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招通知书发下来了，我被录取在清丰六中。

我的已被一中录取的好友张昆斜着眼睛看了一眼我手中的通知书，将嘴一撇“嗤，六中，没戏！”

而已复习了一个初三的我权衡了再三，决定还是去六中报到。

漫野的牵牛花开得正灿。一朵朵、一簇簇、一丛丛紫色的小喇叭挤在一起，凑在一块儿，或爬在草坡上，或绕在小树上，或攀在篱笆上……闹嚷嚷地将淡淡的香气四散开来，溢得每家院子里都象过喜事似的。

喜报传来，遍处的牵牛花开得不分美丑善恶，而同一草坡上滚爬，又同一所乡中毕业的我们这些娃子，却从此有了高低贵贱之别。

大红纸报张贴出来了，我被排在了八八二班。

入学第一周的作文课。上课铃已打过五分钟了，我们的语文老师——那位自号　“载舟居士”的清瘦老头，仍透了老花镜慢慢地翻检着他面前那摞作文本子。忽然，他响亮地发出一声咳嗽，搞得满座皆惊——有几个男生的课外书便哗啦哗啦地从膝盖上落了下来！

窗外，阴沉沉的天空突然飘起了小雨。雨点落在硕大的法桐叶上，随着忽小忽大的北风，有时清脆，有时浑浊。

“——聂晓兰”

“载舟居士”突然大声道。那枚厚而小的老花镜已降在了大大的鼻头上。他瞪着圆圆的眼睛正朝我们“巡视”着——那一贯结着“冰”的脸上，正泛着一丝笑意。

一位扎着长长马尾辫、额头高高的的女生，慌慌张张地从我前面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你，能为大家读一下你的这篇作文吗？”语文老师冲她笑了一下，指了指手中的一本作文。

她愣了一下，点了点头，低头走到讲台边，从语文老师手中接过作文本，慢慢转过身，轻轻咳了一下“——剪不断故乡的风，挥不去故乡的云。我的家乡位于清丰西部的黄沙滩，那是——”聂晓兰顿了一下，再次低下头去，声音低低地道：“那是、那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地方……”

“声音那麽小，简直象蚊子哼哼！”

“句子不流畅，还不如我打一个喷嚏悦耳呢！……”

我听到后排的几个大个子男生开始了交头接耳。

或许是他们的“议论”启发了我，我突然也开始了愤愤然。

我的愤愤然的原因倒不是犯了与他们同样的“红眼病”，而是以为语文老师有些偏心眼儿。

我一向以为自己的作文是非常好的（现在看来，这应是一句颇为自负的孩子话）。这里有许多证据在：比如我的作文在初中时，几乎每次作文课上都被老师当作范文读；初三时，学校举办的作文竞赛上还拿了一等奖……

我自信自己的才华出类拔萃。于是，再次写作文时，便格外地付出了许多“脑汁”儿。

果然，第三周作文评析课上，语文老师第一个便点到了我的名字。

然而，“载舟居士”难得一笑的夸奖尚在我的耳边萦绕，再一次的作文课上，他慢慢翻检了一遍那摞作文本后，抬起头——厚而小的眼镜依然降在大大的鼻头上，“——聂晓兰”

声音响亮而清脆。

我吃了一吓，惊诧地望着坐在我前面的正低头走向讲台的聂晓兰。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则进一步导致了我对女生聂晓兰的愤然。

这件事是由黑板报引起的。

八八二班的黑板报“招兵买马”的时候，本班六十名同仁均发扬了“谦虚”的美德：没有任何人去报名。如是过了一个多星期，班主任李老师便突然传下“口谕”来：凡参加板报组的同学，均享有免于卫生值日的特殊待遇！

于是，我就第一个毛遂自荐了去。

班主任很快拿来一盒彩笔，一把长尺，朝我桌上一放，“广利同学，你现在就是板报组的组长了！”

