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人后”者，方知闻鸡起舞，迎头赶上而逾焉；“不甘国后”者，方知“师夷长技”图强立威而雄居世界，永不败于世界民族之林。寻找一国文明之源亦然。当古埃及的确切纪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80年和古巴比伦的确切纪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78年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在惊羡不已的同时，深感中国5000年文明史不能以信史居世而抱愧，羞涩之隐痛如刺在喉。尽管安阳小屯村甲骨文的发掘使中国人终于走上了以地下文物与历史黄卷相互佐证的历史研究时期，也把中国信史推到了3300年前的历史起点上（公元前1300年）。但是，中国这块广袤的山川河海上，是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一定止步于安阳甲骨文，中国地下文物尤其是夏商都城的发掘就止步于商代晚期的盘庚迁殷呢？甚至还有黄帝时代有没有建立稳定的都城以安天下恩慧苍生呢？自然，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理所当然成为一代又一代考古专家学者的历史使命。

奇迹常出自于偶然。就像1899年的那个秋夜，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向北京各界名流宣布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安阳甲骨文一样，1950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曾经参与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一个曾经因战乱而被迫离开中国科考队而为生存故不得不以小学教育谋生的阎维周老师，在郑州二里岗一带发现了大量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虽然这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却悄然揭开了中国郑州远古商城的神秘面纱。之后，在国家科考人员几代人在近50年的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经中国2000年结题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的最终认定，郑州商城就是中国历史上商代开国之君商汤所建都城－－亳城！由此，以公元前1300年的殷墟文明而自豪的中国人又一次把有据可查的中华文明历史向前推进了300年（即公元前1600年）。

接踵而来的惊喜是，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中国考古工作捷报频传：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与河南登封王城岗文化遗址的成功发掘，不但把中国有据可考的历史推到了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070-1600年，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而且因为“禹居阳城”的实证则把中国文明之源推到了公元前2450年。随着郑州古都群的进一步发掘，从轩辕黄帝故里的地下文物到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大河古城地下文物的面世，中华文明之源再一次向前推到了公元前2697年-前2599年！

一、日出嵩山——中国诞生篇

从河南省会郑州市西南而行至登封市西北，在注入黄河的主干支流伊洛河与注入淮河的主干支流颍水之两河流域，有一座群峰挺拔、层峦叠嶂、飞瀑腾空、气势磅礴、景象万千之山峰。这就是属于伏牛山系的由太室、少室二山峰组成的中国五岳之“中”的中岳嵩山。《诗经》所云“嵩高维岳，峻极于天”，乃嵩山之谓也。因其地处“天地之中”而被尊为中岳，是黄河与淮河的分水岭。这里秀逸诱人，林木葱郁，送雪迎霜，生机昂然。其山峰绵延120余里，恰似一条东西横卧之巨龙，巍然入云，雄峙中原。倘若立于太室山之最高峰峻极峰之巅顶而极目远眺，北望黄河，鸟瞰群峰，河川形胜，则尽收眼底。以其横卧之姿而东连汴郑，西挑河洛，把中州大地与黄淮平原有机地连在一起。其东南之登封、新密、新郑之姿如淑女解带芙蓉出水；其西北河阴之巩义、偃师之态如碧空倒挂争宠怀中。西南而望，嵩山则倚淇山傍颍水，把伊川、汝州和禹州之沃野如心肝宝贝捧在掌心。山川形胜若此，难怪北宋范仲淹登峻极峰而叹曰：“不来峻极游，何能小天下”！实在是道出了嵩山之奇美。

