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浅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　新文化运动和其带来的文化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尤其以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文学为先导。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历经了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历史时期。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而终止。在此一阶段的文学现象被称为中国的现代文学。

清朝嘉庆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崩溃。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开始了风雨飘摇，伴随着洋人的坚船利炮，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先是由封建社会渐次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此同时，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序幕。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潮的涌入和传播，也为近代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观念。

随着政治上“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谭嗣同、夏曾佑提出了“诗界革命”；梁启超推行起了“新文体”；黄遵宪则倡导“崇白话而废文言”，提出改变旧的文章体裁，使之能“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并在诗歌创作中强调“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摆脱旧诗格律束缚的新观念。这与今人提出的“以我手写我心、不拘泥成”之倡议是同样的道理。

近代进步文学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和采用的文学形式，为“五四新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充分的、重要的准备。

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发展，文学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胡适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　其一、须言之有物。其二、不模仿古人。其三、须讲求文法。其四、不作无病之呻吟。其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尔后，他更进一步的指出:“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要先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的陈独秀对封建文学是持批判否定态度的。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宣告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大胆倡言，是他把“文学革命”　当做“开发文明，改造‘国民性’　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这一文学革命的主张一经提出，就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积极响应。随后，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章以及《每周评论》与《新潮》杂志都对文学革命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在针对文学的民族化、世界化的问题上，许多的文学家、文艺批评家们一方面表现了坚定的与旧传统决裂的精神；而另一方面他们却难以割断与民族文化的深厚历史渊源。于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中国文学遗产作出了新的科学评价。现代文学之所以从思想到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和过去的作品有着不同的风貌，就是它创造性地汲取古典遗产和异域营养的结果。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三十多年的现代文学，在引进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后，但并未全盘被中国所接受。它们在经历了一个“中国化”　的变形之后被我所用，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基于此，我们不难得出这么一个推断：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现代文学是中国的文化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　的产物。

文章参考黄候兴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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