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我们，正在试图寻找完整的灵魂

——关于移民的一些思考

1、圆明园不是我烧的，我建的是“别墅墙”——劣迹斑斑的历史

上一世纪初，德国社会思想家凯瑟林在他的环球之旅中路经中国。他在广泛考察之后，得出了“儒家永远只企望可能的东西”的论断，并丢下一句尼采曾经说过的话：“俗，世俗，太世俗了！”

在马戛尔尼的眼里，满清的盛世也“不过是一个泥足的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儒家的“世俗”文化并没有指导中国人延续书写自我颂歌的盛世与传奇，一座盛世神话的象征——满载“佛意”的圆明园——被“冬天里的一把火”烧掉了。

从感性到感性再到感性，过度“除魅祛巫”的“物质第一性”狂风暴雨般席卷各种理论主义之后，再也没有谁可以为中国人的自身生命安顿提供神圣的精神家园。一堵“别墅墙”（为欺骗上级领导而修建的一条别墅墙）将“世俗”与“神圣”人为的剥离，每个人几乎都“被选位”在“墙的这边”生存于“今天就是全部”的生命态势中。没有谁愿意终结自己的利益来修正偏离的行为，也没有什么“救世主”可以依赖，只有利益驱动的杂乱无章与焦躁喧嚣。

2、哭泣的不止是滇池——生态环境的破坏

被称为高原明珠的滇池不见了昔日的一碧清澈净透，取而代之的是黑色的水体与令人窒息的恶臭，云南省计划投资490亿元引金沙江水对滇池进行治理。人们抱怨的不只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制造的社会繁荣，还有各种有毒的食品与主宰这个世界的思想悖论。人们试图用微弱的目光寻找着这些不幸的来源，却加剧了自己身居其境的梦中的不安。

目睹济南的泥巴雨和西安的沙尘暴，经历广州的“卖猪仔”和上海的“问路费”，对于社会底层群体，没有意义的承受琐碎的苦难才是真正的不幸。

物质世界的生态破坏可以用金钱修复，而人文生态呢？自然法则在向我们宣示：人类生存模式只有回归人的良知本身，才可梳理道德法则对于人的社会存在的伦理作用。

3、没有力量抗衡的事物要么是神仙要么是魔鬼——缺乏哲学的政治思维

清代雍正尚且“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而以经验哲学建构的“必然王国”信奉显性话语中的各种假设，这样的理念意味着“人”就是实现一道又一道“教旨”的责任工具。个体在与政治发生冲突时所能借助的力量微不足道，只能听命于终极的社会想象，任何独立与变更都是对政治的背叛，也就不再能成为政治意义统领下的“人”。

强烈的利己主义登上了民族主义私设的殿堂，居高临下且贪婪无度。被剥夺了“自我”的世界是痛苦的，但有人早已制订了每个人的生命终点并筑扎起陡狭的精神樊篱，还有什么梦想可以在生命的旅程中值得期待？

一直深陷于高中教师“政治就是不流血的战争”的讲述带给的惊叹与设置的困境，几十年来不能自拔。有时天真的幻想：为什么不把政治定义为尊重与协商，而或和解与相互承认？

4、“别开枪，自己人”——欺弱怕强的法律

意识形态曾经使法律一度坍塌并与世隔绝，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重建，但没有抹掉原苏联阶级性与斗争性的法律特征。众所周知，此时正是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社会转型从计划到市场。几十年来，改革过程出现不平等，分配差距拉大致使社会分化，尤其公务人员贪污腐化愈演愈烈，导致社会矛盾丛生，道德伦理失范，法律形同虚设。

政治化的法律必然导致司法的依附成为权力的傀儡，权力腐败又使司法腐败成为必然，“为改革保驾护航”变为某些特权阶层玩弄法律的政治理由。“权力限制”的呼声不是底层民众“阶级复仇”的源点，相反，它是公平正义的法律诉求，以限制“权力滥用可能造成的社会秩序危机”的爆发。

市场经济的运行并没有带来契约社会的产生，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对“权力运作”与“权力划分”还缺乏“逻辑性的意义解明”，当权力定义有罪时，拿什么可以与之抗衡？我们能做的只有乞求类似“躲猫猫”的法律游戏别在自己的生命里降生。