嵩山自古神密莫测，晶莹剔透之中洋溢着浑厚与灵异，原本就是神仙茗茶饮酒侃谈尘世点拨愚顽开启聪慧之居所。自然各路神世外高人多会于此，醉眼朦胧处而览物抒怀，泽被苍生。据说还是在洪荒蛮野之懵懂时期，玉皇大帝偶尔闲暇，于南天门撩开云雾，但见神州浑浊，部落杀伐，生灵涂炭，实在不为天帝所忍也。于是玉皇大帝想，当此“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之时，纵使遣精卫移他山之石以填沧海，令女娲练五色石以补苍天，也未必能解蛮野部落之争位杀伐，不若立四极，柱中天，驱化愚顽，修养贤人以统领神州，方为上策。于是立即把身边的五虎天将派往凡界，命其一到东海之滨以镇水兽，其一到西方天国以挡风妖，其一到南方火山以降火魔，其一到北国冰峰以伏冷怪。四位天将各得其令自领天兵离开天宫来到九州之四极，降龙伏虎以镇边陲。于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之周界四极立焉。另再派一位文武全才名叫山高的天将来到这伊河洛水之畔虎踞中州而为中岳嵩山。从此以嵩山为神州之“天中”，集四方部落蛮夷于“天宅”之中启蒙贤达，训示良才。于是焉，炎帝、黄帝、尧、舜、禹相继来此温经习仪，餐风饮露，面命耳提。自此炎黄融合，蚩尤败迹，华夏民族之根基始立矣。从此炎黄子孙经尧天舜日，河清海晏，至禹而立夏朝，由是中国诞生焉。

中国之神话传说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往往是把神人化而立言，中国则是把人神化而传世。说玉皇大帝派五虎天将下凡而造五岳以顶天立地，这与精卫填海和女娲补天一样实为传说。至于五帝开基至禹而立夏，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真实，今之前的世人不得而知。即或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世人捧着安阳甲骨文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世人还以为中国的信史当止于3300年前的晚商时期，炎黄尧舜禹只当是茶余饭后的传说，只是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纸上谈兵”。纵使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还有那些热心的人们在继续编造几千年来子子孙孙早已耳熟能详的有关五帝的远古传说，以作为无法佐证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心灵慰藉。其实，五帝实乃凡人而非神仙，只因为后世人特别是今天的世人在久远尘封而失去的记忆里，一时找不到那些久埋于地底下不知何处的真凭实据，只好隐去真人真事而神化，以侃谈世人的情趣与诱惑，来抚慰失落太久的文明。至于《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以及《竹书纪年》等所载之史实是否属实，已经并不重要了。就像世人只知道《水浒传》中的每一章节的故事是那样的诱人而妇孺皆知，至于“花石纲”是亡宋之兆，“人造艮岳”乃亡宋之痛，那就不是寻常百姓普通人家所需了解之事了。在老百姓看来，轩辕尧舜禹的故事与《水浒传》中的林冲李逵武松的故事之流传，其道理完全是一样的。然而今天的世人哪里知道，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早就奇迹般地诞生在这伊洛河与颍水环抱的嵩山之中。中华先祖之源头肇始于斯，中华远古之文明肇始于斯。“五帝时代不是传说时代，而是历史时代。”这就是中国科学院跨世纪之交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科研成果所得出的结论。这不仅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宣言：是中国文明史有确切纪年的宣言！它宣告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把五帝时代定位为历史时代的可信可证。古之竹帛书简包括《史记》在内的相关史书关于轩辕尧舜禹的记载，全印证在中岳嵩山崇山峻岭之所延伸处的郑州古都群的考古发掘之中。久违的记忆与破土而出的考古惊喜，就像当年甲骨四堂考证甲骨文字一样，又一次把世人的目光吸引到这景色迷人的中岳嵩山之周围，睁大眼球去寻找那思念太久的远古文明的奥秘与玄机。

