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感恩节，又适逢我的父亲78岁生日，这样的巧合也算是百年一遇吧。俗话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只是如今社会发展了，医学、卫生事业也今非昔比，倘若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老人家早就不在人世了。在祝福父亲的同时也不能忘了感恩我们的国家！

我很少写自己的父亲，甚至是很少提到他。这时是因为年少时虚荣心的驱使，觉得怎么写他也是一个农民，而我成家立业后的几十年也风风雨雨，走南闯北，对老家的感觉渐渐地模糊了好多，而过了不惑之年，原来对农民的类似于城里人那样的淡化和排斥没有了，也不再嫌弃我的父亲。

在早年，我是很忌讳提及自己出身的，因为那代表了那段贫穷的日子，一触就会伤筋动骨。最严重的时候我曾经饿得几次昏厥，差点没有饿死在砍柴的路上。这当然不能怨我的父亲，都怪自己太嘴馋，本来是等砍到柴火挑下山后吃的一点米饭，在去上山的路上就狼吞虎咽的填到肚子里去了。这样的情景数不胜数，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

现在我依然清楚的记得难以抵抗的饥饿袭来的日子，那是一个星期二的上午，小学三年级的我正在听语文课，坐在教室里就跟蹲在班房里一样，早晨的那两碗粥早就化成尿液派出了体外，这时两眼发黑，耳膜似早就停止了工作，额头的冷汗在不知觉地往外冒，心里暗暗地发誓：就是饿死也要坚持到下课……

课间操到了，我看很多同学跟我一样跌跌撞撞的跑回了家，将本来属于中午的那碗饭三下五除二地吞下，这时眼睛渐渐复明，耳朵的听力也基本恢复正常。可是，等放学回家后，我的那一碗午饭早就没了化为乌有，爸爸见此情景只是摇头，而可怜我的母亲只好将自己那碗饭给了我吃，她自己只好摘几片青菜抓一把芋粉在锅里和几下充饥。那时还不懂得父母参加强体力劳动的苦楚，更不知道他们所承受的饥饿远远胜过我。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体验什么是饥饿，什么是死亡。而且从那时我就想过，死亡其实就是一片空白，而饥饿却是无法承受的痛疼，所以直到如今我最惧怕的是饥饿而非死亡。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向父亲讲过，很多事情我都没有跟父亲讲。我不愿意跟他讲，我觉得他帮不了我。不知什么原因，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的父亲很伟大，就在小学写作文的时候我写母亲的故事多，即便题材上需要，我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记记流水账而已，一点虚伪的夸张都不带。父亲每天要劳作很长时间，每次我回家看到她的时候，他都特别忙碌，忙得我看书都不成，总会自觉地帮他干点什么。可是尽管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的除了赚点工分再也没有其他来路，老实巴交的他只能在一颗树上吊死——生产队。我的爷爷常常批评他：“做人冇个生活计，累死一只牛。”有时候口粮相差十几天，父亲就躺在床上，宁可饿死也不去求人借米、借谷，七口之家不能有一日断粮的，最后只可怜了母亲上家下家包断腿，如果遇到人情往来，也是母亲问了上家问下家，甚至连做客的外套也靠借大娘、婶婶的们的。母亲说：“借债还债驳长世界。”

我实在是太早知道生活的艰难了，那种贫穷阴影已经沉淀到我血液里，浇注在我的性格中，这种印记我总想在某一天将它彻底抹掉，可是终归没有办法。那种因贫穷而忧虑，因怕饿而患得患失心里就像幽灵似的困扰我好长一段时间。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贫穷因子埋在我的肌体的缘故吧。

因为太过贫穷，我总是觉得是父亲太窝囊造成的，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曾想取代他的父权。因为我觉得让我来当家，我会很快让这个家富裕起来，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父亲一直在让我读书。父亲在这一点上有着出奇的威严，他不让我有决定权，他说你只管读去，钱我和你母亲会想办法，只要你能读下去，高中、大学，你能读多久就读多久。

我并不觉得这是多么好的许诺，很大程度上我读书是为了能走出大山。至少要比父亲变得伟大一点才好，可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将教育圣地搅得乱七八糟，我和很多孩子一样还没等上完初中就因为整天学习“语录”而辍学回了家。回家后，尚未到劳动力年龄，只能帮助父母做些家务和打点零工，晚上就对着煤油灯看看小说什么的来打发时光。

后来县里建一座电站，不像现在什么都是机械化作业，那时靠的是人海战术，生产队为了尽量减少强劳力的流失，专门挑了一些老弱病残到电站工地去凑数，我也算其中之一。在电站干了不到三个月，工地上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发现我很善于唱“样板戏”和说顺口溜，就将我抽调到指挥部的宣传组去了，每天除了和几个上海女知青到各个工地去演唱几场《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选段，在电站办的《如火岁月》期刊里写点打油诗什么的，以此表彰些好人好事就再也没有更多的事了。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有这么好运气。