5、霓虹的光怪陆离并非是黑夜中的指路明灯——继续撕裂的社会

人们已无可能一生只活在自己的私人领域，虽然现今的国家组织原则上赋予了个人可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力，但这并不能改变被社会的实质统治。而“用一只左眼看世界指挥一只右腿前行”的社会运行模式，导致主流意识思维混乱不堪：一边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一边抵制可能的“和平演变”。

撕裂与隔膜的非和谐险象充斥于社会各个层次：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心”。即使同一社会阶层的群体之间也充斥着陌生、冷漠，甚至恶意与敌视。从“别和陌生人说话”到“别接陌生人电话”再到“别搀扶跌倒的老人”，涵盖善意与真诚的道德沦丧的警钟一次次的敲响，并没有惊醒“醒来又睡去”的形式社会。

各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小组织泛滥给社会机体的安全增添了更大的危险，人们惊恐的注视着每一个试图接近自己的人、事、物：出门别被打劫，别被醉驾者碰伤，别被恶狗咬着，别吃到地沟油，别被“钓鱼”，别被别人盯上……

6、大刀向敌人们的头上砍去——暴力文化与仇视教育

以联合国会员国席位为依据，还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具有不同于常态国家的特殊政治形态。通过内战建立的政权受时空因素的制约，去“暴力与敌视化色彩”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也没有终结“自由与民主”的资本主义预言，　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也还没有必然上升到文化与教育领域。

内部的传统与现代，外部的“大陆”与“海洋”，文化博弈还在继续。有些人利用初级市场经济的一些内在社会缺陷，切断文化教育的正义关爱根源，给社会造成“暴力与仇视”的人生逆境，将贫富差距与权力阶层试图领入“社会结构性固有”暴力。

“阶级仇，民族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种什么瓜结什么果——战斗的口号已显得不合时宜。一些“主义”的引进，也没有改观“思想文化根本对立”的二分法思维。腐朽与颓废时有沉渣泛起，从“黄色权利”文化开始，“再次革命”“民粹主义”“复古归宗”“中国模式”等等，各种思潮不一而足。如何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共识与认同，是摆在文化与教育者面前的一项重大时代命题。

7、带“病”运行——缺乏反思与忧患意识的民族

走了弯路或歧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修正与完善的机制。“多难兴邦”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慰籍，是典型的“化悲痛为力量”的“悲剧性戏剧化”。“试图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历史哲学”横梗于民族步伐的前行路经。

缺乏力量制衡的权力腐败的社会运行模式，令底层社会的生命不堪负重。虽然偶见以“孙志刚之死”改变旧有模式的类似事件，但更多的“周龙造虎”“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久耕托市”“躲猫猫”“七十码”“罗氏冒名”“拆迁自焚”等事件接踵而来。以牺牲自我生命为代价的少数“弱势英雄”已无力支撑整个民族的道德大厦，“脚痛医脚”的疗伤方式也无力根治整个社会的疼痛。

很多干部又被双规了——“职业有风险，入圈需慎重”。别上访，否则进医院——99%的上访者是“精神病”——北大某教授如是说。

8、我是花，一根灰色的麻花——被扭曲的个体生命

贫富相互仇视，上下互相对立。“很黄很暴力”的侵蚀，利己主义的泛滥，使个体生命无法寻找到快乐的源泉。城市化的快速化进程并没有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却落下仍在飘散的“一地鸡毛”。中国的古典感性文明已被浩荡的工业化理性文化掩埋于陈旧家园的废墟，各类教堂里的“诵经声”能否使普罗大众的心灵各有皈依？

基督教里有人的“三个生命”的界说，佛洛伊德有个“三我”，亚里斯多德将人生的幸福分成三类，而我们也承认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或者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并重，那么就不应置精神领域中的文化建构于经济建设之后了。　

近日见媒体报道，某国在推出“失败国家”的指标中，将“人才流失”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而媒体又说，中国的财富精英与文化精英大量移民，流失严重。于是，痛心疾首，吐出一堆偏激的废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