偶然的发现苦苦的思考与辛勤的发掘，把我们太久太久的饥渴充塞得眼花撩乱。今天我们无需研究嵩山之中岳庙是否就是当年黄帝传道讲经的圣地，也无需研究太室与少室两座山峰是不是当年禹帝的两个妻子居住的地方，也不管其太室峰上之启母石是不是夏启的母亲变化而成，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自信且肯定地说，就在这远古蛮荒年代堆砌而成的嵩山之崇山峻岭所涵盖之周边绵延处，中华民族之人文始祖黄帝成就于焉，尧传舜、舜传禹之禅位于焉，华夏之第一个国家政权肇始于焉。中华华夏文明之第一缕阳光就在嵩山的青翠与挺拔中升起！日出嵩山——这就是远古华夏文明最为纯洁最为晶莹最为瑰丽的原始乐章！当人类告别猿人走出山洞走出森林走向湖川大海的时候，文明便在那一行行的原始脚印下滋生。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从嵩山走下去了，中华第一个立朝之君大禹从嵩山走下去了，带着中华文明之源的每一道音符，沿着那山溪，沿着那峡谷，沿着那睿智初开的砂石小径，向着那“宅兹中国”的广袤原野释然而又庄重地走去。

5000年前，在嵩山与颍水之间有一条颍水河谷，在其谷底有一条谷地神道，是古人进出嵩山的迁徙之路，更是昔日黄帝尧舜禹等入世高人上山拜谒仙人的必经之路。沿此神道东行，便是今天的登封、新密、新郑，转北直至郑州城区。往西绕过大山北拐，再过龙门伊阕，胫达偃师和洛阳。如果直接从嵩山之阴北走，则可达巩义、荥阳。远古的先祖们从嵩山下山后，就是通过这三条布满荆棘的崎岖小径，带着憧憬与迷惘，一步一步坚强地走下去，把中华的远古文明辐射到中州大地和黄淮平原。融入到滚滚东去的黄河，融入到期盼文明的五湖四海，山川大地。

这是一条通向轩辕故里的日出之路，这是一条通向“禹居阳城”的建国之路，这是一条通向偃师二里头的夏亡商兴的进步之路，这更是一条通向郑州亳城的奴隶制王朝的中兴之路。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就像一位修行数万年而功德圆满的智者，终于怀着隐忍之心离开了给他智慧给他勇气给他谋略的青山绿水，肩负开启愚顽泽被苍生的历史重任，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向母亲召唤的乐土。如果今天我们把远古时期的历史画卷逐一唤醒复活，我们就会惊人地发现，远古先祖们下山后生存发展的轨迹竟然是那样的神奇而有规律。他们沿着从嵩山脚下三条不同方向的道路，披荆斩棘驱除愚昧播种文明而“宅兹中国”，最终把黑暗留给自己，把光明传递万世，哪怕千年万世之后人无从寻找其久封尘埃的躯体与魂灵之踪迹。

这条远古神道默默地在嵩山脚下承载了5000年，这份承载实在太久远，这份承载实在太沉重，这份承载实在太苍茫，致使5000年后的炎黄子孙们竟然再也无法辨认那原始的模样，历史的尘埃早已把这条通向文明的神道掩埋在后世文明的光辉之中。今天我们这些追根索源的子孙们，在嵩山的周围，仔细寻找着那早已失去记忆的谷地神道，重新复原着5000年文明古国最幼年时期的雏形。于是我们背负行囊，沿着这曲曲弯弯明灭可见的神道，三步一镐，五步一锤，餐风露宿50多个春秋，终于在以嵩山为中心的东线与东北线——禹州登封新密新郑和郑州、西北线——偃师、北线——巩县荥阳等久远的尘封之地，找到了一个庞大的“郑州古都群”。这是继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之后的又一石破天惊的考古奇迹。