第一期板报很快即办出来了。

教室后墙的那快大黑板被我瓜分作了三份：左起第一个栏目为　“蓓蕾苑”，本期刊登的作品是女才子聂晓兰的叙事散文《望故乡》；第二栏为“每周论坛”，本期推出的是《班纪新说》（这是我得“力作”）。《新说》除对本班部分男生上课时偷看武侠小说之类课外书的现象做了一番严厉的指责外，还对部分女生诸如自习课上嗑瓜子、涂口红之类大发了一通牢骚！第三栏为“学习园地”……板报的右下角，是用蓝线圈成的一个小方块。里面赫然写着：编辑：阿利，板书：阿兵，美术：阿川。

毫不夸张地说，同其它班相比，本班的这期板报应称得上是出类拔萃：姑且不论编辑与美术，仅板书赵兵就大有来头呢：他的父亲是本乡的书法泰斗。乡间巷闾每逢建屋造舍、婚丧嫁娶，人们都要请得赵老先生些许墨宝以光门面呢！尤其逢年过节，那十里八乡赶来求写春联者，都要排上长队呢！学习勤奋的赵兵很自然秉承了家父的衣钵：笔锋间含一脉风骨，遒劲中透几分秀丽。他的粉笔字写的工笔正楷，煞是好看。

不过很快即有不好的消息传来，说本班女生集体到班主任那里告了我们一状，理由是黑板报的蓝方块里端坐的怎麽尽是男生呢，这不公平！

李老师很快召开了一次专题班会，会题是：八八二班的黑板报究竟怎样办下去？

一节课下来，一片面红耳赤中，本次班会讨论的结果是：男生们认为男生是拥有这一绝对实力的——事实证明，黑板报只有男生才能办好。而女生们则忿然道：不是男女平等吗？我们是中国的半边天，我们当然拥有办报的义务和——权利！

由于受“载舟居士”一贯宣传的“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受我们崇敬的知识很渊博的语文老师一向是对中学生恋爱深恶痛绝的——的影响，本班现在正奉行男女生互不往来的　“班策”，所以，在几经对我们男生晓以“大义”后，班主任便采取了一个较为“稳妥”的办法：男生和女生各自成立一个板报组。每组一期，轮流板报。

当天，我前面那位额头高高的聂晓兰即被女生们一致推选为女报组的组长。

我很是疑心向班主任带头告我们状的，即是这位聂晓兰。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从此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语文成绩上同她“斗一斗”。

然而，期中考试的时候，我的语文成绩还是以二分之差落在聂晓兰后面，而排在了第二名。

而更让我气馁的是，在本班综合成绩排行榜上，我只排在了第十一名，而聂晓兰却稳稳地雄踞在了本班成绩的榜首。

“干吗唉声叹气的呢？人生应知足常乐才是！”一天，我的经常捧着一些古怪的书本作陶醉状的同桌赵东阳冲我慢条斯理道：“看我，排在第五十名，就已经很知足。正所谓祸福相傍，福祸相生。福即祸也，祸即福也……”

提及清丰六中，就很有必要介绍我的这位桌友。

因为，高一年级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后不久，我的桌友赵东阳终于从那些印着古怪名字的书本——《周易》之类的书堆里，笑眯眯地抬起头来，在九零二班开始了为别人占卜未来——算卦的行当。

赵东阳在本班现在已经拥有了两个“封号”：一曰“赵四小姐”，一曰“赵半仙儿”。前者为男生们所赐，后者为女生门所赏。男生们称他“赵四”，是因为他走起路来总是摇摇摆摆，而说起话来又总是扭扭捏捏的。言谈举止尽做女儿状。又因其在家排行老四，故曰“赵四小姐”。女生们称他“半仙儿”，是由于有几个女生曾偶尔偷偷地请他看了手相，结果都眉开眼笑而归（我疑心我的同桌所采用的，是现今测命先生们几乎一概施用的“未来一律灿烂论”的卜术）。又因其成天视成绩若无物的一副超脱状，故曰“赵半仙儿”。

