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灾害频发，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国体大伤。今天，我偶然读到“罪己诏”一词颇有感触。“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就是说，虽然帝王的《罪己诏》是通过罪己取悦民众　,　从而达到缓和矛盾，凝聚人心的一种统治权术。但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　,　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已是很难得了。

“罪己诏”的起源，传说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由此可见，数千年前古代帝王是十分亲民的，甚至连囚犯都可以得到最高领导人体桖。在大禹看来，囚犯也是人，依然是他的臣民。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重了我的不道德。这里要说明的是，“诏”还有昭示天下的意思，就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而不是躲在屋子里、几个人做做检讨，内部传达。我就曾读到回忆文革期间，说到俞平伯在干校劳动，看到挖出清朝皇帝“罪己诏”勒石碑文时大发感慨的轶事。

史上“罪己诏”最著名的要数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一向好大喜功的汉武帝通过此诏拒绝了桑弘羊等人的屯田筑亭燧远戎轮台的建议，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用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国家军备削弱而已。

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能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　,　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汉武帝下的《轮台罪己诏》非但没有影响他的光辉形象，还给他带来了盛誉，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声望的帝王之一。

但颁发“罪己诏”的帝王并非都个个像汉武帝那样“赢得身前身后名”。

最狼狈的是唐德宗，在危难之时发过“罪己诏”。唐德宗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号称“四王”、“二帝”的几个节度使举兵反叛。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次年春，他痛定思痛，改年号为“兴元”，并急来抱佛脚，颁《罪己大赦诏》，“分命朝臣诸道宣谕”。诏书中历数了自己的罪过后，说：　“天谴于上而朕不悟　,　人怨于下而朕不知”　,　“上累于祖宗　,　下负于蒸庶　,　痛心腼面　,　罪实在予”。此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颁后，果然　“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　,　局势因而大变。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最窝囊的要数明朝崇祯皇帝。当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在自缢前下诏“罪己”：“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如此检讨不可不谓深刻、哀痛，甚至壮烈，但一切悔之晚矣。

据史料记载，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袁世凯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帝王已经被推翻一个世纪了，“罪己诏”早被丢进了历史的尘埃中。

现代社会昌明，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当政治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你总会明察一些“天然的”的坏人、“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凶恶无比”的敌人，因为有了这些原罪，实在难找到“罪己”理由了。

美国人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因为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贸易逆差是因为中国人民币汇率标价过低，失业率高是中国人夺了他们的饭碗；全球变暖是因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

在中国，矿难不断是因为矿主贪婪；房价高涨是开发商心黑；车祸频发是因为醉鬼作祟；泥石流泛滥只因雨太大；弱势群体得不到照顾是因为穷人太多，贪官层出不穷是因为这些家伙“性本恶”．．．．．．

据说，国学大师钱穆就曾认为，君主制是一种好的制度。至今，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实行的是君主制度，这也说明毕竟是一种选择。我姑且不论什么制度孰优孰劣，但老百姓最关心的是社会是否有公平、正义，日子过得是否幸福、有尊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追根溯源，中国古代帝王功业虽说是不胜枚举，但我觉得“罪己诏”这一中国古代的帝王自省的形式还是很值得回味的。

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