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到中元节的那天晚上，漂亮女编西子与我的朋友云飞先生坐在我家的客厅里就着中国鬼节蓝格英英的月光，轻声细语喁喁而谈。他们交流了很多，主要内容是关于家的。西子说：

“我们为什么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想回家呢，周末我们为什么喜欢窝在家里而不走向大自然呢？这是因为我们呆在家中感觉幸福，家是宁静的港湾，如果家将不家的时候，家真正变成牢笼的时候，家的存在，也等于不存在，人们照样会不归，照样会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去，所以，想回家与不想回家，想去大自然与不想去大自然，与家无关！”

云飞面对美女自是捣蒜般点头不止且深以为然。

捣蒜般点完了头之后他们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发誓不知道，真的，即便是公安局来了我也是说不知道。

“家”这个东西实在不是人住的地方，你看这个汉字的构成：那是一头猪（豕）被罩在宝盖之下，意思是只有猪住的地方才叫家。我实在不是笑谈。汉代许慎搞了一个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字典，叫做《说文解字》，对9353个汉字进行了部首归类。这是了不得的创举，因为我们现在即便是不认识的字，根据部首它的大致含义还是可以推测出来的。许慎就认为，“家”是宝盖头下边加上一个“豭”字，后来这个“豭”字在传抄的过程中被省略而仅仅剩下“豕”了。到了明清很多学者已经看出《说文解字》中的许多讹误，出现了很多研究《说文解字》的大家，其中清代的段玉裁写的《说文解字注》是中国文字学学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说文解字注》对“家”他是这样注释的：“豢豕之生子冣多。故人凥聚處借用其字。久而忘其字之本義。”段先生的意思很明白：你别看许慎对中国的文字功莫大焉，但是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事实就如百年后野兽派的角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猪住的地方才叫“家”。他还举例说，牛住的地方就叫“牢”，本意并不是犯人居住的地方。“家”这重含义的运用语境看来是中国原是农耕文化发展初期阶段，牲畜是那个时侯中国人关注的焦点，随便找一本汉语字典翻翻，想来以“马”、“牛”、“豕”、“羊”为表意偏旁的汉字十有八九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西子在周末急匆匆想回的肯定不是这种毫无诗意的地方。我估计西子和云飞都不会否定这个的。

后来，大约在周代，这个字的本义就发生了转义，主要原因是人类从山顶洞和陕北的窑洞中搬出来走向了广阔的中原地区，“窟”也好，“巢”也好，这些以前的概念概括不了人类居住的土木工程了。那个时侯猪文化比人类文化丰富，人类也就只好红着脸从猪文化圈借了一个字“家”来指示这个，那么猪的“家”怎么办呢？只好被叫做“圂”、“圈”了。所以，我第一次听了潘美辰唱了《我想有个家》总是隐隐感觉对不起“猪”们，似乎“猪”们更有资格哼唱这个曲子。

事情坏就坏在周公身上。据说周公治礼，现在流传下来的《礼记》就是他老人家撰写的，似乎还有人主张后来孔子也参加了修订工作。

《礼记》就更加了不得了：首先将天下分为九州，每个州都要分为30个国。“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这里还不算天子亲自封出去的不够“国”的级别的土地面积和诸侯的“附庸”。其次，是将天子之下的所有爵位分为五等，即我们耳熟能详的公、侯、伯、子、男。同时也将诸侯之下的官员分为五等，即：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和下士。再次，各个级别之间有着对应关系，从自己所管辖的土地面积，到居家、祭祀丧葬规格都有严格规定并能严格执行有条不紊。

这个时间行政区划就有了质的分野了。天子拥有天下自是无疑。诸侯就拥有部分天下，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称为“国”。但是，大夫就不行了，大夫从诸侯那里被封了土地作为“采邑”、“食邑”，这只能称作“家”了。孔子说得很清楚了：“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不管你是天子还是诸侯大夫什么的，你们要注意了：财富少了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两极分化；没有钱不要紧，要紧的是要让大家穷得心安理得。

孔子的时代，我们一般的平民还没有资格拥有什么“家”呢。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西子呆在里面感觉幸福并诗意地称之为“宁静的港湾”的地方肯定不是这种“家”。也许西子也想过，但是因为自身并不是武则天，也就只能想想罢了。

那么，西子和云飞讨论的当是普通意义上的“家”，即：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成员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

中国文化传统中，这个意义上的“家”产生的时代，据估计不早于左丘明时代。《左传》《桓公十八年》有记载：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说的是齐襄公诸儿与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有染，文姜已经嫁给了鲁桓公，鲁桓公带着文姜到齐国去办理公事，下边的大臣申繻劝告他的话。鲁桓公不听，结果被齐襄公派人暗杀了。申繻说的话也有些含混：女人么已经嫁人了，男人么也娶了老婆，千万不要相互调情，这就是遵守礼法了；如果真的不守礼法，那么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申繻忠臣倒是忠臣，但说话不到位。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你想，如果我们的顶头上司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我们也只能是这样欲言又止的样子了，隔靴挠痒意思意思罢了。在这里，“家”和“室”已经与“夫”和“妇”基本上是同义词了。