中国郑州古都群地处嵩山周围，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地区之一。古都积年达1337年，建都时间之长，为国内之最。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翻开古书竹简，比划着这三个不同方位的远古都城遗址，屏声敛气地寻认着字里行间里所透析出来的5000年来的味道与气息。于是，我们在今天的新郑市与新密市之间的轩辕之丘认证了《竹书纪年》所云之“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的“中华第一古都”（据说这里还是三皇之世初为伏羲女娲之故里，但目前尚无确切历史之考证）。于是，我们在今天登封市的王城岗佐证了《国语·周语上》所记载的“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之“禹都阳城”的中国第一个国家政体的夏王朝都城遗址。于是，我们在今天的新密找到了夏启废除禅让制而子继父位的第一个世袭制的奴隶制国家政权夏启王朝遗址——阳翟。于是我们在巩义市找到了夏朝中晚期古城建筑遗址——斟寻（今稍柴、罗庄一带）。《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即言此。于是，我们在偃师二里头和尸乡沟找到了夏朝晚期的远古商城和商汤伐夏后的所建的陪都——商汤之西亳，这是由夏朝过度到商朝的界标。尤其是，我们在郑州老城区的二里岗终于找到了商汤都“亳”的郑州商城——亳城。这是商汤灭夏后的第一个稳固的都城，它是殷商时代规模最大，现在地面保存最好的商代最早期的国都——亳都（经历10王189年）。同时，我们还在新郑与新密两市之间的古城寨遗址上找到了“郑韩古城”——即春秋时期的郑国都城和战国时期的韩国都城。我们可以这样自豪地说，郑州商城的发现就如一把开启中华5000年文明的钥匙，终于揭开了中国安阳殷墟之前近1700年失传历史的远古秘密。透过郑州市二里岗遗存的发现，让我们由此找到了二里头，找到了尸乡沟，找到了王城岗，找到了新郑新密之古城寨遗址。于是我们终于可以自信地把中华5000年的文明历史中最先之1337年历史与3300年前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历史完美的衔接起来。由是中华远古文明的确切纪年可以向前推到轩辕皇帝诞生的公元前2697年（即距今天4707年）。

中国跨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把中华民族从五帝之首帝——轩辕皇帝，到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等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古都遗址之发掘研究，复原成幼年中国的风花雪月，闪烁出中华民族华夏之源的耀眼光芒。一个逐步成长中的中国承载着华夏之龙脉，开始在中岳嵩山的四周茁壮成长。今天的郑州虽然建都年代距今太久远，但是不会因为历史的尘埃最终掩埋了其夺目的光辉，就会永远成为一个幼年中国时代的都城之殇而遗憾千古。虽然它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让历史不得不承受5000年中国文明史中，只见后3300年文化信史，而不见3300年之前之1700年文化古都之光芒。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沿着嵩山脚下那向四周延伸的原始古道，逐步复原出一个4700多年前华夏民族从诞生到建国、从摆脱原始公有制社会而进入家天下私有制之奴隶社会的历史轨迹。

如果说在在郑州古都群尚未发现之前，我们说中华远古的先民们走出大山、告别狩猎、拥抱平原、开拓农耕，在山尽平畴出的嵩山东麓创造出新石器时代灿烂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还只是一种猜测——虽然人们根据一种生活哲理而思考远古先民：农耕文明必须依赖浅山绿水之丘陵平原，就像工业文明必须依赖江河海洋一样。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远古部落要想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自然要走出大山峻岭来到那山围水绕的理想王国来开拓新的农耕生活，以求自身的生存与人类血脉的延续。那么今天这种猜测已经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得以证实。早在5000多年前，就在嵩山之余脉具次山（今称之为始祖山）与黄淮平原的接壤处，也就是今天的新郑市与新密市之间，我们的远古先民中有一个以熊为图腾的有熊氏部落，告别漫漫“山洞岁月”，落户在具茨山后的浅水丘陵之上，创造了奠基人类文明的新石器文化，使中华民族第一次走上了原始社会公有制生活的历史轨道。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曾经用“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来表述人类文明的进步，简明扼要且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根本区别之所在，道出了磨制石器是打制石器时代的历史飞跃。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公元前5000年左右），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已经氏族林立，大小部落成千上万。《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有万诸侯。”即谓此时之社会局势。“万诸侯”当中，神农氏首领炎帝部落势力最强大且最有威望而号令各部落，彼此相安而居。至黄帝时期，炎帝部落逐渐势衰，部落之间相互磨擦侵伐掠夺以及虏杀人口之事泛滥。而此时黄帝修德整兵，伐*暴而安黎民，四方部落慕而归附之。当炎帝企图再次扩张侵凌周围部落时，黄帝便率其部落北上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三战炎帝，使其败北而归顺于已。后来进一步联合以熊、罴、貔、貅、虎为图腾的六个部落，并会合炎帝部落，在涿鹿郊野与蚩尤十战而擒杀蚩尤，从此黄帝威名大掁，被各部落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后来又逐步消灭北方南侵的荤鬻部族（匈奴族的前身），从此炎黄部族逐渐融合而为一体，是为华夏族，并“邑于涿鹿之阿”。由于当时的“天子”之都经常受到北方野蛮部落的侵扰，皇帝为了氏族的安全，毅然率领部族从“涿鹿之阿”复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轩辕故里，建国而“都于有熊”，一统全国的“有熊国”之建立，标志着“中华第一古都”的正式诞生！华夏民族之炎黄子孙终于在这青山绿水之间遥望蓝天，走向未来。

