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这个词儿，产生的年代其实并不久远。笔者不善于考证，但是也还隐隐约约知道，在世界上，欧洲有个黑暗的“中世纪”，那时是没有人权的，在“政教合一”的教皇和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下，只有在领主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奴；如果再上溯到远古，奴隶主的手下，只有被严格控制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所谓“人人平等”的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的，那些“母系氏族”是现代人对从猿进化而来的“人”以美妙的遐想，是现代人因为女人温柔（不知道远古女人是不是能够温柔）而强加的杜撰。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想要进化但还仅仅进化到人的楼下的人类近亲金丝猴、黑猩猩、猕猴大猩猩之类，它们还没有进化到“母系氏族”，应该还更“平等”——其实不然，群内的等级之森严，内斗之激烈，不比现代人差，如果不是群内之头，除了最广泛的生存权之外，没有恋爱权，就连交配权也没有，就略知一二——一直到了近代有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有了“文艺复兴”，才有几个胆大妄为者开始狂吠“自由平等博爱”，他们经过努力奋斗，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获取了政权，实现了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是，他们是很“绅士”的，因为“绅士”而绝不会让“自由平等博爱”奢侈到贫民窟里去。

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上古时期留下了很多神话传说，什么“女娲抟土造人”、“大羿射日”等等，说明当时那些神之伟大，连我们这些良莠不齐的“小民”都是他们造出来的，而且是他们救人于水火，我们除了有顶礼膜拜的份之外还敢对女娲大羿之类有望其项背的非分之想吗？据确实可考的历史看，我们很早就有了“周召共和”，但是不能误会，不要以为那是自由平等的现代意义上的共和，那只是周公和召公合伙，想着如何巩固政权，压迫劳苦大众，准确的说，叫做“周召商榷”或者“周召合伙”还恰有床第之美。到后来，我们的至圣先师孔老二又谆谆教导我们，要“克己复礼”，“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要讲道德和王法，说是要顶礼膜拜周公、顶礼膜拜“天地君亲师”，因为帝王“贵为天子”，因为“君权神授”，于是大伙儿把爱国等同于忠君，把人培养成了活脱脱的一副奴才相。就连流芳千古的名人范仲淹也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荣，自己都被贬放逐到了千里之外，还念念不忘当个好奴才而且美之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封建社会为了“万代一统”就制定买鸭蛋的箍箍，谓之曰“王法”，在王法的照耀下，蚁民们只能唯马首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这王法深入骨髓，甚至连女人也不放过，规定她们要遵守伦理纲常，认真复习专门为她们编撰惊世绝伦的教材《女儿经》，当好妇道人家，让自己忠贞不二令人效法，即使偶尔能够有点二有业余秦晋之好也只能强作贞洁掩人耳目，不能显山露水到让人目不暇接。为了以资鼓励，死后还可以立上牌坊，以杜绝b*子之嫌。

但是即使在强权政治的古代，也还是有些人有悖传统，不会逆来顺受的，老子在《道德经》里就颇有蛊惑意义的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甚至要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了争取人权的第一次呼号。孟子更是说得直白：“民为贵，君为轻”，敢于打上门来，藐视王权。为了争取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有了大泽乡的“揭竿而起”，有了李自成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张角喊出了“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欺”，李密窦建德谴责张狂远胜桀纣隋炀帝“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罄竹难书”，洪秀全用长矛撑起了盼望“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国，为了大家有饭吃、有衣穿，他还颁发了《天朝田亩制度》，建立所有子民都过上“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中国版“乌托邦”，达到人人平等的境界；就连许仲琳也借《封神榜》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界张目，让她们使出“混元金斗”（女人有坐着清理下水道的习惯而设计的马桶夜壶之类的用具）摆出“九曲黄河阵”，打得兵强马壮的姜子牙屁滚尿流到惨不忍睹，展示了巾帼不甘落寞的一代雌风，就连被贬为y*妇之首的潘金莲也知道要挣脱武大郎的羁绊，要争取投奔西门庆等类“白马王子”的机会。但是，小民终归是小民，是草寇，他们的挣扎没有换来最基本的人权。

