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小二,是大山里的娃。
山里人不会给孩子起名字,是依出生的排序叫的,小二有个姐,他就叫小二了,如果还有弟妹,就一直排下去,直到小幺。一个村子里,大多这样叫呢,为了好区别,就冠上姓氏,很多孩子的学名,是读书后老师给取的。小二家隔壁那个从小就调皮捣蛋的小伙伴,叫山药蛋呢,说是他妈怀着他时候,还到山地里挖山药,刚好就生了他,就取了这名,好记。
小二从小就很聪明,但他高中毕业后就辍学了,不是他成绩不好,是当年家里很困难,供不起他继续上学。
那年高考,他是被省内的一所大学录取了。那天,村委会的支书,骑着辆脏乎乎又响得震耳的烂摩托车,给他送录取通知书来。他高兴地手舞足蹈,到了晚上,一家人看着录取通知书上那些需要交纳的几千块钱的费用,父母眉头紧锁,唉声叹息。他们没有一个亲戚有钱,自己家里,即使整个家里的东西包括会动不会动的都卖了,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是农村人说的一石头砸进家里砸不到任何东西的家庭,那时候是没有助学贷款的,更不知道有政府资助。
于是,他的大学梦,像那个古老的水磨房里旋转的水车泡沫一样破灭了。
他的家,是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读小学的时候,30多户的人家,是有一个小学校的,就在村子后面那间解放前地主家祠堂里,地主和地主婆,解放前后搞土改时,一个被枪毙,一个去劳改再也没回来,他们的子女,也不知道早搬到哪里去生活了。于是,那几间在山村气势不凡的砖瓦房的祠堂,在地主的老祖宗牌位一同化成了灰烬时候,就成了孩子们读书的教室,多少年来如是,只不过,每年到了雨季前,总要请人对瓦顶进行检修。
当年,小二他们10多个孩子,就有三个年级,几人是三年级的,几人是二年级的,几人是一年级,同是一个老师,同一个“教室”,当然,更是同在一片蓝天下。
那个衣着打扮生活习俗与农村人一样没有区别的老师,姓金,人们就知道叫他金老师,他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孩子们背后就叫他“金大鼻”,现已是个50岁左右的半老头了,头发早已花白,满脸胡子拉茬的,只有那双眼睛,在温柔中还是那样充满智慧和刚毅。
听说他之所以来到这山村,是当年大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于是插队落户来到边疆“大有作为”了。来的时候,还不是老头,是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谁也不知道他老家在哪里,有人说是上海的,有人说是南京的,但在记忆中,他就没有回去过,他的父母姊妹也没有来过。
来到小山村10多年后,他已经30多岁了,村子里的人看他一个人孤单而可怜,天天就知道教孩子读书,夜半了,看见他在祠堂厢房的“家”还亮着昏暗的煤油灯,就他一个人在看书,在帮孩子们批阅作业和备课,山里人总是心慈,见他孤单影只,衣服脏了没人洗,那个“家”里,到处堆满了书和报纸,乱糟糟的,让人看着心寒,就很可怜他,很多好心的山里大嫂,忙颠颠跑来跑去,帮他张罗,就在村子里找了李二拐家三丫嫁给了他。
那李二拐,是小时候小儿麻痹落下来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的,但他家三个丫头,个个都长得如花似玉,像山里四季盛开的野花,娇艳而沁香。大丫二丫已经嫁人了,留下三丫就“招姑爷”,也就是倒插门,金老师就成了插门女婿,虽然金老师还教过三丫,岁数相差了近20岁,能找到一个领工资的人,二拐可高兴了,在村子里到处张扬,走路显得更拐了。
寒来暑往,三丫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可爱的孩子,从此,金老师教书育人,老婆孩子,田间地头,成了一个真正的山里人。
但他教书确实很认真,也教得好呢。
每天,在那间有几张破旧的课桌,一块摇摇晃晃的木制支架黑板的祠堂里,老师先上一个年级的课,然后让他们写作业,再上另外一个年级的,再让他们朗诵课文,如此,周而复始,朗诵课文的自己朗诵着,写作业的自己写着,听讲课的自己听着,反正没有让孩子们闲着。