先不说我们今天在新郑西北之地找到了远古轩辕之丘——中国的第一座“紫禁城”，我们只要翻开战国时期的史书《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之记载炫然在目。而西汉之太史公则在《史记·五帝本纪》则进行了详细的记载：“黄帝者……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抚万民……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居轩辕之丘……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结合今天考古之发现，这段记载当为信史。魏晋历史名人皇甫谧在《历代帝王世纪》中进一步认证道：“（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这与太史公所言一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补注说：“或言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大明一统志》则十分肯定地说：“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当历朝历代资料记载与我们今天的考古发掘相印证的时候，4700多年前的皇帝故居，一个失落的原始王国——“轩辕丘”终于在新郑与新密之间的大樊庄村的古城寨古城遗址（实属今天的新密市）破土而出。失落的文明重现阳光，久违的人文初祖再逢盛世。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的又一辉煌成就。

古城寨城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曲梁乡大樊庄村，溱洧二水左右襟带、大隗具茨二山环列为屏，实乃风水盈溢、人杰地录之圣地。就在这山环水绕之宝地，远古文化遗址密布，历史文化底蕴天然浑厚。其中有裴、李岗文化遗址12处、仰韶文化遗址11处、龙山文化遗址11处，其他还有二里头和二里岗等文化遗址多处。特别是溱洧二水交汇处的中心区域内，有炎帝时补人建都的补国城、黄帝先祖少典氏的方国有熊之墟、黄帝古都轩辕丘、黄帝后裔祝融、郐人的祝融之墟和郐国故城、夏启建都的新寨遗址、韩郑古城，还有西周密人建国的密国都城等，这大小11处带有都邑性质的古城址，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古都群。这是我国迄今发现保存最好、城防设施最完整、中原地区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时代城址，更有春秋战国时代商周之遗存，其蔚然壮观之气魄，使人回肠荡气，叹服如斯。

在这紫气萦绕的古城寨城址之中，际遇了公元前2697年皇帝出生在轩辕之丘的那个开天辟地的良辰美景（卒于公元前2599年），见证了黄帝统一华夏回师有熊国的浩荡与威严。黄帝统一天下奠定中华肇造文明之日，就是其惜物爱民、播种百谷、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定算数、制干支（黄帝历）、创音律、建医学而泽被苍生之时，故而黄帝当为承前启后之中华文明之始祖。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皇帝时代是部落联盟第一次走向统一的时代，时人用磨制石器打造了野蛮杀伐时代的第一个统一王国，孕育了原始社会理想的公有制胚胎。自然这是一个文明程度十分低下的时代，尽管后世人盛赞五帝时期社会明德泽被苍生，但是今天的世人决不会因为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的不如人意而有人会自愿退回到5000年前的“公有制”社会。然而我们要说，如果没有史前那些曾经磨砺过的几片石头，能有今天世界之飞机大炮收割机吗？自黄帝“居有熊”之始，华夏民族就像一弘甘泉滋润了文明的胚胎，培育了农耕与定居生活的发展意识，奠定了阶级国家政权形式的根基，把中国的第一缕文明之阳光升起在嵩山的东方！

