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访日期间心脏病复发，在东京大学的讲坛上猝然倒地，结束了他为祖国数学事业贡献不止的一生。消息传来，举国上下悲痛万分，久病缠身的陈景润泣不成声，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的那天，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的陈景润也要前往。领导和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去了，但陈景润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由别人把他背下了楼扶上了车。到了八宝山，领导让他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陈景润不肯，坚持要和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当时参加仪式的人特别多，领导担心陈景润摔倒，只好安排两个人一左一右驾着他的胳臂，后边一-个人支撑着。就这样，陈景润硬撑着站了40分钟，一直在哭，在流泪，直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

华罗庚对陈景润有知遇之恩，陈景润视华罗庚更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在数学界早已传为美谈。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景润在厦门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工作时，就几乎日夜闭门读书。他看似一个文弱书生，却不乏年轻人的豪情壮志。函数论研究室主任李文清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就建议陈景润读一读华罗庚先生写的《堆垒素数论》。陈景润听了李老师的话，如饥似渴地开始攻读《堆垒素数论》。他把书拆成一页一页，装在口袋里，走到哪里就读到哪里，整本书读了不知有多遍，每条定理都读得明白透彻。后来他就选择了数论作为突破口，在老师们的指点下，集中力量，钻研起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堆垒素数论》是华罗庚大约出版于1940年的专著，其中展示了华罗庚在圆法、三角和估计及其应用上做出的重大贡献，还对世界级的数学大师、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作了改进和简化。该书读起来有许多难题。据说，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曾讲授过他的《堆垒素数论》，开讲时慕名而来的学生挤了满满一教室，后来一天天减少，最后只剩下2个，即是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闵嗣鹤和钟开来。

陈景润悉心攻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也有其目的，是想将华罗庚的成果向前推进一步。初出茅庐，便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华罗庚挑战，木讷寡言多病的陈景润，真是大胆，真有气魄！陈景润也曾犹豫过：“这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么？”这时就有一位远见卓识的老师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为什么不可推进前人的成果呢？不必顾虑重重了。现在的数学名著，它们的作者当然都是著名的，这些著作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后来的年轻人如果不敢再进一步研究，写出论文来，数学又怎能向前发展呢？”　

当时有许多人看到陈景润的门一天到晚都关着，偶尔看到他出来买饭，人影一闪，又进了那间只有七平方米的小屋，生活被他简化得只剩下二个字：数论。他睡眠很少，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失眠二字。在他来说，失眠就意味着不需要睡觉，那就爬起来工作吧！困了和衣一躺，醒来继续工作。就这样，他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超凡的韧劲，终于把华罗庚这本极难啃的《堆垒素数论》吃透了。于是，他对这其中的中心问题之一“他利问题”有了重大研究成果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首战告捷，初试锋芒，便震惊了数学界。陈景润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论文，激动地交给李老师审阅。对于这篇论文的水平和价值，李老师是心里有数的，他兴奋得不得了，很快将这篇论文辗转寄给了华罗庚。在附寄的信中，李老师请求华罗庚在方便的时候对一篇名为《他利问题》的论文，给予指正。他在信中还提到，这篇论文是我系一个名叫陈景润的青年助教认真钻研了您的著作和其他数论的相关书籍后写成的。华罗庚接到这封信后将信将疑，“他利问题”一直是当时数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和以后的研究中也没有完全解决，此后他虽然一直都希望有人能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但一个大学毕业才两年多的一个无名小辈竟然声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他的重视。他立刻对陈景润的来稿认真审阅了一遍，又让数学所数论组的几个年轻人反复核审，一致认为陈景润的想法和结果是正确的。华罗庚特别惊喜，拍桌而起说，谁说没有人才！在了解到陈景润和自己有着相似的经历背景后，华罗庚对陈景润能吃苦、肯钻研的精神大为赞赏，又感慨万千地对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呆在我的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改进了我的工作。”

