为革命领导人。

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就是由官僚代理人变成革命领导人的典型。

蒲殿俊在做代理人时一样仰仗官威贪污铁路款，如果当时清政府主持公道追究他的贪贿罪就会成为四川的过街老鼠，很可能被愤怒的四川人民抄家杀头，没想到官僚机器袒服他让他逍遥法外，结果造就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摇身一变成为四川人民反抗官僚政客的革命领袖。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滑稽！

铁路国有化政策一出台，等于是给群体性事件火上浇油，群体性事件因此升级，分散的上访闹事集结成大规模有组织的“保路运动”。

四川的铁路股民最多，是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最大受害者，自然成为保路运动的中心。

保路民众早期采取静坐、请愿等和平守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可四川总督赵尔丰却采取“枪打出头鸟”的传统损招，把保路运动的组织嫌疑人全部抓起来投入监狱，罪名是“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搞打砸抢”？

赵尔丰再度火上浇油，终于把忍无可忍的保路民众逼上梁山，纷纷走上以牙还牙的暴力反抗之路。成都的保路民众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武装保路同志军，一度攻占了成都近郊的龙泉驿和双流两县，把县官捉起来杀掉。

四川的局势终于乱到了不可收拾那一步。

太子党内阁决定从外省派军入川平乱，授权岑春煊统率川省新旧各军及各路援军。

如果清政府坚持信任重用岑春煊，四川的保路运动就不致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太子党内阁的寿命就要长得多。

可太子党内阁不可能信任岑春煊，因为岑春煊不是满贵太子党。

岑春煊是晚清少见的清醒智慧官僚，坚持解决四川事件的两个首要条件：

一，不主办首要；

二，商股非还给十足现银不可。

岑春煊的过人智慧在劣胜优汰的逆淘汰官场没有几个官僚政客能够理解。太子党出身的湖广总督瑞瀓上奏朝廷，攻击岑春煊是“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

太子党内阁自然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同志”，及时解除对岑春煊的任命，另派太子党出身的端方统兵入川严惩“黑恶势力”。

乱象终于酿成不可收拾之势。

四川的群体性事件在太子党的一再“资助”下终于蔓延成全国性的大革命。

守卫武昌的军队踏上了入川平叛之路，武昌防卫空虚。

太子党内阁为了维护满贵的专制统治，采取笼络军队策略，不惜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给军人一再加薪。

他们深信加薪能使军队永远忠于自己，“有兵在”就能及时扑灭各地的民众反抗。

但无原则加薪并不能保持军队的忠诚，只能增长军队的腐败，增加的军事拔款多数进了各级军官的腰包，扩大了官兵的收入差距。当士兵的薪水增加一倍，而军官的收入增加n倍时，士兵的不满反而会增长，对主人的忠诚度也随之下滑。

太子党内阁给军人加薪的结果是加剧了军队的不公平，下级士官的不满与日俱增？纷纷加入反政府组织。

靠加薪来维持军队忠诚的做法多半事与愿违。萨达姆不惜血本一再给共和国卫队与青年敢死队加薪，可大敌当前时这些“高薪军”却选择抛弃给他们发高工资的萨达姆“集体蒸发”了，战斗力甚至抵不上长年吃不饱肚子的民兵。享受奢华生活的军官品格早就被高薪毒害，除了贪得无厌就是口是心非，嘴上高喊“无限忠于”内心则视“忠诚”为傻蛋，在关键时刻“有奶便是娘”“认钱不认人”，在大把美金的诱惑下充当美军的第五纵队……

不满的下级士官一直在寻找报复腐败军官发泄不满的机会。1911年10月10日那天，机会终于来了，武昌的士兵自发冲出了营房，没有组织和领导，不约而同地去楚旺台军械库抢枪，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杀军官进攻总督府。一群乌合之众竟然攻克了总督府，可见士兵平时对只知贪腐的军官是多么同仇敌忾；那些享受豪奢生活的军官又是多么地无能。

那时的太子党内阁只知道盯着同盟会，可武昌起义连同盟会员的影子也没见一个。

那位代替岑春煊统兵入川镇压乱党的太子党元帅端方，在半途也被士兵砍了脑袋。

武昌起义“滥打乱赢”，全国纷起响应，到处是士兵哗变，到处是军官背叛旧主，太子党内阁屁股还没坐热就玩完了。

不是同盟会等反对党，而是群体性事件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

二０一０年十二月三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