每年春天的时候,金老师总会像老母亲领小鸡仔一样,带上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去村子后面那个叫“大风垭口”的山顶上去郊游,叫“看四县”,就是站在那个高高的山巅上,可以看到与小山村毗邻的其他四个县的山。出发前,他自己买些廉价的糖果之类的,小的孩子走不动的时候,除了用糖果哄外,他自己背一个拉一个,再让大一些的孩子轮流背小的,一路哄着去,哄着回来。
到了大风垭口山巅草坪上,面对连绵起伏,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老师抱着他那只斑驳陈旧的吉他,眉飞色舞的高声弹着唱着。先是带孩子们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了先辈的革命理想,爱祖国,爱人民”,孩子们唱高兴了,到处去采野花,摘野果玩,然后他自己情不自禁,高声唱什么“青青绿草铺满山下,路边开野花,河水弯弯围绕着它,那是我的家”,唱什么“我们相会在攀枝花树下”之类的爱情歌。
那一刻,老师不仅仅焕发了青春,还成了孩子王。
而每个经他教过的学生,都记得他摇头晃脑常念的那几句诗,“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日久方显愚公志,白发才知智叟呆”,当时的孩子,也不知道真正的意思,但老师喜欢的话,肯定是不会错的。
像所有孩子一样,记住了老师这几句似懂非懂的诗,小二就从这村子里读到村委会上的小学高年级,再读到乡上的初中和县城里的高中。
村委会离家有10多里山路,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住校生,每天天蒙蒙亮,就被母亲叫起来了,和其他小伙伴走山路去上学。冬天里的大山,不仅仅寒冷无比,天亮得迟,黑得早,早上去上学的山路还看不清楚,就得点上火把去。
因为生活困难和习性,孩子还不知道吃“早点”,去上学一直要到中午而后下午放学才回家吃饭。有一次,小二早上洗了脸,准备去上学,看到母亲在灶台前“培米”(用甑子蒸饭前,先把米在锅里的涨水里涮一下,当地人叫“培米”),就很想吃饭团,母亲含着泪说,小二,米太少呢,捏了饭团给你,一家人就只能吃野菜了。在困难时期,农村里是用一点米掺上野菜和自己种的红薯南瓜之类做饭呢,小二得不到饭团,委屈的含着泪,就恼嘟嘟的去上学。
到读初中的时候,村委会离家已经30多公路了。小二每周就回家一次,回家主要是自己带粮食以及酸菜之类的生活用品到学校去。说来也许很多人不相信,那时候到村委会读初中,住校不用说了,是要自己做饭的,从家里带一个“罗锅”去,到山上自己拾柴火,自己煮饭吃,学校专门在教室后面,安排有一间用石棉瓦搭成的房屋,学生们自己找来三个石头,放学后,一个个忙自己煮饭,包括哪些俏丽的小女孩,爬在地上吹火,清秀的脸上因烧火做饭而像小花猫,遇到调皮的男生,会去强要别人好吃的菜呀,肉呀,不给,就经常打架。
小二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他从来不欺负别人,只有别人欺负他。但他学习成绩很好,总有很多人和他玩。
到初二时候,小山村里已经有拖拉机了,那条坑坑洼洼的土公路,像一条深山里的大蟒蛇,从山脚转着“之”字绕到山头,再从山头绕到山脚,绕过了几座山,越过了几道箐,最后才绕到村子里金老师的祠堂教室前那飘着红旗的场子上。所以当地说云南十八怪,坐车没有走路快,在这盘山公路上到是真的。
村子里最有钱的大黑三家,他去当兵后就没有回来,回来后就有钱了,说是退伍后在广州打工,发了。人们看到的是,他几年后回来,不仅仅领回来一个白嫩俏丽的,说着好听的“好不好耍呀”之类方言的四川老婆,还给金老师带回来几条没有见过的三五牌外国烟,引得村子里的人们啧啧称赞,说大黑三这么黑,还有本事找了个那么白嫩的女孩,真是奇了怪了,只有金老师激动得两行老泪流下已经布满皱纹的面颊。