华罗庚觉得这个无名小辈的分量很重，就邀请他来参加当时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数学会。参加完会议，经华罗庚多方努力，陈景润终于被调到了中科院数学所。　这里我们把笔停一停，说说华罗庚的一些往事。1950年3月27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华罗庚“自美国返抵首都北京”的新闻。华罗庚到北京后就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及中科院数学所所长。那正是华罗庚年富力强之时，学术上的鼎盛时期，他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与此同时，他还肩负起为新中国培养人材的重任。那是在1952年，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在京召开。一天晚上，部分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华罗庚因故来迟，当他来到大厅时，演出已经开始，灯光昏暗，他拄着拐杖，找不到自己的座位。正在他不知所措之时，忽见远处的座位上有人朝他招手。他立即朝招手的地方走去，在空位子上坐下之后，定睛一看，不禁惊喜交加，冲他招手的人是毛主[xi]。毛主[xi]笑着向他点头问好，华罗庚已激动得泪水模糊了视线，一时说不出话来了。毛泽东和他一面看戏一面交谈，并且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华罗庚将伟大领袖毛主[xi]的嘱托牢记在心自不必说，发现陈景润这样一个出色的人才引起特别重视更是自不必说。

正当陈景润利用数学所的有利条件埋头工作时，1958年，全国科教系统开展了所谓的“拔白旗”政治运动，在全所大会上华罗庚等人被指斥为“大白旗”。批判的矛头集中到华罗庚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陈景润也因此受到牵连，他白天都在钢铁厂劳动。随着运动的升级，数学所所长华罗庚也被下放到基层搞理论联系实际，陈景润也被当做“白专”典型，调到大连化学物理所两年。之后在华罗庚的努力下，陈景润再一次被调回中科院继续搞他的研究。

回忆调到中科院以后的日子，陈景润如是说，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在数学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华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之外，还教会了陈景润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对这些陈景润永生难忘，在关键时刻凭借自己的良知和善心，保护了自己的恩师。　

文革时期，“四人帮”曾派人找陈景润搜集华罗庚的黑材料，让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剽窃他的成果”。其证据是，1957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但是华罗庚在《堆垒素数论》的再版序言中已经写到：作者趁此机会向越民义、王元、吴方、魏道政、陈景润诸同志表示谢意，他们或指出错误或给以帮助，不是他们的协同工作，再版是不会这样快就问世的。陈景润婉言拒绝了来人后，找到华罗庚的学生陈德泉，据实对他讲：“有人要我揭发所谓的华老师剽窃我的成果的问题，怎么办？”陈德泉一下摸不清陈景润的意图，他试探着问：“华老师到底有没有剽窃你的成果？”陈景润果断地回答：“没有。”陈德泉叹了一口气说：“那你就据实说吗，反正实事求是嘛。”当有人再次来让陈景润揭发华罗庚的剽窃罪状时，他断然拒绝了。来人威胁他，我们已经掌握了人证物证。陈景润冷冷地回答，既然你们掌握了证据，还要我揭发什么！　陈景润对他的恩师的评价是很高的。1973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称赞他的老师华罗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希望华老师在数论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他认为华老师在应用数学方面花了太多功夫有点可惜。华罗庚很少评价他的得意门生陈景润，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学生，评价不当容易引起误会。他最多只是在个别谈话时偶尔讲几句。华罗庚曾单独对数学家王元说过：“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当王元提起他学生的一些其它纯粹数学结果时，他仍然重复一遍：“最使我感动的是（1+2）”。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每次出访前他都要到华罗庚家道别、请教。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您的培养，我才有今天的成绩。”　华罗庚对自己的得意门生陈景润也关爱有加。1984年当他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时，就十分难过，他说：“总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

华罗庚1985年出访日本前，曾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治疗的弟子陈景润，并对他说：“医生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症，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谁知，这一面竟成了陈景润与老师华罗庚的最后诀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