一年之后，因为文革而停了两年的征兵工作又开始了。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棒的我听到这一消息真是喜出望外！电站准了三天假，兴致勃勃地来到县城参加了体检。俗话说：“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命中注定了要从武的我一举通过体检、政审，一个月后我成了一名军人。

农村出来的孩子到了部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吃饱穿暖，尽管当新兵非常的艰苦——甚至可以说是残酷，可我从来就没觉得苦，无论投弹、射击、单兵队列、单兵战术还是野营拉练，我都能轻松自如的应付，每个科目都能顺利通过。再后来的全军“军事五项全能”　比武时我竟然一举夺魁，为我们团赢得了荣誉。可是，好景不长，命中注定不是当军官的我，正在入党，准备提拔之际，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裁军开始了，整个师，整个团的从军队序列中退出，命运多舛的我随着我的连队的“消失”而退伍回乡。

记得我刚到县汽车站的那一瞬间，满是灰土的我，头戴军帽，穿一套草绿色罩衣，父亲这时远远地看见了我，走过来看着我，眼含热泪地说：“嗯，长大了，像个大人了，回来就好，一切都以后再说。”这使得我觉得父亲老了许多，两鬓的白发依稀可见，额头上也添了几道深深的皱纹，此时此刻一阵酸楚又涌上了心头……

回乡之后，正值全国性的备战备荒，大搞“全民皆兵”，有劲没地方使的我，被公社武装部抽调去武装民兵营当了一名战术教练，尽管是拿工分的，我仍然很乐意，因为我觉得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闹腾半年之后，我被公社推荐给了当时的供销社，当了一名代销店的售货员，除了能拿到丰厚的四五十块钱工资，还有很多的时间用来读书，为我后来考取大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和我一起退伍回来的那些吃商品粮的战友都分配了工作，相当部分被分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做了职工，而农民子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时候的我心如刀绞一样的难受，暗暗发誓：不走出大山誓不为人！上帝从来不会亏待那些踏踏实实读书干事的人，只是一年的功夫，我终于考上了我魂牵梦绕的大学。

就在那个夏天，我第一次见识了满屋子的热气，满屋子的人，来自远方的，邻村的，本家族的来了很多，他们都是自发地来我家里恭喜、道贺的，这时的父亲像机器人似的不停地在厅堂与厨房之间来回穿梭，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舒展开紧锁了半辈子的眉头。

大学四年，父亲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尽管不像现在上大学要高昂的学费，但就每月十几元的基本生活费也够他承受的。父亲一改过去的依赖和“懒惰”，几乎是在拼命地干活，除了生产队里正常的农活，只要有空就爬山越岭，担柴卖木，挑脚力，以此保证了我的学习和生活。

接着，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我再一次感受到父亲身心交瘁中所承受的压力。这时候我深深地懂得，父亲给我的不是钱，而是寄来一瓶瓶鲜活的血！我也第一次感悟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情可以超越于父母，觉得父亲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即使他不伟大。

在大学的日子里，我实在难以忍受已经日渐苍老的父母还要像输血一样的供养我们。当白皙、鲜嫩、略显胖乎的我跟黑瘦、干瘪、苍老的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备受煎熬，为什么代际之间要这样传承、延续？

那年春节我回了家，年三十的那个晚上我对父亲说，我要开始自己养活自己，我可以在学校挣钱，我会比你能干的！父亲很激动，很干脆地扇了我一巴掌，父亲比我矮小，几乎是跳起来扇的。他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夹杂着血丝，迸发出愤懑和还有许多说不明白的情绪。

为了不让父亲为了我而身心俱损，我决定不再向家里要一分钱，而是利用学校勤工俭学的良好条件，改为白天上课，晚上在学校实验农机厂上班，利用节假日上全日制班等等，基本做到自给自足，彻底的免去了父亲的后顾之忧。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我才明白，那时的父亲简直是匍匐着生活，尽最大努力给我撑出空间，而我还嫌弃他撑出的空间太小，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我再也没有向父亲要求什么，而以前觉得关键的权力，也随着父亲的衰老，随着我参加工作而自然地转移到我的身上，可是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权力的味道。我也发现父亲确实要比我伟大，因为我现在要学着他以前的样子，慢慢地弯下腰，把整个家庭的担子挑在肩上。他太老了，已经跳不动啦。

自从我退居了二线，携妻带子来深圳之后，我就曾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问他是否和母亲一起到深圳来，可父亲摇头说：“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不想离开这里了，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地在那里过好日子，我也就放心了。”

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我都得为父亲带上两条他喜欢的上等香烟，父亲接过烟的样子像极了我小时候从他手中接过糖果的样子。他把包装精美的烟盒拿在手中把玩着，然后抽出一支在鼻子里嗅嗅，再点燃了，美美地吸上一口，剩下的便妥帖地放在自己的布口袋里，那满足的样子仿佛是他一辈子辛劳后得到的所有财产。就像小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最大的财产就是那满缸的大米一样。

——庚寅年冬月写在故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