如果说炎黄子孙始于炎帝与黄帝两大部落联盟的融合，这是中国华夏文明的源头。那么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体——夏朝奴隶制王朝的形成，这是中国华夏民族的历史文明正式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象征。而夏王朝的初步确立，当在大禹“……定高山大川……劳身焦思……过家门不敢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以告成功于天下……”之后。当年帝舜在平阳（今河北保定）禅位于禹之时（公元前2223年），“……帝舜荐禹於天……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史记·夏本纪》）。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夏后——就是中国第一个奴隶社会夏朝的雏形。由于大禹为了让舜的儿子商均继承帝位，自己从平阳躲避到了嵩山脚下的阳城（其父鲧居住地），因此当他正式继承帝位（公元前2205年）后，自然就把都城建立在阳城（嵩山之阳）。因为阳城已经成为了“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的必到之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史纪·夏本纪》中的禹居之阳城到底在哪里呢？大禹治水“过家门不敢入”的故事到底是传说还是历史的真实呢？

就像希腊古代神话传说在民间广泛流传了几千年一样，大禹治水的故事作为民间传说在中国已经流传了4000多年，华夏子民莫不耳熟能详。而我们真正找到“禹居阳城”的历史真实则是在公元2000年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所作出的结论之后。中国的城池建设，就目前发掘情况来看，最早者当为皇帝之轩辕丘，实为中华第一都城。其次则为鲧之阳城，也就是大禹继帝位后所都之阳城（据相关报道：近年考古发现了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为帝尧的都城遗址。果真为实，则先于阳城也）。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学家们在今天南眺箕山、北依嵩山的河南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颍河与五渡河二河流域交汇的台地上，经过多次不同层面的发掘，终于找到了一处龙山文化中晚期都城城址（其间发现了奠基坑、青铜器残片、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和文字等）——王城岗遗址，这就是史学界称之的“禹都阳城”和夏启最早的都城遗址，其纪年距今4450年—3550年。也就是说，这座城池，早在大禹的父亲鲧居阳城之前，就已经有过部落先人居住过。直至鲧、大禹以及夏启初期在此为都。数千年的悠悠岁月就这样融入奔腾于嵩山之阳、箕山之阴的颍水，融入欣然汇入颍水的五渡河。4000多年来，这座尘封太久的王城岗遗址（其遗址分为小城与大城两座），一直委屈悠怨失落地尘封在这片群山丘陵环抱、河流纵横交织的河谷盆地之中，诉说着数千年来遗弃在地底下的孤寂与落寞。

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登封王城岗遗址，实在埋藏了太多太多的夏代之谜，它是我国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缩影。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启封王城岗遗址中的二期、三期、四期和五期城址发掘的尘埃时，历史的时钟把中华久远的失落定点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区间内：小城（王城岗二期）——为公元前22世纪，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大城三、四期——为公元前21世纪；大城五期——为公元前20世纪。大城小城年代值均已进入夏的纪年范围以内。同时王城岗城址样本已经确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为此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所言“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的描述终于在王城岗城址中得到了证实。这是我国考古学家们对夏文化学术研究的巨大贡献。　

