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高调登场是与他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解禁相关联的。正当人们还沉浸在欣喜中的时候，王蒙的又一部小说《青春万岁》出版了，这又给人以震撼。

但我曾设想过，如果王蒙的这两篇小说拿到现在，估计就没有当时的轰动效应了。这也正好给我们以启示：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是要放在当时的环境里去的。任何的脱离都是不客观不公正的甚至是一种背叛！

可当人们还沉浸在王蒙带来的大胆、开放、清新中的时候，王蒙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且音讯全无。正当人们为苦寻不到王蒙而烦恼的时候，王蒙却突然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且带来了一连串作品。人们读后却又觉得不似以往的套路。只觉得怪怪的，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人们不禁用疑惑的眼神来观看着王蒙。瞬时，劝说的，指责的，以至发展都后来声讨的，谩骂的，那副嘴脸就如王蒙的一篇小说《说客盈门》中所描写的一样。当然，这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要王蒙收回这些怪物，重新回到以往的路上去。王蒙却一意孤行，又接连推出了这样的怪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视野的开阔，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王蒙的这些怪物慢慢的却被人们接受了。人们不仅接受了，还纷纷予以效仿。都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写法。

那么，王蒙的这种写法又叫什么呢？叫“意识流”写法。“意识流”本来是心理学里的一个名词，是在1918年梅·辛克莱评论英国陶罗赛·瑞恰生的小说《旅程》时引入文学界的。那么，意识流又是什么时候流入中国的呢？还是回顾一下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除各种生活方式的涌入外，精神食粮也不断涌进。一时间，各种流派的作品和各种手法的作品纷纷出现在中国大陆。呈现在读者面前。什么自然主义，什么新写实，什么朦胧，什么意识流等等等等。搞得人们一时间眼花缭乱。可过了一段时间，待人们的头脑清醒后，又开始一一加以甄别，一一加以取舍，最后，也就各取所需了：诗人取了朦胧，小说家取了写实、意识流。而王蒙就取了意识流。但王蒙的意识流却是经过演变了中国式的意识流。而不是原装的意识流。而这样的演变是为了更好地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和欣赏习惯。这也正应了毛主[xi]的那句话，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终，王蒙成功了。后来，可能因为王蒙的思想前卫也就当上了文化部部长（这只是我的一种臆想。是当不得真的。期望有方家的斧正！）。这无疑是作家的最高荣誉！

我们不要说去读王蒙的这类作品，就是读一下题目也就知道了：《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冬雨》、《坚硬的稀粥》。

我虽读了些王蒙的作品，但说实话，我倒不大喜欢。我觉得读王蒙的作品对人的思维是一种颠覆，使你象个傻子样都不会思维了；再就是累。明明一句话一次性可以说完的，他却不，他偏要分几次来说完。我对他的这种做法叫“脱裤子放屁——多次一举。”当然，这仅仅只是我的愚见！

至于现在，可能是因为王蒙的年纪大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王蒙也就没有再在文坛上走动了。或者说走动的也不多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