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抽空又把《论语》看了一遍，所以借用我们于丹老师的书名，写一点儿自己的感受，有一点得提前声明虽然借了于丹老师的书名，可于丹老师的书本人从未曾读过，更谈不上借鉴了。如有雷同之处，纯属正常，因为我们谈论的老师是同一个人：孔子。闲话打住，且入正题。

一，　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提到《论语》，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儒教，关于儒教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孔子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儒教的被公认的创造者，孔子从来不曾把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思想命名为儒教，从来也不曾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帮弟子自命为儒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第二》），就是说君子从来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方面、成为某一类型的人，没有拉山头带上一帮弟子自立门派，形成一套所谓自成体系的儒家学说。关于他自己的学问，夫子用一句话概括“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第七》），确实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修春秋等文化整理工作，只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传播，并没有自己加以创作。至于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没有一部是他自己的著作，《大学》、《中庸》、《孟子》则是他的弟子或孙子的著作，就连《论语》之中除了部分言论和观点是孔子自己的，大部分都是他的弟子和同一时代其他人士的言论和观点。而之所以称之为儒家和儒教，则完全是后人在归纳和总结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和言论后，未曾征得过孔子他老人家同意，而强加在他老人家身上的一种称谓，而孔子也因此或被后人誉为千古圣人，或被后人骂成千古罪人。孔子自己曾很有自知之明的说过“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可他绝对没有想到“知我者儒教，罪我者儒教”这一局面会在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再回到儒教这个既定的“教派”来，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无法搞清楚具体究竟从什么时间起，儒教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但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大概的变迁和沉浮略有所闻：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学说、各种流派的思想百花齐放，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尽管曾经有历史上所称的“焚书坑儒”的恶名，但一来秦朝统治时间较短，二来焚的书只是民间流传的书、且大量图书被保存在朝廷的“图书馆”，而坑儒一事其实坑的都是一些无良的方士、术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儒生，所以对思想领域的影响不大；汉朝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武帝接受，儒家思想被正式地、系统地推上了历史舞台，成为统治者统一思想的工具；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接二连三短命的政权更替，加上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统治者很难在思想上形成统一、有效的管制，谈玄论道成了知识分子自命清高和逃避乱世的武器，同时佛教的传入，导致这一时期成了中国另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隋朝虽然再次统一了中国，可短短的统治时间注定了它只是一个过渡；历史走到了唐朝，中国进入了一个国富民强的时代，思想上也显现了大国的气息，儒、释、道三种思想并行不悖，形成了兼融并重的好的局面；只有到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才重新对四书五经进行了注解和整理，并再次将儒家思想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儒家思想完全被朱熹的思想所笼罩，则是明代的事了，因为明代以四书为考选功名的工具（即所谓的八股文章），而对四书的理解又是以朱熹的注解作为基础的，自此以后的几百年，以考取功名为目的的读书人的思想都被禁锢在了这个小小的圈子之中了；终于到了“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开始启蒙，一大批接触了西方先进思想的知识青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儒教思想一下子仿佛从天堂坠入了地狱，成为了吃人的社会的帮凶；而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把一个两千年多年前的思想家居然跟一个企图颠覆政权的林彪拉到了一起进行批斗，其中高超的政治斗争技巧实在是我等平庸之辈无法理解的。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前被彻底批判和抛弃的儒家思想，似乎又开始了复苏的迹象，“国学”一词也不断的被不同阶层和领域的人所提倡，连某大学著名的教授也不惜放下身价，在中央电视台大谈起了被抛弃已久的蒙学经典《三字经》、《弟子规》了，似乎我们的国学、我们的儒家思想又将迎来久违的春天了。

拉拉杂杂的说了那么多，只是想说，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起起落落、地位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尊儒”与“贬儒”的之间的斗争，而究其实，无论是尊儒者的别有用心还是贬儒者的一厢情愿，两者都未能正确的认识儒教本来面目。南怀瑾老先生在他的《论语别裁》一书中对儒、释、道三家店做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佛学像百货店，里面什么都有，你来也可以不来也行，但社会需要它。道家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非去不可。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不是我们的习惯，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对南怀瑾先生的关于《论语》及其它古典书籍的很多解读，我是十分赞成，而且从他的书中我获益匪浅，但我对于他把儒家思想比喻成粮食店这一说法，不敢苟同。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很经典的问题：究竟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说先有鸡，大家都知道鸡是从蛋中孵化出来的，那第一个鸡是从哪一个鸡蛋里孵出的呢？如果说先有蛋，那第一个鸡蛋又是从哪一只身上生下来的呢？其实，让我想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想问究竟是先有中国人内在的精神呢？还是先有儒家思想呢？不过，这个答案是明确和肯定的，是先有中国人、这一特殊地理环境、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种的内在精神，而后才有了反映这种特殊精神、品质的儒家思想的存在和传播的！从孔子思想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是在对尧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那段他认为有据可依的社会发展进程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并对那一时期之中的不同类型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品质、特性进行了剖析和总结以后，再结合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为他自己那个时代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可以说，他总结出了起源于黄土高原附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子的一群人身上的个性和共性、优点和缺点，而这些东西是可能历经了几千年、几万年才逐步形成的、具有原生态特色的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的优点或缺点，因为在他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如此系统、如此完整的对中国人的精神作一个总结（至少目前的考古学没有发现）。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我们每个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炎黄子孙的后代，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带有这些优点或缺点的印记。也许，有的人会说，这些都是几千年来统治者以儒家思想统治、教育我们的结果。那我想问，在孔子之前没有儒家思想的存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也没有人强迫他们接受这些思想，孔子的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绝对不会是凭空诞生的，任何理论的诞生必有它的现实的、物质的基础，为什么这种思想没有诞生在欧洲、伊斯兰国家？为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没有诞生在孔子的时代的中国呢？只能说没有它们诞生的温床，换一句话说，没有它们诞生的人的精神基础。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有它必然的社会基础。所以，我认为是孔子在恰当的时候总结和归纳了，流淌在这群聚居在黄土高原附近的黄色人种血液里的内在精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比较全面的人生理论，而后人则将这种理论奉之为“儒教”。所以，我不敢苟同南怀瑾先生的儒教为中国人的粮食店这一说法。

当然，正如任何一种理论的诞生既有它的先进性、同时又具备它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一样，孔子的思想同样具有它的先进性和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任何时代的救世良药，当它成为某些尊儒者手中挥舞的大旗时，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然也暴露无疑，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第十九》）。当他只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时，你可以惊叹他的伟大，但你硬生生要把他捧成如日月一般的圣人时，他的缺点便如“日月之食”一般明显了。

所以，我读《论语》是想从中找出和学习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优点和缺点，并与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