他不爱数理化，不喜欢参加一切课外活动，却独好看《周易》、《文王八卦》之类的书籍。他每天对着那些古而又怪的书嘟嘟囔囔作痴迷状，几乎已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了。至于赵东阳什麽时候开始“走火入魔”，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有一次他曾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易学可是一门大学问呢，并说他一定要加入中国易协作一番大事业！

一天，他突然合上《周易》，说凭他现在的参悟，一定会很准确地给我算出一卦，“只需随手写一个汉字，我就能推出你未来的吉凶祸福！”

我犹豫了一会儿，就半信半疑地写下了一个“泰”字。

那时侯，我正为要买一本《泰戈尔诗选》，因囊中羞涩而犯愁呢。

赵东阳歪起脑袋将我写的“泰”字上下打量了一番，便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泰”字对我郑重道：“泰字‘丰’字边在上，‘水’字边居下，意为水多而又多。未来你不但一帆风顺，而且还能做个大财主——富翁呢！”

对于我的富翁的未来，我尚不抱有过多的乐观。因为我的父亲及祖父、乃至曾祖等等，自今迄古都是安贫乐道的农民，而鄙人对经商之类也不甚有羡慕心，所以，我敢断定自己未来八成住不进那富翁的豪宅。

我疑心赵东阳这“参悟”后的第一卦，所采用的仍是“未来一律灿烂论”。抑或我的问卜心本来就掺进了想入非非的念头？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他占卜的准确性开始了彻底的怀疑。

一星期后，本班男生宿舍即发生了一场我与本班“超级导弹（捣蛋）”王彪之间的斗殴事件。

发明“超级导弹”这一词组的当然不是我，那是班主任的独创。对于“超级导弹”们，李老师自有他的一套“反导弹”战略，而我则常常表现得相当不够灵活，常常呆头呆脑地去和他们硬碰。很是自不量力。

在八八二班，霸气十足的王彪（他的家在城关）广有“信徒”。他们白天常常集体逃课，从不卫生值日；晚上则常常在宿舍里呼兄喊弟，吆五喝六，弄得宿舍里经常烟雾缭绕，酒气熏天。

“快休息吧，都十点多了！”一次，团支书兼宿舍长马志伟在被窝里不耐烦道。

上铺的床板“吱扭”了一声，有一个人恶作剧地探下大脑袋，冲马志伟挤了挤肿眼泡儿。

我偏不识泰山，从被窝里伸出手，将我头顶上方的开关绳一拉，电灯灭了。

几秒钟后，传来王彪破锣一样又似乎带着梦呓般的叫声“谁他妈的这麽不给爷面子？”

“你才‘他妈的’呢——请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儿！”我忍不住大声道。

“干吗跟咱爷们儿过不去？——刘大编辑！”王彪“嗤”地打着打火机，他的眼珠在一晃一晃的昏黄火光中似乎闪着绿莹莹的光。

结果，我终于和王彪打了一“架”。到底我身单力薄，非膀阔腰圆的王彪的敌手。我只抓了一下他那张油腻腻的脸皮，他便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拎小鸡似的将我仍出了宿舍……

不久，王彪便自动退了学。

一年后，于县城北关再次遇见王彪时，他脚下正放了几袋小红豆，俨然一副小粮贩的模样。抬头看见我，王彪吃惊地站起来，踌躇了一下，向我伸出了手　“你——好，刘大编辑！”

我犹豫了一下，也赶忙伸出了手。

王彪激动地说真没想到离开六中之后，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最不应该失去的东西，并说他过去做错了许多事，深深有愧于许多同学、尤其对不起我。

我忙说其实我自己也有错，不能全怪他……

几句话之后，仇人变朋友。最后，他还答应去我们老家那里收购一批小红豆呢！

虽然自从和王彪发生斗殴后，我一直对赵东阳的卦术不甚感兴趣，但他的“卦摊儿”前，还是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连一向对赵东阳斜着眼睛的本班许多“男士”，也开始伸出手掌，或拈笔写下一字，或自报生辰八字，纷纷“垂询”于我的桌友。

