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上网浏览了几篇网文，发现一些博客和文学网站的写手对特色国度的学者显得陌生，尤其是对学者的言论极不理解，好像从桃花源里走出的秦人。他们对专家学者的言论心存疑虑者有之，极为不满者有之，甚至还有满腹牢骚横加指责者。例如某教授预测楼市在三年内呈上涨趋势，可不到一年就跌了害得房奴们大呼上当受骗；某经济学家预测某股市会继续走红，结果是经济学家的话刚落音，这股市就大跌了，骗得部分股民放心投入后亏血本而痛悔不已，有的跳楼。他们非常纳闷，如今的学者专家怎么啦？他们的预言就怎么那么没头没脑啊？！

果真是学者专家没头脑吗？不是。那是你没看清如今特色学者的真面目。我以为这完全是特色条件下的正常现象！上述两例不过是专家学者故意犯下的最低级的“失误”。

如果有人对这样的低级“失误”也值得大惊小怪，那看了那些更加惊心动魄的“失误”，不吓个半死也会瞠目结舌！　这种现象还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1958年1月，广东汕头报告了晚稻亩产3000斤。一个月后，这个记录就被贵州金沙县一季稻亩产3025斤打破了。入夏后，全国小麦“卫星”目不暇接，争相耀眼。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继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之后，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对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6月16日刊于该报。他提出：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经钱学森科学计算，得出了“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的结论。　

钱学森在科技界可算是响当当的人物吧，可他在建国初期为迎合红色领袖大跃进的思潮，对报刊上发表小麦亩产两、三千多斤的报道不但不批判指正，反而“科学论证”其产量可在此基础上提高二十多倍①。在那时，亩产两千多斤就够大吹牛了，还要达到二十多倍不就是四万多斤吗？把个红色领袖哄得喜笑颜开，农业大跃进有科学依据了啊！你是否会责怪钱学森不懂科学？那个时候，他能讲真话吗？开国元勋彭德怀讲了真话，其下场也是那样可悲，何况一个小小的钱学森！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他不得不作出这种明哲保身的选择！　

钱学森的无奈选择人们可以理解和同情，可有的人为了抬高红色领袖而大出风头的做法就遭人唾骂了。1967年，湖南醴陵的数学教师周有华到北京宣讲论文——《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声称根据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物理学中的场论，将矛头直指相对论。这篇妄作虽被当时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否定，但1968年仍然组织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将爱因斯坦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行野蛮批判。周有华也由此成为活学活用红色领袖思想的大红人。只可惜他在当时虽然骗得了一时的功名，却落下了永世的骂名。

专家学者除追求功名“失误”外，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更有“失误”的。2005年，一个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副院长董书宁任组长、7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对四望嶂矿区安全情况提出论证意见，其结论是：“所开采的煤层大部分都已在水淹区影响范围之外，其正常条件下开采是安全的。”可就在这个鉴定签字几个小时后，被这个专家组认真考察过的广东梅州大兴煤矿却发生了一起123人遇难的特大矿难。　天哪，123人的矿难，居然在专家组眼皮底下发生，这还算“开采是安全的”，那不安全的又会是什么概念呢？大概要死伤成千上万的矿工或发生更惨的事故吧！！是专家组没有检测能力吗？不是。很多安全隐患，别说是高级工程师、专业研究员，就是普通矿工都能发现啊。是专家组没有安全隐患的检测设备吗？也不是。一个21世纪的省级煤炭科学研究院，连检测煤矿安全隐患的设备也没有，那只能哄学前班的孩童！是专家们在沉甸甸的红包面前写下了置矿工生死于不顾、违背实际、泯灭良心的罪恶鉴定。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很多“豆腐渣”工程的学校、防洪大堤、桥梁，哪一处不是由专家验收后评为合格甚至优良工程啊！就连“大头奶粉”都敢评个国家免检的“优质食品”！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们丧身在“豆腐渣”工程中！不知有多少婴幼儿深受其害！

