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心之官则思，难怪“思想”两字下面皆有心。一切的言语和行为皆来自于心里的想法。可见，一个人的思想是多么的重要。

当了多年的班主任，我不知道给多少学生做了多少思想工作。按理也该有丰富的经验了，也该是驾轻就熟了。但是结果恰好相反，我比以前还头疼。我发现要深入了解一个学生的想法，要给一个学生做通思想工作，真的是十分艰难，而且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万一你做了思想工作，学生就跳楼了呢？

现在的很多少年的心灵远不是我们的专家们想象的那样纯洁无瑕，而是很复杂，甚至很卑微。他们有你难以想象的自私和张狂，不会感动，更不会感恩。于是有学生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老师：我爸给我缴了那么多学费，我成绩不好，就是你没有教好。我是顾客，顾客是上帝，我付了钱，当然要享受。我的位置就该比你高，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于是有学生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出诸多违反校纪校规的事：骂人，打架，抽烟，不做作业，上课听音乐看小说甚至将老师赶出教室。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有法律保护他们。学校只能批评教育，给处分也只能是警告啊记过之类的，是无权开除的。那些处分有什么用？他一笑了之，其他学生也是一笑了之。所以，每次学校念的处分，倒成了一桩笑料了。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会是这样的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肯定是没有教他们这样做的，这些做法只能是由他们脑子里原有的想法来指挥的。

我一直都读不懂“人之初，性本善”这三个字。因此对于《三字经》，我特别没有兴趣。我真的很不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一个婴儿，自生下来就会争吃争玩具。瞧他死咬母亲的ru*头，拼劲所有力气吮吸乳汁的样子，可爱得可怕。他何尝会想到母亲的疼痛？倘若让他自由发展：懒惰是不用学的，欺负别人是不用学的，骂人打架也是不用教的，那么他长大后是什么样子呢？也许就是丧尽天良的恶棍了，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既然“人之初，性本善”，为什么又说“子不教，父之过”？这不是矛盾的吗？

谁都不可否认，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鲁迅先生在他的《病后杂谈》中说：“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但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是啊，有“张献忠式”，有“孙可望式”。大明一朝，从剥皮开始，到剥皮结束，始终都没有变过——，看看，多么残忍！中国不是早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吗？儒家不是讲求“仁义礼智信”的吗？为什么推行了那么多年，礼仪之邦还只是句空话，只是个理想？是教育没有落到实处吗？不是的，乃是教育的苍白无力。试想，教育的力量怎可与强大的本性抗衡？一般的人，没地位没权，他多半会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为自保为生存，他会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但是很多人一旦有了权力，有了能使鬼推磨的金钱，他潜藏在心底深处的恶如果又得不到及时的感化和遏制，那么它就会像一个正在被吹的气球一样，努力地膨胀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那么的昏君佞臣的原因。当然拥有武力，或者说拥有庞大的军队的人，一样可以恶得不成样子。

一个人的手脚是很好束缚的，一根绳子就够了，而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是完全猜不透的东西。凡是与真善美相对立的思想都是卑微的，无论这种思想的所属者是帝王还是乞丐。一个卑微的思想，必然产生出卑微的行为，表现出卑微的人格。如同朱元璋搞出血雨腥风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必然是来自于卑微的权力欲望；成吉思汗的铁骑的疯狂践踏，必然是来自于卑微的疆土扩张的想法；吕雉对戚夫人的残忍，必然是因为卑微的嫉妒心；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性的灭绝，也必然是来自于卑微的人种论的思想。大人物做的事自然是惊天骇地，小人物呢？有了，请看：虐待儿童、乞丐；虐杀小猫小狗；偷窃财物；嫖赌成风；醉酒驾车；杀人放火等，哪一样不是源自于他的想法？坏人之所以为坏人，首先就坏在思想。

还是老子说得好。他力劝人类“无为”，即无所为而为，至公无私，致虚守静，柔弱不争。他提倡的是一种崇高的人生观，可惜多年来都被误解为是遁入山林，逃避社会的消极出世。一个人只有接受圣洁的教育，将自己固有的所有的卑微的思想驱除掉，而代之以老子所说的这些思想，你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否则，哪怕只有一点，也有可能万劫不复——不过，这也许只是空想罢了，和孟德斯鸠他们的“乌托邦”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人类社会并不该因为达不到就不向这个方向努力，不然的话，人类文明的发展又从何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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