不过对他的卦术最为笃信的，还应数本班的部分女生。如，有一次，一位身材小巧扎了一条麻花辫的女生，自报了生辰八字，羞羞答答地请他推算一下自己未来的婚姻情况。当赵东阳思忖了一会儿，便连连摇头道：“不好，克夫，而且要克死两个丈夫！”时，那个扎了长长麻花辫的女生先是张大了嘴巴，接着便红了眼圈，将鼻子抽了几抽，竟“呜呜”地哭了起来！那场感叹自己未来命运不济的呜呜痛哭，一时间引得邻班许多同学纷纷朝八八二班伸头探脑“——八八二班又打架啦！”

“发生了什麽事？谁欺负你了——吴海燕？”李老师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

赵东阳先生能为别人预测未来的事声播班外，誉满六中，从此引得邻班、甚至高年级的许多“善男信女”纷至沓来。

朝降蓬莱阁，暮临神仙府。

八八二班庙小菩萨大，一时间成了众所神往之地。

我与赵东阳同桌不同路。他算他的卦，我却照常办我的黑板报。

起风了，窗前黄黄的法桐叶开始一片又一片地翻卷着飘落了。

时间就这麽匆匆地过，转眼已是几个月光景。

春来了，窗前的法桐树又开始抽出小小的嫩芽了。融融春意中，校园里也热闹起来了。篮球场上，一大群男生正乱哄哄地跑着，跳着。突然，其中一个小个子不小心被一个又高又大的男生撞倒了，他在地上翻了一个筋头儿，又极快地翻身作鲤鱼打挺状跳起来，在围观者的轰笑声中，他调皮地冲人们眨了眨眼睛，又小山羊般迅速跑到球场中间去了……而那些高年级的女生则率先穿出了花红柳绿的裙子，羞答答地走在太阳光里，裙裾随着浅浅的脚步摇来曳去，给人一种说不清的亮丽感。

春暖花开时节，我还是说一说春风文学社吧。

提及六中，就不能不提及春风文学社。

春风文学社于一九八三年创办。经过六年多的发展，现在已有一大帮子社员，还有自己办的油印社刊《晨晖》（月刊）。开始，我也曾向《晨晖》投了几篇稿子，不想，竟有一篇被发表在了散文栏里（现在还散发油墨清香呢）！不久我即加入了文学社（文学社的入社条件很简单），并被任命为驻八八二班特派员。同时被任命的还有一位女生特派员——聂晓兰。

因为我和聂晓兰同时具备了特派员的身份，八八二班“男女授受不亲”的清规戒律，便首先由我们打破了。由于现任文学社社长晁亚楠发布“社长令”时总喜欢先传达给女同胞，所以，聂晓兰自然便做了社长的传话筒：

“喂，刘、刘广苈同学，课外活动时，文学社开会！”

每一次聂晓兰转过身通知我时，总是声音怯怯的，象揣了只小兔子似的。

如是几回公式般的交往，本班两个板报组的成员便直接受到了“启蒙”：先是由以往的敌视转为平视；再递进为略有往来；接着，两个板报组竟化干戈为玉帛——合二为一；最后，前男组的板书赵兵竟然同前女组的一位女生神秘秘地闯进了禁区——偷偷地谈起了恋爱！

这应是我和聂晓兰所起的作用，我们功不可没。

不过，从心里，我还是对女生聂晓兰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敬畏。

六月初，因高二年级即将进入“最后的冲刺”，八七一班的文学社社长晁亚楠在一次社会上便提出了辞职。离任前，他建议由我们八八届的社员组织竞选，选出新一任社长。这是春风文学社自八三年成立以来的惯例。作为文学社指导员的我们的语文老师刘永民先生，被校方任命为社长竞选的评委住席。

