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办真事，仍是不容易的。

因为人性的贪婪，以权谋私的情形总是存在，势必会伤害到他们的利益。因为权力分配的不均，所谓的等级差异，仍是存在的。若等到“上级”良心发现，进行微薄施舍，也是很难达到公平，从而得到应有的待遇。

“二加二等于五”（即2+2=5）有时被简洁生动地用于代表一种不合逻辑的阐述，特别是用于代替与逻辑理论相悖的理论阐述。它最先广为人知出于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名著《一九八四》（第一部第七章）中。“二加二等于五”同一般人们所认知的“二加二等于四”形成强烈的真伪对比。小说中的男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担心“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认为，当人人都相信这个谎言就是真理时，它是否最终会变成真理？温斯顿最后写道：“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二加二等于四”，这是事实。再说明白一点，所谓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就是说真话的自由。

不让说真话，这是一种自欺。就像《皇帝的新装》，没有人敢说真话，皇帝当众裸奔，其荒诞，其可笑，其难以想象，不言而喻。同时这则寓言也告诉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顾虑越来越多，肩上的荣誉压力等担子越来越重，也就愈加缺少说实话的勇气。所以最后那位小男孩儿说出了实话，大家都惶惶然不知所措了。

不让说真话，是危险的。湖面的平静无法掩饰其内的暗流汹涌交错难测，这种粉饰也让问题搁浅，从而激化矛盾。

常言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在外族入侵、诸侯作乱、贡赋减少，王朝的国库空虚下依然奢侈荒淫，变相增加税利，还不让民众抱怨牢骚，最终激起民愤，引发暴动，致使有国都难回。

清风不愿为多一两篇精华而丧失说话的权力。以至于多篇文章在各网站不被发表或者被删，被网站编辑责难。其实我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把一些事实摆在眼前，甚至不发表任何评论，但是这样依然不行。即使你说的都是事实，即使大家都知道，也不能说。这是自欺，是暴力。

有一本杂志很好，叫做《说事》。我还清楚的记得，在大学上思修课，下课老师走到我身边边问我看的什么边拿起这本杂志随意翻了几页。很快她被这本杂志吸引，里面的观点新颖务实。第二节课，她拿着我的杂志，就其中的一篇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隆重推荐这本杂志。

后来，我就再没有找到这种杂志。之后持续关注，才知道杂志办了近两年之后，举步维艰，终于办不下了。其中原因很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实话，讲得让人受不了。所以就被打压下去了。

《说事》杂志讲了很多真话，发了很多牢骚。譬如杂志对大学的牢骚。其编辑说，自己学了四年电脑，实习一年，最后才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

其中还有一篇文章叫做《我的大学》，作者是郝雨。里面说：“刚来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好新鲜，一切都是为了的理想信念，在这芭乐学校里我呆了两年，终于开始怀疑，我的明天。学校里有太多的不爽，让我一天一天的变悲观，有一天我会扬长而去，再送给学校一颗人体炸弹。”

杂志还引用了台湾流行摇滚歌手张震岳先生一首歌里的一句脏话：“大学、大学、大你妈个逼！”

这种牢骚，也是实话，很多很多，再譬如：“我来时，屁都不会；我走时，我会了个屁。”

举了这些例子，想必大家多少了解了《说事》杂志的风格。这是《说事》所以成为《说事》的立足之本，也是它自毁于世的原因所在。

其实这些不用说，大家都了然于心。大学学费是贵，一个乞丐可以供应几个大学生的年代成为了历史与传说。大学之“无用”，早已被拿到台面上说了，“毕业就是事业”，早是烂到骨子里的口号，没什么新鲜的。

我的一个同学专科没有毕业，实习期间去参加了推销培训，三个月之后就每月就能赚一万多元。然而一个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个月才拿几百块的基本工资，因为他连任务都完不成。

大学教育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轨，以致使那么那么多的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学的本领全成了屠龙之术。

所以《杂志》的主编刘一哲在《写给我的孩子》一文中就说：“学习并不比打麻将更高尚”。

刘一哲的这篇文章在网上可查，也广为转载，却并非完本。恰好清风买的那期中有这篇文章，里面还有这样一段网上找不到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也很需要一些勇气：

“有些事情，是你个人所改变不了的，但只要你认为你的想法是对的，就坚持做下去，多了你一个人的努力，就多了一分改变不合理事情的希望。永远不要去接受你认为是错误的观念。但我明白，这么做的痛苦。会注定被世人所不容。在这样的痛苦面前，更多人选择了妥协。当说真话变成了一件危险而又奢侈的事情时，他们改变了自己，用一个又一个谎言来安慰自己；当铁屋子遮盖住阳光时，他们相信了世界上本就不该有阳光，并把眼光刚放在了铁屋内，想从中寻找到光明。