还有既迎合政府意志又体现企业老板意愿的权威鉴定，更是让老百姓有苦难言、无所适从。（为了在述评中不出现自动屏蔽和被网站编辑感到政治敏感的词语，在部分叙述中，我们只好删掉事件的人名地名。）有个在企业长期从事接触矽尘工作的员工，患上矽肺病，并且经医院检查确认。可企业就是不承认（该病系职业病，企业老板要负担医药费），理由是非政府指定职业病鉴定医院的鉴定无效。而政府指定的医院所作的鉴定结论居然没患矽肺病！可怜的这位小员工经多次上访无果后，走上了开胸验肺的悲惨之路！谁都知道，以如今的医疗设备和检测手段，要诊断矽肺病那简直是轻而易举，根本用不着开胸！把个矽肺病患者说成非矽肺病，检测者可以得到企业老板给的的好处，老板则可以省掉许多医药费!

学者专家不仅折腾活人胡言乱语，而且对死人的折腾也是信口开河！有家台湾企业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先后出现十多人跳楼自杀事件。企业老板不但没有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追究，反而有专家教授替老板辩护，说那是跳楼自杀者个人原因所致。“一个企业的员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频繁地跳楼自杀，确实暴露了企业转型中的员工心理危机问题。”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系主任、心理学教授孙红就这样说。可惜孙教授研究的范围太狭窄，如果他对抗日战争时期那些不堪忍受日本强盗蹂躏而投井、上吊自杀的女同胞们也作个“心理危机问题”的结论，那将是对大东亚共荣作出巨大的贡献！对文革中那些投水、跳楼、服毒自杀的人群（当然包括邓朴方在内）还是作个“心理危机问题”的结论，那一定会成为享誉中外的“文革”大功臣！对死人的结论我们很难考究，可活人奋起反抗杀人致死，也要作个个人心理问题的结论，实在让人不敢相信。某宾馆娱乐城邓姓女员工，不堪忍受某招商办主任强行特殊服务的要求，一怒把那大主任给杀了，官方不但表彰其英雄行为，反而说她防卫过当，又是“经法医鉴定，邓××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这就是特色条件下的科技人员把科技成果的灵活运用！这在特色国度里并非什么秘密②！

有人也许会发问：专家教授如此胡作非为草菅人命，老百姓为什么不到政府衙门上访告状呢？说得轻松，老百姓上访谈何容易！近来披露的湖北省的法官冯缤为解决妻子的劳务纠纷问题，两年来已和他所在的孝感中院打了两场官司。不服判决，穿上法官服到省高院上访。结果是孝感中院发文，免除了冯缤的法官职务。法官上访如此下场，更何况平民百姓啊！最具笑话的是湖北省委政法委一干部的夫人陈玉莲在省委门前路过时，被公安便衣当做上访对象在光天化日下给暴打了16分钟。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核实发现，被打者陈玉莲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为副厅级干部。陈玉莲在住院时，对南都记者称，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在场就有人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副厅级干部的夫人是在没有上访行为，且仅仅是怀疑上访对象，就遭到毒打，显而易见，那真正的上访人员的恶果比误打要惨得多。就连上访对象这样的弱势群体，专家学者也不放过。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北京市教委2003年高考专家指导组成员、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孙东东谈了对上访人员的“真知灼见”：“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孙东东的这一伟大研究成果，简直可与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达尔文发现进化论、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功绩相提并论了！

以上几例雷人信息，不过是特色国度里的发生的寻常小事，比例也是九牛一毛。一斑窥豹，我们不难看出今天有很多学者专家教授变成了残害人民学贼、赚家、叫兽，就连先进的检测设备也变成奴役人民的工具！目前，各行各业有多少虚假鉴定、运用科技设备作出多少害人结论、学者中有多少获得像孙东东那样的研究成果，恐怕没人统计。要真能来个普查，我敢说，数字一定大得惊人！

学贼不除，民难不已！

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深恶痛绝的话题，至今仍然被人鞭挞，与其说是写手的无奈，毋宁说是社会的悲哀！

注①后来钱学森已写文章更正。

②新华社对验收湖北洪湖那个“工程”的专家验收费公开报道了，每人600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