我第一个向刘老师报了名。

两星期后，经过“民意”测验及现场答辩，刘老师的候选人名单上便只剩下了我与聂晓兰。

这在我是一个意料中的巧合。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

正当我为争夺社长的宝座而准备拼全力做最后的冲刺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非常出乎我意料的事。

一天晚自习，刘老师突然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广苈同学，现在正式通知你，社长的竞选活动以尘埃落定　——你已经当选为新一任社长了！”我一进门，刘老师即微笑着对我说道。

我大吃了一惊，不解地望着他。

“竞选活动到今天已‘胜利’结束（他把‘胜利’两各字说的特别重），这是评委团协商后做出的决定。”刘老师从鼻梁上慢慢摘下那枚厚而小的眼镜，眼睛紧盯着他对面墙上悬着的一幅瘦金体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竖联。

“文学虽小道——这是目前许多人的观点，但是一个民族绝对不可能没有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都可丢弃，却唯独不能失去文学！因为，只有文学，才能给我们的心灵开辟出一片纯净的天空！……”刘老师燃着一支烟(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抽烟)，深吸了一口，慢慢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出纤细的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些话，你可能听不懂。不过，要好好干下去，小伙子，用你们的朝气和自信，在文学上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唉，像我们这些老家伙是不行了——我舞文弄墨了快一辈子，至今连篇像样的东西都没发表过呢……”

我将目光移过那幅字，疑惑地望着他。

刘老师重重地叹息，让我觉得他今天的谈话有些“跑题”。

“那，聂晓兰呢？最后的竞选还没进行呢。”我赶忙问道。

“哦，你问聂晓兰——她刚刚向我们提出了退选的请求”刘老师回过神来，冲我不好意思道。

我长长吁了一口气，心里突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

“聂晓兰说她在好多方面都不如你。她认为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社长人选……”刘老师慢慢说道。

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我就这样顺利地当上了春风文学社八八届的社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召开了一次有一百多名社员参加的“整风”大会：重新制定出文学社章程。严明纪律，突出依“法”治社；第二件事是郑重聘请

聂晓兰为社刊新一任总编，三班的张若亭（他的诗歌写得非常好）为副总编；接着是极力为文学社拓展外交空间：在我们频频地“出访”下，一中的清璞文学社、四中的梅花文学社等，都曾一度成为　“春风”笑眯眯的“盟邦”呢！

今朝默默小小草，它日飞歌上九重。

借助刘老师为春风文学社的这一句题词，在心里，我为　“春风”　设计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真心地希望它能健康地生长，灿烂地开花，丰硕地结果。不知这个愿望是否一个梦？

六月中旬，几经努力，我们终于刊印出了自己的第一期《晨晖》（总第六十期）。

娟秀而清晰的字体，精致而优美的插图……这是一期成果颇为丰硕的社刊。

尤其那别具一格的封面：西天一弯如钩的月芽，一片轻轻涌动着波浪的大海上，一支鼓鼓地张着帆的小船，似乎正朝东方破浪前进……

这是来自一班的美术编辑王晶晶的创意。

现在，我不得不暂驻自己的思路，重点介绍一下《晨晖》的美术编辑王晶晶了。

王晶晶是那种与聂晓兰截然不同的女孩子。她活泼开朗，直爽又热情。常留着小子头，苹果般圆圆的脸蛋上，一笑就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喜欢穿牛仔服，正宗“苹果”牌的。在六中，能穿得起名牌衣服的同学可谓凤毛麟角。而王晶晶则不同，她有着特殊的身份：她的父亲是本地一位有名的“大款儿”　——现正在市区搞房地产，且生意红火得很。

穿一身牛仔服、留着小子头的王晶晶会跳慢三、快四，有时也跳起霹雳舞。凡学校组织的文艺联欢会上，她的舞姿总会倾倒一大片！

她还是我们整个年级的数学尖子。

王晶晶经常一阵风似地跑到我的桌前“刘大社长，快要出《晨晖》了吧？”