随着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围绕嵩山周围附近地域，根据史书相关记载，也为了印证自战国时期《竹书纪年》到西汉时期《史记》等历史文献的真实性，考古学家们定点在登封、新密、新郑、偃师、巩义、荥阳进行了为期半个多世纪的重点发掘，于是我们分别从“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尸乡沟文化遗址”、“登封王城岗文化遗址”和新郑新密古城寨遗址等属于“郑州古都群”遗址系列的古城遗址中找到了答案。今天我们终于能够准确地把远古之黄帝文明、夏文明与早商文明复原成一部活生生的历史画卷，给早已失落的远古都城一个太迟太迟的慰藉与交待。同时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以郑州中心的古都群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史前历史，正是她的发现，才让我们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源头，找到了中国太阳升起的地方。今后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即使面对泥罗河与幼发拉底河的先祖们，我们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中国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就在嵩山东簏的新郑市，我们的治水英雄大禹就在登封市的告城镇，这里也是我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国王夏启最早的都城。在我们的历史黄页上，可以理直气壮地写上：河南新密市的新寨遗址，就是夏启迁都后在这里建立的第二个都城（阳翟），它是我国奴隶制阶级政权的发源地，也是我国王位世袭制的肇始地。河南巩义之稍柴（古称“斟寻”）就是夏文化中晚期的王者都城，而河南偃师二里头村与尸乡沟文化商城，则是夏文化晚期和商文化初期的文化遗址。之后，夏朝历经了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胤甲、孔甲、皋、发，直到夏桀亡国而商汤兴，前后约471年。夏王朝（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这个失落已久的古老王朝，虽然距我们已经4000多年，但作为上古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夏朝就没有此后中华民族3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以郑州二里岗之商朝第一座都城“亳城”为基础，把整个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完美地串连起来。同时也完美和谐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由原始公有制进入国家政权意识的私有制奴隶王朝的历史过程。

探索夏文化之源，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今天的史学界之所以一直认为夏启之为第一个世袭制奴隶制国君，而不去思考舜尧禹时代是否真的是完全的公有制社会　，也许是我国长期缺乏信史故而导致成的一种狭隘的历史观罢了。因为从古城寨遗址和大和村遗址以及“禹居阳城”的王城岗遗址来看，那些价值连城的陶器和青铜器的出土，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王者之尊！也就是说王者永远比非王者之黎民百姓优裕宽厚富庶，这种等级差别早已经在皇帝时期已经存在了。既然有了等级差别的存在，就说明已经出现了物质享受上的不公平不平等，这就是私有制产生的温床。因此私有制的出现，一如史学家所言当为社会财富出现剩余后的产物。实则从另一个侧面说，当社会财富不能完全满足公社成员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之时，亦是产生私人占有公共财物以自保的另类原因。因此当禹死后，夏启世袭王位，而且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以私有制性质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政权，自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说史学界有人认为“夏启破坏了禅让制而世袭帝位”，这对当时历史发展的真实也许是不公平的。因为其一，夏启并无意为帝，是天下之民以其贤，乃拥之而为帝焉。“……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故而历史发展到夏启的时代，社会的多元化不得不实行专制与专政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统治才能确保社会的安定与生活和稳定，这就是夏启为帝时奴隶制国家政治形成的历史必然。就像今天任何一个发达的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可能没有监狱，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战胜对方的武器等等。而王位世袭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皇帝始然，而非启为之也，这是自皇帝以来教化如此，国人共识。

夏启初登帝位之时，“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於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说明夏启如若不用战争，就无法统治国家，有扈氏不灭，则国无宁日。“国家”这个名词从娘胎里就滋生着战争与流血，从来不是用“和平”写成的。从轩辕皇帝立国于有熊到夏禹建都阳城到夏启建都于阳翟，至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正式形成时止，天下并没有因为遵循五帝以及大禹之“天下为公”而天下太平，相反，从皇帝到大禹时代止（公元前2650至公元前2070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同样是战火硝烟不止，干旱水患不息，天下之人心在迫于生活不得足以温饱的前提下，必然会有战争狱讼民变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人口增长与生活物质供求矛盾的日益尖锐，随着王者尊严之地位的日益显赫与突出，自然阶级政权国家机器应运而生，原始法律意识也在不自觉的意念中滋生，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