还是孙中山有点魄力，他首次振臂一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民权这一概念，推翻了帝制，创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为了“挪动四两拨千斤”，打倒帝国主义，以为苏俄是只知道解放中国人民的白痴型国际主义，他又玩儿爱上白极熊的梦，转而有了“联俄联共互助农工”田园诗话般的新三民主义。但是，好景不长，白极熊占领了外蒙古，并且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出兵中国东北为由施压要“维持外蒙古现状”（被蒋介石政府别出心裁叠加成让在前苏联刺刀威逼下的蒙古人民举行“公民投票”，造成独立的民意基础，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蒋介石政府无奈之下只好通知外蒙库伦政府，确认外蒙独立），而且在东三省依然特权在握，“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人民还是喘不过气，仍然没有任何民主权利，仍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历史演变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让人有了新的觉醒。我们的先辈们终于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恐怖了一遍外交部，暴力了一遍张宗祥、陆宗舆，提出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了唤起民众，进行了不懈的抗争。那些个《狂人日记》、《阿q正传》至今言犹在耳。可是，那年头战乱频仍，连逃荒要饭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小民说话的机会呢？

毛主[xi]为了人民能够当家作主，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为了尊重人权，他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特别为尊重妇女而制定了“洗澡避女人”（后改为“不调戏妇女”）。

终于到了一九四九年年，我们的人民当家作主了，人权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大家打倒了土豪，分得了土地，那个高兴劲就别说了，一致感谢党，感谢毛主[xi]。为了让祖国更加发展，找出缺点和错误，党中央就开始整风，要大家对党提出宝贵意见，这一下就炸开了锅，大家纷纷为党提意见，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如胡风、冯雪峰、丁玲之流，以为自己是老革命，血气方刚，可以乱说，睁着眼睛往陷阱里跳。没有想到，满腔热血为了帮助党，却把马屁拍到了马腿子上，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荣获右派称号，暴露了他??*********?的本质。对他们来说，“人权”就不必说了，因为“民主是给予人民的”，对敌人只能专政，曰“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于是天天的批斗、用刑成了司空见惯，人民这才知道，可以私设公堂。这一下，有的人就因为“畏罪自杀”见了阎王；有的人荣获“右派”、??*********?”“三反分子”等等桂冠，大会小会进行批斗；有的人在监狱里接受改造。熬了几十年，到了八十年代初，我们党敢于纠正错误，将他们平反昭雪，这些人从牢狱里出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青春不再，恍若隔世了。他们因为几句话，就荒废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最佳时机。

这人权似乎还是分了级别的，四清那阵子，刘少奇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于是就行使他的人权，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洗手洗澡、下楼过关”，把每个“公社社员”都清理一遍，哪个偷了集体土地上的几片黄脚叶，哪个抱了集体的一把稻草盖自己家的茅房猪圈，都要老实坦白，大家互相检举揭发，大会小会批判斗争，造成轰轰烈烈的人人自危。毛主[xi]发现了，就说，这叫“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毛主[xi]的地位比刘少奇高，所以他的人权就带劲些。于是就轮到公社社员来揭发批斗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这些走资派“多吃多胀”了。

毛主[xi]要打倒刘少奇等“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就把人权（那时候叫做民主权利）给了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这些“造反派”，这可是“史无前例”，因为群众有了话语权，可以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揪出来，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民主就应运而生，终于有林彪“四人帮”狠狠地一巴掌——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永远开除出党——让他倒台了。但是那些造反派的坏头头们有些忘乎所以，以为刘少奇是他们经过“口诛笔伐”打倒的，以为自己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xi]有功，该轮到自己掌权了，居然要夺权，成立了掌握党政财文大权的“革命委员会”，说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头脑都发热了。他们互相争斗，都说自己是造反派，要夺权。他们没有想想，奴才怎么会成为主子呢？毛主[xi]洞察一切，发现风水轮流转，“现在是红卫兵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于是，原来的红卫兵小将如蒯大富谭爱晶之类，一匹一匹的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剩下的那些无头苍蝇一样的喽啰们就响应毛主[xi]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恶毒攻击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他老人家把“走资派”又一一解放出来掌权，成了革命干部，那些造反派就变成坏头头，当然给予了严厉打击，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有人胡乱的用对联进行了总结：横批是“文化大革命”，上联是“群众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下联是“当权派，派当权，当权派当权”。

所以北京有了“西单民主墙”，极力否定“文化大革命”，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时候人们都是已昏，认为西单民主墙好对哦。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就为了安定团结，立即雷厉风行着手取消了“四大”，取缔了这个好逸恶劳的“西单民主墙”，以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伟人终究是伟人，为了中日友谊的大局，对于日占钓鱼岛问题，伟人说，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有争议，我们把它放一下。我们这一代智慧不够，留给下一代去解决，而且盼望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还有南海问题、藏南问题……都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因为这是伟人高瞻远瞩的“韬光养晦”，这是我们之类草莽蚁民不敢想象的。不过，单相思也实在很美丽。

