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可以为次矣。”《论语　子路》　

据杨伯峻先生的大作《论语译注.论语词典》里“小人”条，“小人”一词在《论语》里共出现24次，其中作“失德之人”解为20次，作“老百姓”解仅为4次。“踁踁然小人哉”杨伯峻先生解释此处“小人”为“失德之人”。翻检《新华词典》，踁踁，解释为“浅薄固执之人。”参阅朱熹《四书集注》，其注曰：“小人，言其识量之浅狭也。”两贤各持一说，莫能定论，余故撰文以释之。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贡凡三问，而孔子三答，其答皆在“士”之范畴。据文意，孔子似把“士”分为上，中，下三等。那些“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以为“踁踁然小人”而不直许以为士，何也？　

孔子是十分强调“信”的。如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他甚至把“信”与“孝”“弟”并列而举重之。“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是，孔子不是一味讲“信”，他认为“信”必须要符合“义”，必须受义的约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如果不符合义的“信”可以不“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行事很可以说明问题，其文曰：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於匡，今又遇难於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茍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孔子与蒲人盟后却又背盟，子贡质问其师“盟可负邪？”其言外之意，认为孔子“言而无信”“其何以行之哉！”而孔子以为“要盟”，不听，故适卫而心中无愧。孔子讲“信”而又不囿于“信”，他是一个极为圆通之人，从来不固执一端以自限。“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些言语足以说明孔子处世之圆通。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在卫国稀里糊涂惨死的事情。其文曰：　

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聩　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攻出公。出公奔鲁，而蕢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　。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蕢聩，蕢聩与孔悝登台。子路　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蕢聩弗听。於是子路欲燔台，蕢聩惧，乃下石乞、壶黡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这本来是统治者内部争斗权利的斗争，是狗咬狗的事情，本可以避开（比如子羔就避而远之），而子路本着“食其食者不避其难”　，一意孤行，最终惨死于卫。孔子闻卫乱，而断定子路必死，盖孔子深知子路为：“言必信，行必果”之“踁踁然小人”也！《论语》载“子路无宿诺”，“得千乘之国与盟，不如得子路一诺”，盖子路一诺，其必赴死以复之。孟子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以是观之，子路死于卫，是伤勇也。　

考孔子子路之行事：孔子以其盟不合道义而背之，显其处世之圆通而不拘于一言一行也；子路明知必死而赴之，其之执于一言一行之信已明矣。孟子曰：“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对照孔子孟子之言，考究孔子子路之行，参照朱熹之注与《新华词典》之词，“踁踁然小人哉！”中“小人”可解为：“识量浅狭，固执一端不知变通之人。”杨伯峻先生解为“失德之人”，以是，余不敢苟同。　

其虽“识量浅狭，固执一端不知变通”，但却是“言必信，行必果”之人，与那些“言而无信”“巧言令色”之人不可等量其观，故孔子许以为最下等的“士”，只是与那些气宇恢宏“无可无不可”的“大人”相比，其浅陋之处便罄露无遗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