每次出《晨晖》前夕，她总是一阵风似地出现在每一个教室的门口，“王国栋，抓紧审小说！”“李虹，多选两篇笑话！”……

美术编辑王晶晶就这样活跃在春风文学社的“舞台”上。有了她，文学社便永远不会寂寞。

第二期《晨晖》“出版”后，我与一向腼腆的总编聂晓兰终于有了一次正式交谈。

那是一个午后，因有作业要做，我便早早地进了教室。

空荡荡地教室里，有一位女生正伏在桌上看书。

是聂晓兰。

我不好意思地同她打招呼，并问她看的是什麽书。

她抬起了头，冲我微微一笑，扬了扬手中的书。

是《撒哈拉的故事》。

“你也喜欢三毛的散文？”我不禁好奇道。

她点了点头，“不过，我只喜欢她的语言风格”

“为什麽只欣赏她的语言？难道三毛本人不值得你欣赏么？”我又一次好奇道。

她摇了摇头，“我不喜欢三毛！她轻易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其时，台湾作家三毛刚自杀不久），不止是显露出自己的过分脆弱，而且还暴露出自己人生观的消极！”

我对聂晓兰的观点不敢苟同。我摇了摇头，“你怎麽能说三毛宿命呢？她的自杀是迫于对现实的无奈。即，她正是太现实了，所以才对现实产生了绝望——她的自杀是有着深深的社会根源的。”

聂晓兰看了看我，再次摇了摇头“现实，每个人总要去面对的。不过，关键是怎样去面对。”

她轻轻合上书本，好象是对我，又好象是自言自语道：“我决不会去做三毛，面对困难而做了逃兵！我要好好学习知识，争取考上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去。一定在那大片的沙地上栽上枣树——大片大片的枣树。我还要培植出抗风沙、固流土、结果多的枣树新品种，让那千亩黄沙变成甜甜的枣乡……”

我吃惊地望着大眼睛里似乎正迸射出火花的聂晓兰，说不出一句话。

腼腆而纤弱的聂晓兰，其实你很美丽。

此后，我们又组织了文学社首届作者笔会及首届“晨晖杯”征文大赛等活动。

一天下午，消息颇为灵通的团支书马志伟突然神秘秘地找到我，“刘编，今天午饭后，我去北关买东西时，你猜我碰见了谁？”

我对团支书的在大街上碰见了谁这一话题不甚有兴趣。我看了看他，没有吱声。

见我对这一消息漠不关心，他便左右看了看，弯下腰凑近我的耳朵“是你们文学社的！——我看见了那个叫王晶晶的正和你们的副总编将手扯在了一起！”

我吃了一吓，旋即又重重地吁了一口气。

高中二年级第二学期，一些叫不上名堂的小花闹嚷嚷地开着的时候，我们的诗人与小天使也罗漫谛克地正式闯进了　“禁区”。

哦，我记得你，张若亭。你的父亲去世得很早，你还有两个读初中的妹妹。虽然这样，你的母亲还是硬向亲戚借了学费来，让你来六中读书。你常常说你母亲的愿望很单薄，单薄得近乎狭隘：“若亭，你一定要出人头地！”

他含着泪点了点头。

衣着十分朴素的张若亭开始了勤奋地学习。

他对学习一直很刻苦。

我们每天拂晓起床后，一抬头，经常会发现对面教学楼九零三班的教室里还泛着昏黄的烛光。昏黄的烛光中，窗户上，轻轻晃动着一个瘦瘦的正伏案沉思的身影。

那是张若亭。

张若亭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他说他的最大愿望是做一个诗人，象顾城、舒婷那样的大诗人！他常常从自己的抽屉里搬出一大摞线装的三十二开的作业本让我看：那每一页的上面，都密麻麻地挤满了“豆腐块儿”……那是一片汪洋浩瀚的诗海。

他在县电台及市日报上都发表过一些作品。

我祝愿他美梦成真。

他是一个浪漫的人，做着一个浪漫的梦。直到有一天遇到了小天使般的王晶晶，他的“诗旅”又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

