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看到一则报道，是有关44年前的事情，一些1966年的红卫兵中学生，向那时被他们残酷“斗争”的老师道歉。大家知道，有关文革的是非似乎在三十年前的一场审判做了了断，今天这些学生的道歉却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我在感到震惊之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多少年来这段历史的迷雾终于被几个学生道歉点破了，从这一声道歉，它如人间的春风，会唤醒了的国人良知。

我在和一个朋友聊到这个话题，她说，为什么要当时未成年的孩子来替成年人来道歉？他们也是受害者。我说，对的，因为大人们不愿面对那段历史承担这个责任，当孩子成人了，做了爷爷奶奶，回想起惨死的师长，他们对儿孙无法解释那段历史，也不愿意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去见上帝。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报道，1966年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受难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蛮，史无前例。

文革后，加害者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寥寥无几。上头也曾清查过文革时期兴风作浪的“三种人”，那些造反派头头，爬上一定领导位置上的一些人受到影响，但更多是隐匿起来了，风头过后又官复原职。通常的说法是，很多加害者是上当受骗的，如那些红卫兵还是孩子，也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其实，人们的这种说法与其是说是宽容，还不如说是隐痛和无奈。

和平时可以随便杀人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啊。朋友问，文革是和平时期吗？是的，文革武斗那段时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非命，按照严格的说法应该属于内战，但你的敌人是谁呢？是昨天的同志、师长、亲友、同学、同事．．．．．．

我读到一篇《手帕》的文章，文中回忆二次大战时的德国，一位曾参加过一次大战的老人痛心地谈论自己死去的一个儿子---狂热的纳粹分子时说，哎呀，当旗子开始飘动的时候，人们的理智都不知不觉地掉到喇叭里面去了。这一警告，在当时的极权统治中得到了应验。

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对劳改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于是有人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咎于《古拉格群岛》一言丧邦，自然是毫无道理的。

在中国，有人宁愿忘却那段历史而不愿意触动那段伤痕。被封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的著名作家巴金就曾大声疾呼，要建立“文革纪念馆”来铭记那段惨痛的历史，但直到去世也未能如愿，估计将来也不会有了。

朋友说，文革那段历史太遥远了。我说离我们很近。比如说，我们不会道歉了。因为文革让我们练就了一张利嘴，能找出许多的理由推卸责任，如果撒谎也能做到不脸红，那一定是深得文革遗风的。

有人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红不红，酷不酷在于外表，内心、内涵、内在已经无足轻重了，重要的是看上怎么样。

有人会说，我们都在研读国学，儒家思想不就是增加人的修养的吗？不错，儒家经典固然可以丰富人的内涵，但你有没有发现，以这种思想修身，更多的是让人们接受现实，而不是坚持真理。我不觉得一个国家的批评和思考枯竭了是件什么好事，就好比你整天念佛，祈求公平正义得到伸张，但得到纯净的是心灵自我，可一切却依然如故，甚至还会有人偷着乐。

学生的道歉信字字句句，情真意切，充满了内疚和悔恨；老师的回信清晰动人，爱意融融，为学生理性的回归而高兴。

人们常道，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所以这些当年红卫兵的道歉是弥足珍贵的，用他们当年柔弱的肩膀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如果是不该承担的，那么下一个道歉该轮到谁？如果有的话，中国应该更有希望了！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