所以，我很容易想象，为什么那么多人劝我闭嘴，劝我不再诅咒黑暗。生存的智慧，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地烙印。正是我们的智慧，让那些本可以改变的不合理，变得顺理成章，变得无法撼动。于是，教育者粗暴、丧失人性的干涉，变成了为我们好；官僚们把孩子放在阳光下炙烤的行为，变了可以忽略和原谅的罕见事例。”

以上说的，还仅仅是说真话的困难、孤苦与代价。然而，做真事，做实事，就需要身体力行，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沉重的代价了。

凤凰卫视有个曾子墨主持的节目叫做《社会能见度》，后来整理成书，叫做《生命之痛中国需要更多“刁民”》。

这个纪实类的访谈录，用很多真实鲜活的例证，告诉我们做真事所需要付出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打假医生”的陈晓兰女士。她出生于1952年，是上海的一位普通医生。年轻时下乡当了八年卫生员，回城后通过自学考试考取了大专学历以及医生执业资格证书。

她发现所在医院用于光量子治疗的zwg-b2等仪器不但对患者的疾病治疗没有效果，而且对身体本身还存在潜在危险。然而她辗转于药管处、纠风办、信访处反应问题的行为，只能是伤害了医院的利益，伤害了同事的利益，伤害了从中牟利的有关部门的利益。

后来医院让她全脱产回家自学，工资奖金照发，但把她的科室砸掉，让其无法上班。

之后陈晓兰调到另外一家医院，在这家医院，她发现“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有问题，经她的努力被查处后，她又发现了一种混和着药一起扎入人体内的光纤针。药是合法的，机器是合格的，但是药是不能接受激光照的。陈晓兰复印打印自己的呼吁书，跑来跑去花掉了自己7万多元的积蓄来向上级不断反映这个问题。

一年之后，陈晓兰终于等来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下举行的论证会。国家医药管理局邀请了专家，有药学方面的专家，还有光化学方面的权威。之前有介绍，陈晓兰一个大专生，面对这个医院的博士生导师，那个教授，那个主任的。陈晓兰压力很大，论证会之前她在图书馆看了三天书，捂着耳朵使劲背，背那些药品的成分量，光化学反应。论证会前一天晚上她流了一夜泪。用她自己的话说：“睡不着，想想就伤心，压力很大，觉得自己很可悲。”

不过最终的结果是好的。陈晓兰说：“想不到那些专家挺好的，光学专家讲光和药的分析，药学专家讲药跟光的反应，激光专家也从他的角度作补充，把我理论上缺少的地方都补齐了，结论是光纤针没有存在的必要。我很感动。”

还有当年那位被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买凶杀死了妻子并致使自己受重伤的吕净一，为了告倒贪官，他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巨大。如果那晚他没有挣死起来记下了凶手的车牌号，也许至今凶手和贪官仍逍遥法外。

我们常说官官相护，但是当一位官员要揭露自己上级的腐败行为，要告组织告领导时，他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庇护与有利条件。其难度，与一般民众不二。

《生命之痛中国需要更多“刁民”》这本书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如果社会持续不公，丛林法则势必泛滥。”

“丛林法则”的主要特点就是弱肉强食。这自然不是我们理想的法治社会、民主社会，也更不是“以人为本”。然而持续的不公平，正义无法伸张，受冤无处申诉，甚至连发泄的空间都没有。社会就会存在潜在的危险与不稳定。

常言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惹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说的没钱没权没后顾之忧者天不怕地不怕。当然，这种拼命的架势是最后的挣扎。法律等此时都已失效。这也是最坏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

敢讲真话，敢办真事。这样的“刁民”我们是需要更多。这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更需要自身的内省与勇气，负起一个公民的责任。诚如刘一哲所言，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改变这种不公的力量。

当然，我们会遭遇很多不幸，各种责难非议，甚至被施加拳脚。但是我们只要有勇气做，没有完全妥协，哪怕是只发出一点薄弱的呼声，这是世界也会因你的努力而略有不同。

记着采访李敖时曾问：“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究竟是要努力去适应这个时代，还是努力地让这个时代适应自己？”

李敖是这样回答的：“我必须告诉你，我觉得人生有一个‘有为主义’，什么是‘有为主义’？就是这件事情当你做它和不做它是不一样的。我本人是有为主义，我相信很多事情我们努力去做，会有不同的结果，那种抱怨、说风凉话，那种关着门诅咒、拍桌子、砸板凳都不是健康的。”

“行者常至，为者常成”也是对李敖“有为主义”很好的概括。

中国需要更多“刁民”。其实这句话改为：你，我，咱们老百姓都非常需要更多“刁民”。或许更为确切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