但是，没有了四大，有些当官的因为有机可乘，就有些肆无忌惮了，他们借助手中的权利，大搞贪污腐化，很多好端端的工厂企业被他们吃空，工人们很多年纪轻轻就下了岗。然后改制，脑满肠肥的厂长书记们，每月几十元工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钱，就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制之机，成了新中国的企业家成就了这宗“蛇吞象”的传说也就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看到马克思说：“资本家为了赚取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宁愿上断头台”。没有想到那些厂长、书记当了无本家赚了百分之无穷大的利润（我们姑且叫做“无本家”不叫经理或者老总）却没有上断头台之虞。于是那些学生首当其冲上街游行、静坐，说是反官倒、反腐化、要人权，要新闻的真实性，傻乎乎坐在那里死皮赖脸的不走，成了八九年的暴乱。我们的领导发话了，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讲的是人民民主。没有想到，过了几天，还是这位领导说，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人权，我们给了人民最广泛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有些人讲新闻的真实性是误导，新闻首要讲求导向。就像牛一样，让新闻的“导向”牵着鼻子走。这确实让人豁然开朗。以生存权为例，实在最广泛到再也不能更广泛了，不但是人，只要是生物，都美美的享受着这个权利。写到这里，让人想到了叶挺将军那首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尔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的知道，人的躯体哪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还有，那些先烈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看来，在“最广泛”面前，这叶挺将军和说这种话的先烈们是不是也太不识时务了？中国是盛产阿q的国度，“识时务者为俊杰”，应该阿q那样“俊杰”一把，寄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才是硬道理。

现在又有人提出要人权、到处上访了，其实大可不必，因为现在是和谐社会，你有不舒服，不满意，可以向自己的直接领导反映，他要整你，只要你向他提“合理化”建议和“建设性”意见，就能够求得领导谅解，“忍得一时之气，省得百日之忧”，这就叫做顾全大局，还是阿q浪漫得美妙：“那整人的是我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我手执钢鞭把你打”不就得了吗？到处去反映，就不利于和谐，像徐林东之类上访不小心扑到了疯人院的怀抱还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经常听说，作为一般的中国普通百姓，文化水平差，素质不高，不懂政治，应该要好好接受领导的教育，要和领导保持一致。只要认真看一看，不管有什么成绩，都是领导非常关怀、非常重视的结果，领导出现都在百忙之中，都是亲自指导工作，都非常辛苦，你还当什么心呢？领导的政绩俯拾即是，当当领导的粉丝，一致的鼓鼓掌就行了，不然，哪次会议不是听到重要指示听到“一致”长时间热烈鼓掌？我们的代表们的唯一工作，就是一致当好“股长”（鼓掌），就是面对媒体，激动的说台上领导真英明，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所以，终于听到一个好消息，人民的认识提高了，上访人数连续五年下降，简直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我们不能犯对“人权”理解的错误，人人享有平等和人权永远是天方夜谭。应该认识到，不能人人平等、人人享有人权。因为如果给予强盗的人权，让强盗可以自由的偷盗抢劫、杀人越货，大伙儿就会提心吊胆；如果小民有了知情权和监督权，小民舒服了，可是有些领导就暴露得敞胸露乳，他就不好意思舒服，所以就有颇具特色的最美丽的遮羞布“自查自纠”，“完善自我监督机制”应运而生。又所以，有人振振有词的对记者说：“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或者有人对你说“为人民服务不只是为你一个人服务”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因为“宗旨”已经是老掉牙的话题了。换位思考吧，人民的公仆已经换位了，因为在轿子上坐着的，已经不是“公仆”更不是你一个人私有的仆人了；还因为轿子里的那么可爱的一枚春光满面不时伸出头来，频频向饱经沧桑的锈民草寇招手曰：“不要叫领导，叫公仆”。

“人权”这个词好困惑，就像看到外套就会想到里面可能有*罩、*罩里面有省略号一样，让人琢磨不透。有些人在挣扎的时候要人权，但是一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有些人说中国人文化落后素质差，不适合人权，有些人说正是由于中国人素质差，就要多多培养维权意识、给他们兜售些比如让你投票、然后一包包包走的人权；有些人要人权，有些人说已经施舍了人权。看来，人权就有点像尿不湿，尿失禁的时候“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垫上，不需要了，就扔进卫生间。哎，人权这b*子还是有说不完的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