若追究起来，还是我和聂晓兰做了他们间接的“红娘”呢。

他开始误入“歧途”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出第一期《晨晖》前夕。那时，美术编辑王晶晶因为封底的设计方案拿不定注意而来找我，我正忙着审稿子，就向前指了一下，“找总编吧”。没想到，正低头审稿子的聂晓兰冲王晶晶摇了摇头，伸出了三个手指头朝外面一指——结果，王晶晶就一阵风似地直奔了八八三班。

副总编与美编很快就谈妥了第一期《晨晖》封底的设计方案。待谈妥了封底后，两个人便不由自主地聊起了文学社。聊着聊着，不知怎的，便谈起了文学。又谈起了人生……他们俩的“工作”谈话，可以说创造了六中历史上男女生对话的时间记录。

从此，我遍经常看到诗人张若亭一副神经兮兮、魂不守舍的模样，大有为甜蜜蜜的爱情所倾倒的势头。

只是天真的王晶晶在某个课外动活时间，仍会冷不丁地跑到我的桌前，“刘大社长，快要出《晨晖》了吧？”

向我提出这同一问题的，还有本班的女生吴海燕。

吴海燕不是文学社社员，却经常拿了自己的稿子让我看。她说她不善写作的，却很崇敬（我疑心她这里用的是佩服意）我们文学社这帮子人：有活力、有朝气，活得蛮风光呢！只是不通入门方法，写的东西太作文化了，死板得很，没灵性。

那时侯，我手头正缺课外书，她便欣欣然地到处借了《读者》之类的杂志给我看。当然不会让我白看。“你得传授我一些写作秘诀儿”吴海燕冲我郑重道，“这叫做平等买卖（交换），各获其利！”

我欣然允诺。

那时侯，在课外活动的闲暇时间，我经常向女娃娃样的吴海燕大谈所谓的文学创作。我常常是海阔天空地信口开河而去，说得连我自己都云山雾沼、不知所云时，攥着自己垂在胸前的那条长长麻花辫的吴海燕瞪大了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哇，文学殿堂内有这麽多的机关，好好玩呢！”

吴海燕的创作并没有因为我的　“传授”而发生质的飞跃，而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日渐加厚起来。

呵，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我曾为有这样一个知心朋友而感到了深深地幸福——谢谢你，我的朋友。

日子就这样在似梦非梦间匆匆而过。这期间究竟刮了几次风，下了几场雨，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窗前的那一排法桐又一次泛出浓浓的绿意了，校园里那些不知名的小花又一次开始凋落了。

一天下午，坐在我前面的聂晓兰突然转过身，声音低低地冲我说道：“刘广利，你，你让若亭做总编吧。明天，明天我就要走了……”

我愣了一下，疑惑地望着她。

“我，我要退学了。”她咬了咬嘴唇，慢慢地低下头，“前天，俺爹在建筑队做工时，从五楼脚手架上不小心摔了下来，双腿……”

我望了望眼里似乎含着泪花的聂晓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是，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我只感到一片黯然。

聂晓兰退学后不久，我们即进入了毕业班。

次年高招，我去了南方一所普通院校读书。

从此，我便离开了六中。

一晃三年。

一晃又五年。

八年多来，我再也没回过请丰六中。

屈指算来，八年时间虽不算很长，却可以令人改变了许多。时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世事若浮云，岁月荏苒过。

只是在某个梦醒时分、心静如水的时候，我依旧会想起清丰六中，想起春风文学社。

前些日子，在市区偶然遇到了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刘永民先生。

意外地异地相逢，彼此都有说不出的惊喜。

刘老师比以前显得苍老了许多，面容也显得很是憔悴。他蹬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放着一个鼓鼓的大包。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迫不及待地向他问起了清丰六中，问起了春风文学社。