历史的发展，一切皆顺其自然，非人力可以拒之。即或是原始部落，也有部落酋长，自然也就有被酋长领导的部落成员。皇帝部落统一华夏都国于有熊，于是王位生焉。有王位就有平民，这就等级差别，有王者就有以王者而代表天下的宗庙社稷，自然也就有只能属于王者祭祀用的王者祭器。这就是天下人无意识的在爱戴与敬畏他们自己的首领的时日里而产生的特权价值观。于是只要有显示尊贵的王者祭器，就一定有不能享受王者祭器的子民，这就是贫富差别的原始雏形。同理，有战争就有俘虏，有俘虏就会产生奴隶，有奴隶就有防止奴隶逃跑的法律和国家机器，这就是专政政治形成的土壤。如此一切并非五帝有意发明之，一切皆自然天成矣。即或是原始法律的意识之形成亦然。当年禹之父亲鲧因治水不力而被诛，这还是在舜帝时期产生的法律效应，此乃生产力低下时期人类无法战胜自然灾害而又迫于生存故所致也，并非帝舜之发明。所以应该说夏启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奴隶制国家，让中国走出了生产力低下的原始公有制之洪荒年代，让社会步入了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其利于当代，其功在千秋万世，夏启当承其责而受其勋也。

我常异想天开，总认为五帝之尧舜禹实行禅让制并不是公有制和谐的具体体现，充其量只是为帝者想尽千方百计解决民生温饱问题的一种迫于无奈的举措。如果说原始公有制形式的时代始创于黄帝轩辕氏时期，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进步，那么经尧天舜日之后，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制度在无法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时候，这种表面上看似合理的社会结构形式是经不起现实生活撞击的。黄帝之后的尧年舜日的年代，之所以出现尧趋舜步的禅让制，也许是取决于当时生活水平低下的原因。倘若当时各部落之间物质之富庶足以达到无论谁为首领都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那么自当不会出现禅让制的。因为自皇帝始，历颛顼、帝喾、帝尧四帝，莫不是子孙兄弟以继帝位也。这一点《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是可信的：“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这里有一点尤其要说明，那就是当尧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本意是想让儿子继位的。当其迫不得以让位于舜之时，实乃其子不肖之故矣。“尧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史记·五帝本纪》）。最后导致“诸侯朝觐者不之丹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硃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硃而讴歌舜”的局面，是因为帝尧之子丹硃无力处理“狱讼”之矛盾，无法解决国家生民之生存发展问题，帝舜迫不得也而践天子位焉。大禹亦然。禹承位之时，正值国家自然灾害十分严重，水患天下之时，其父鲧因治水无功而被帝舜处死，也正说明当时社会经济处于十分困难时期，要不无论怎样其鲧不当死罪也。“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於天……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史记五帝·本纪》）。然其舜子商均更无能力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问题，禹才“不得已”而为帝焉。反过来想，为什么会出现舜、禹二人避让而不受帝位的现象呢？概因祖宗世袭观念之故也，决非此二人不欲为帝位之尊也。要说历史上的“禅让制”，唯大禹以天下授益者是也。“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遗憾的是“……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太史公的这段记载说明了一个道理：历史上的“禅让制”真正意义上只有禹禅让帝位于益，遗憾的是他却选错了继承人，导致天下不服，“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因而历史成就了自启始“王位世袭制”的历史丰碑。由是观之，中国的“王位世袭制”并非夏启随意所为之事，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种结果的必然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的时候，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悠悠之远古隧道缓缓走来。不管黄河之水流经了多少岁月，也不管嵩山之灵气蕴藏了千百万年，当5000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5000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但今天的世人决不会为其沉湎而失态。因为在世人面前，还有许多期待探讨的难题等待专家学者去探秘，去揭开那欲抱琵琶的神密面纱。例如：王城岗遗址中的泥质黑陶薄胎平底器的外底上那个会意文字“共”字，这种字体在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中都能找到，那么它是比甲骨文早出多少年的文字？还有就是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据说是尧都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器上用红色毛笔写的“文”字与后代甲骨文、金文中“文”字的写法非常相似，难道这是比“共”字更早的文字吗？若是，中国文字则在帝尧时代就已经有中国文字记载的信史了，若晚于那“共”字，那么中国文字最早产生是否真的出自皇帝时期？再如，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考古学者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难道这块龙形石器“龙图腾”，真的就是中国第一龙吗？若是中国第一龙，那么“宅兹中国”的中国“龙抬头”，不正是中国夏文化的历史源头所孕育的史前骄傲么？

2010年11月23日深夜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