通公路后,大黑三自己买了张手扶拖拉机,可神气了,成天见他嘭嘭作响的开着,拉着他家亲戚他的朋友在山路上来来去去,很多时候,是帮村子里的人拉化肥回来,拉山货到镇上卖。原来叮叮当当的马帮铃声因公路修通而渐渐远去了,那个祖宗几代人赶马,之后还是继承父亲赶马的马小五,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大黑三神气,二两小酒的日子是离他越来越远,在妻子的唠唠叨叨下,未几,带上自己的10多匹骡马,到更偏僻不通公路的地方讨生活去了,留下他那个蓬头垢面的老婆和两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在家里马虎度日。
大黑三有了拖拉机后,小二他们到乡上读书,就可以坐拖拉机了,但大黑三要收一块钱的车费,说是油钱。困难的家庭,还是坐不起那一块钱的拖拉机,有两个孩子都在乡上读书的人家,就让小的那个带着粮食坐,大的还得走路。
小二到县城读高中,成了村子里的头等大事,除了解放前那个地主家,这个村子里就没有人读书出去过,小二成为第一个考起高中的人。其实村子小,读书人本来就少。小二的父母可高兴了,最有本事的大黑三也才初中毕业呢,于是,父母唧唧哝哝的商量了一晚上,就狠狠心,杀了一只山羊,搬出了过年才喝的自家用小锅小灶酿制的“小锅酒”(当地农村人都有自己酿制酒的习俗),像其他人家讨亲嫁戚一样,请全村人喝酒庆贺。在家门口的院子里,从山上扯来松树叶,铺成一桌桌的酒席,大人小孩,围着还散发着松叶清香的“酒席”席地而坐,喝酒吃肉,闹哄哄的乱了两天,就像电影里考起状元一样热闹。
大黑三两碗酒下肚,早忘记了四川婆交待的话,把他那长满肌肉的黑胸脯拍的啪啪响,对小二的父母说,大叔你们放心,我送小二到镇上,不但不要钱,还给他买去县城的车票,在众人赞叹他豪气的喜悦中,他看到四川婆娇怨的向他瞅了几眼。
村委会的支书和金老师,还有小二家亲戚,给了小二从一块到五块不等的钱,说是一点心意,其实,小山上高中的学费,母亲早准备好了,是卖了家里养的猪。
从镇上到县城,有120多公里的土山路,只不过比从镇上到小二家那盘山公路要好得多,那时是有车的,但那长途客车,不是真正的客车,是客运公司用大货车改装的,因为刚放过印度电影大篷车,当地人叫它“大篷车”,妇女小孩老人,优先坐驾驶室,其他乘客都在货箱上,货箱的两边,安有两排木凳子,但很多时候,人们像插甘蔗一样插满车厢,那两排凳子,站了很多人,就坐不下去,人挤的时候,就连驾驶室顶上,也坐了几个胆子大的人呢。
那个开大篷车的师傅,姓鲁,本来他就是开大货车的,40多岁,经常是穿着那套脏兮兮浅蓝色工作服,动作不急不缓,看上去好像老头子了,人们很亲热的叫老鲁师傅,但背后叫他“老烟屎”。他耐心可好了,慢腾腾的20多迈的车速,开几公里后,他就停下来,说休息一下,其实,是他烟瘾发了,停下来后,从驾驶室里拿出那个铁皮做成的烟筒(当地男人都有抽水烟筒的习惯),到附近山溪里装满水,把那个坐得分不清颜色的坐垫拿出来垫在屁股下,就“咯啰啰”的吃半天水烟筒,车上的一大场人就下来,喝水的喝水,撒尿的撒尿,吃东西的吃东西,和相识的不相识的人瞎聊。
老鲁师傅良心可好了,很多时候,沿途的老百姓,不论谁要搭车坐车,他都要停下来,也不管车上挤不挤,都叫上去,他也不一个个去收钱,车费钱都是到了县城,或者从县城到了镇上,或者在半路下车的,才给他的,他也不管你到底坐了多远,给多少他收多少,不给的也不问,很多没有钱的老百姓,就给他点土特产之类的,也行。
有的孩子没有坐过车,在车从县城要到镇上的时候,相邀跑到半路上拦他车坐,他停下来后,车上的乘客说,老鲁师傅,马上要到镇上了,孩子们是闹着玩的,车上太挤,不要给他们坐了,他一脸严肃的说,孩子们是没坐过车,就让他们坐一次过过瘾,嫌挤你下来走路,车上的人都不敢说话了,就把孩子拉上车去。
到小二高中毕业时,大篷车就淘汰了,那个好良心的老鲁师傅也不知道是退休了,还是回老家去了,沿途村庄的人们每当说到他,总是在感激中感叹不已,这天下还是好人多,这车还是大篷车好,因为现在铁笼子试的客车,不好带粮食呀农具呀之类的东西。
小二高中毕业后,没有机会上学,经过大黑三介绍,也去广州打工了,此是后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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