刘老师的目光里掠过一丝黯然“六中？——前年已经解散了！唉，这不是，我现在正摆小摊儿卖衣服——这是刚从老城进的货。”他用手指了指三轮车上那个大包。

我怔了一下，呆在了那里。

“你们的文学社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停办了。”刘老师燃着一支烟，很是惋惜地说。

我更加吃惊。

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

“那，你还知道八八届社员毕业后的一些情况吗？”　呆立了很久，我再一次盯着刘老师。

“哦，让我好好想一想。”刘老师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一拍自己的脑门儿，“对了，还真能记起几个来：那个钢笔字写得很好的赵兵，在学校复习了一年，考上了河师大；那个叫李虹的同学回家后搞起了食用菌栽培，现在已是咱县里大名鼎鼎的致富女状元了！对了，还有那个叫王国栋的，毕业后参了军，表现得很不错，现在已是一名什麽衔儿的军官了呢!……”

“那，张若亭——他们呢？”　我瞅了一眼刘老师，没敢把王晶晶的名字说出来。

“你说的是那个学习非常刻苦的叫张若亭的同学和那个顽皮的女生王晶晶吧？”刘老师抬头看了看我，目光里倏然掠过一丝黯然。

我的心底突然莫名其妙地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出事了……”刘老师声音很低道。

“他们，出了什麽事？”我吃惊道。

“张若亭早在几年前就已死了！”

我感到自己的头懵的一下。

“唉”刘老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燃起一支烟，“事情都过去七年多了吧？我也是听你们八八届的几个同学说的：王晶晶不是有个很有钱的爸爸么？他早在一开始就极力反对女儿同张若亭来往——他打算在市里为女儿物色一个能匹配得上她的对象。但是，正同张若亭谈得火热的王晶晶则坚决不答应”……

公历一九九二年秋天，在又一次同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倔强的王晶晶毅然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王晶晶和张若亭“私奔”了。

他们跑到山西西部的吕梁，在一个偏僻的小矿山下安了一个小家。

张若亭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和那些外地民工一起往一个铁矿背石块儿。

一天中午，正当张若亭采石时，一个哑炮在他的脚下突然炸响了……

后来，他的妻子王晶晶在乱石堆里扒啊，扒啊，才找到了他的头颅和一本粘满鲜血的手抄诗集。

王晶晶疯了。

疯了的王晶晶整天地光着脚在山上一遍又一遍地呢喃着张若亭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读着张若亭写给她的一首诗：

爱人

这个城市

穿过霓虹的海洋

我

一眼便看见了你

爱人

这个街头

越过千千万万个陌生的目光

我

我终于看见了你

……

呵，我不知道死了的张若亭，是否能在那另一个世界里一圆他的诗人梦。我不知道疯了的王晶晶是否还会冷不丁地出现在我的桌前：

“刘大社长，快要出《晨晖》了吧？”

时间仍这麽匆匆地过。

春来了，春又去了。

花开了，花又落了。

今年春三月，我和几个朋友到省城郑州出差，公事办完，尚余一些时间，便一齐逛到了一马路。

其时，天正下着小雨，街上行人很是寥落。

路过一家发廊，有位小姐笑盈盈地跑出来向我们招呼道：“先生们要吃饭吗？本点服务绝对　‘周到’！”

声音有些熟悉，抬头望去，我不禁目瞪口呆：

是聂晓兰！

天空依然淅沥着小雨，凉凉的雨丝斜斜地飘洒着，似乎一直落到了我的眼里、心里去。

额头高高的聂晓兰散起波浪般的长发，涂着猩红的唇膏，穿着前胸开得很低的那种裙子……她低头犹豫了一下，旋即款款走到我面前，“你好，刘先生！”

我无声地望着漫天的雨，仿佛觉得那斜斜的雨丝正轻轻落到我的眼里、心里去。

远处，隐隐约约地随风传来一阵歌声：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象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说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

一切的一切，距我，已是那样的遥远。

呵，似梦非梦，终究还是梦。

似水流年，又是一个春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