事情就这样慢慢过去了500年，到了汉代“家”和“庭”往往就联袂而行了。这个时期，“家”从战国时代侧重于“男女”关系转变为侧重于“血缘”关系。《后汉书?郑均传》：“　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家庭。常称疾家庭，不应州郡辟召。”郑钧这家伙为了养活守寡的嫂夫人和嫂夫人的孩子，竟然连官也不做了，义气实在与关公可有一拼。如果说“家”一词的语义有所虚化和抽象，那么“庭”一词倒是非常具体，指的就是两进四合院的最前边那一栋房子，俗称“前庭”。前庭一般为客厅，挂有字画摆有金玉装饰八仙桌之类的，来了客人就在前庭叙茶不能入后堂的，除非来客与主人之间有“通家之谊”。通家之谊什么意思？可以相互之间见见对方的老婆孩子。看来，我们古人的居住条件我们现代人是不能比的。我们现在住在城市里的鸽子笼里面，哪里还有什么前厅后院什么的？即便我们是奴隶主，我们的奴隶们骂我们的时候也不会再抗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狟兮”了。狟子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再说，我们也失去了挂狟子的“庭”了。

现代社会是一个有家无庭的社会。

这样呢，我们可以判断，西子每天下班后风风火火收拾了办公桌，屁颠屁颠搭上公交车，扭扭搭搭跑回去的地方可知矣：一个有一个老公（自己嫁的）、一个或多个孩子（自己生的）一套木头金属塑料家什（自己买的）的鸽子笼。西子，掏出军用匕首一般长的钥匙，开了防空工事一样结实的防盗门，一屁股坐在自己的沙发上，就享受到了家的温馨和宁静。

我们这个鸽子笼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就要看它的功能。

首先是安全感。

现代社会变化太快，快到让人目不暇接。买股票跌了，炒基金崩了，坐汽车撞了，躺家里塌了，娶了个老婆飞了，嫁了个老公奔了。工资涨不过物价，老婆比不过情人。老板的脸比驴脸长，职员的腰比面条软。二十年前童安格在台湾就差点被现代化阉割了，他嚎叫着要“把根留住”：“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我们第一次发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真的很陌生，我们不过是于高楼大厦之间蠢蠢蠕动着的一群蚂蚁，而这一个高楼大厦构筑的世界竟然没有我们能够用以安顿自己灵魂的一寸地方。我们发现自己的生命如此脆弱，一缕微风就能把我们吹进虚无。而这个鸽子笼尽管逼仄，我只要进入这个空间就能将整个的世界的嘈杂关在门外。路易十六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现代人连这个气魄也没有了，只能说：“我进了家门，一切与我无关。”我们周末拔掉电话线，关掉手机，将一切外在关在外边。我们真的感觉安全了么？我们的内心世界还无时无刻不处于焦虑之中。我们即便躺在床上合法做爱的时候也许还要想老公的出差问题衬衣问题孩子的入托问题上学问题父母的身体问题单位涨工资与否老板是否对我有意见同事是否骂过我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松花江上漂浮着的化学药品塑料桶。

这个世界不是我的。我用鸽子笼将自己与这个世界分离。

其次是情感和精神寄托。

现代人的最大特点是事业和职业的彻底分离，除了政府官员很少有人从事的就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工作环境将我们的人格彻底分裂开来，让我们在家庭和单位露出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我们见了领导就巴结谄笑媚笑，见了下属就要一脸正气不苟言谈。我们明知什么是真实的，而我们永远在说着假话，甚至说着说着我们自己也认为假的就是真的了。我们不停地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以至于这种掩饰本身就成为我们自身的最大负担。只有回到自己的鸽子笼，面对自己的家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表现出真实的自己：家，是一个可以脱掉裤子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回到家庭血缘关系中来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他娘的文化”传统。

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自己。我们想当然以为自己终生不能实现的愿望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实现，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我们省吃俭用一切为了孩子，我们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后来却发现九斤老太也许说的是真理：“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老公身上，他那厚重的肩膀足以让我依靠，只要世界不毁灭，他永远是我的靠山，后来却发现他的肩膀被更漂亮的女子依靠着也同样坚定无比。我们的父母含辛茹苦将我们养大，陪我们承受成长的痛苦，当我们真的长大却发现他们已经是风烛残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对门宿舍的一个博士弟兄六个为了省钱愣是将躺在医院里的植物人老母亲的鼻饲管给拔了下来，三天后老母亲活活饿死。

现代人怎么了？与外部社会较量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软弱无力，与家庭社会相处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形单影只。

西子说，当家成为牢笼的时候她就会走向大自然。现代人最可悲的地方是早已没有自然可以回去了。新疆200多处著名旅游景点，几乎全部围上篱笆，最有民族特色的所谓“民族村”能歌善舞的姑娘几乎全部是艺术学院毕业生。内地的自然我们还提么？

当自然也成为一种外在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力量的时候，现代人，你还能到哪里去？

西子的家哪里去了？

我们现代人的家园哪里去了？

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主人公一家周末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散步，一起去教堂做礼拜。这种温馨的社会风情画永远不再了。李杭育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寻根文学大潮中创作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多以“最后一个某某”命题，表达了对某种既往文化形态的追缅。而沈从文笔下那个边城少女翠翠还在那个遥远的渡口等自己的情人么？

事实上，不管是简奥斯汀还是李杭育还是沈从文，他们笔下宁静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那种和谐关系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在为自己的日渐远去的理想而唱挽歌。

这是谁的罪恶？现代人类自己亲手毁了这一切。

所以当云飞先生提倡科学理性的时候，我就说：“呸呸！”

2010年8月28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