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下了火车，走出站台。站在车站广场上四处张望，她不是在找人，没有人来接站。站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广场上，翻遍大脑储存的所有信息，也找不到熟悉的建筑物了，但这并不影响她此次旅行。

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响应毛主[xi]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背上行李坐上“知青”专列，轰轰烈烈地出发了。那是她第一次坐上火车离开家，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陌生的地方。那年走出站台的是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站在广场上看到的是满广场的欢迎横幅和标语。简短的迎接仪式和“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振臂誓言，消除了青年们旅途的疲劳。从此她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生活开始了。

小客车乘务员的叫喊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急忙坐上小客车。离开这三十多年了，为什么要去那该死的地方。前几年户长找她，准备一起去当年下乡的地方看看，那年她正和丈夫闹离婚，没心情参加，她也不想参加。听说他们在乡里村里风光了好几天。

她叫燕，她是一只孤燕，一只总是比别人慢一拍的孤燕。要不你看，不该下岗的年龄，工厂倒闭，她下岗了；不该离婚的年龄，她离婚了；当年在集体户别人都回城了，她比别人足足晚了六个月；等人家风光完了，她才想去那该死的地方。

这两年也不知是咋地啦，不用到处打工，能按月领到退休金了，虐待她半辈子的酒鬼丈夫也离婚了。早晨打太极拳，晚上扭大秧歌，老年生活过的有滋有味，可这心里总是不能平静下来。当年集体户生活的画面，在脑海里反复出现。仅仅在那生活了四年，本想从记忆中把这四年擦去，可越擦越清晰了。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让她又回到了现实当中。到站了，她在村头下车了。她提了提精神，沿着水泥路向村里走去。她顺着村里小河走了一段停了下来。是这，就是这，三间泥草房没有了。吴招弟和二愣结婚了吗，她过得好吗。

那年他们知青刚来时，集体户的房子还没有盖好，12名知青被安排在社员家吃住。她被安排在吴招弟家了，和招弟的姊妹们住在西屋。招弟她爸为了能有个儿子，把希望都寄托在女儿们的名字上了。你看这名字起的，从老大开始依次为：招弟、盼弟、来弟、唤弟。计划生育开始了，招弟她妈做了绝育手术。她爸精神头没了，干活也没劲了。一口牙不到一年，一半下岗了，不到五十岁就成了小老头。

招弟和她同岁，生产队的活样样都会干。每天晚上吃完饭，躺在炕上，招弟就教她怎样干农活。招弟最愿意听她讲城里的事情，她答应将来有机会一定领招弟姊妹们去城里看看。干活累了睡觉就香，一觉睡到天亮。

有一次晚上吃的是玉米碴粥，晚上起来方便的次数多了。方便完回屋时，碰上招弟她爸一丝不挂地出来方便。从那时起，夜里方便时总是把招弟召唤起来一起去。后来招弟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她说邻村有个妇女要去做绝育手术，管丈夫要钱买布做个裤衩，丈夫没给，喝农药自杀了。她听完这个故事后，出去方便不再害怕了，也不召唤招弟了。后来，她弄明白了，只要晾衣绳上晾着裤衩，晚上尽量不出去方便。

到了十一月份，集体户的房子才建好。他们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家，过上了集体生活……

她瞅瞅眼前这三间大砖瓦房，没敢进屋，不知道还是不是招弟她家。只是默默地站在那，祝福招弟的姊妹们都过上好日子。

她继续往集体户方向走去，走到村中间时，看见变压器还在。可变压器旁边的宣传板没有了，可能是人们嫌它碍事，拆了。当年这块宣传板可是“阶级斗争”的阵地啊。

记得那年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在生产队没干几天活，就当上了大队妇女主任。上任第二天就在这宣传板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一下就成了全大队的红人。大字报的内容是“原国民党军官蒋守一的儿子蒋广才，不好好改造……。趴在水库边上的玉米地里，偷看革命女青年洗澡……”。当年，蒋广才到底有没有偷看女青年洗澡这事，谁也不知道。社员们看过之后，只是一笑了之，但这位妇女主任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了。听说这位妇女主任仕途不顺，嫁了个盲流远走他乡了。

在这个村的上游，有一个小水库，夏天成了这个村社员唯一一处洗澡的地方。白天是男人们的乐园，男人们可以赤条条地在水库里洗澡，洗累了在岸上晒晒太阳。晚上才是女人的世界，但也都是结伴同去，找一处稍微隐蔽的地方搓搓身上的灰尘。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才敢放肆地站在岸上晾晾白条。

她在找集体户的房子，找不到了。学校呢，学校的东侧就是集体户，学校也没有了。集体户的房子可以没有，但她心中的那栋房子却永远也拆不掉。

从知青们搬进那栋房子起，生产大队吴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对知青们特别关心，时常来集体户问寒问暖。菜园子里什么时候该种什么，没有烧柴，立马让生产队出车上山去拉。在他的关怀下，一切困难都能轻松解决。知青们非常感激这位好领导。

吴大队长叫吴仁义，四十多岁。吴仁义三代贫农，是大队的“贫协主[xi]”，县贫协委员（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代表）。吴仁义六岁那年，他妈生他妹妹时难产，他妈死了，妹妹也没活成。他爸领着他给当地张姓大地主家放牛，可谓“苦大仇深”。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吴仁义当上了造反派的头领后，这位张大地主上吊自杀了。风光无限的吴大队长，在刚“分田到户”那几年，头上的光环不发光了，他没看见农民（这时开始叫农民了）富裕起来就死了。据说，吴大队长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脱贫呢。

从下乡第二年起，就有知青找各种理由，寻各种门路回城了。到第四年过完春节，集体户就剩她自己了。父母都是街道小厂工人，实在没有能力帮她回城。她一个人守着三间大房子，白天孤独地跟着社员们干活，晚上则是心惊胆战，不知被觅食的老鼠吓醒过多少次。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长时间，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城。幻想着有一天一个贵人出现在她眼前，在这个贵人的帮助下她回城了，她每天靠这样的幻想支撑着。

吴大队长来了，来得更勤了。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吴大队长钻进了她的被窝。她就像一只让人喂肥了的肉食鸡一样无力挣扎，也没有挣扎的勇气。吴队长走了，她蒙上被子哭了一夜。她是一只燕，一只掉队的燕，一只被人折断翅膀的燕。眼看着同伴成群结队地飞回城里，她只能在这孤独无助地哀鸣。

天亮了，擦干眼泪，像没事一样出工干活。她想开了，顺其自然吧，该来的自然会来，想躲时躲不过去的；该回城时，自然会回城的。她不再抱怨了，抱怨谁呢？日子一天挨过一天。忽然有一天，公社知青办主任来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没有结婚的知青全部回城，她回城了……

她找到了当年集体户房屋的位置，久久地站在那。她的心情平静了许多，她恨谁呢？是吴仁义还是和她过了半辈子的那个男人。她忽然觉悟了：人的一生要走过许多路，趟过许多河。而这两个男人是众多河上的两座小桥，是漫长人生路上的两个驿站。

她轻松了，好像卸下了扛在肩上的千金重担。她步履轻盈地回去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