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何处有龙蟠（四）——终古苍梧哭翠华——走近古都（七）

如果说钟山之绿肥红瘦，秦淮之夜月笼纱，莫愁湖之小荷出水，古明城墙之苍劲挺拔，就像一颗颗优美怨愤的音符，一行行激情哀婉的童话，把古都南京编织在厚积愉悦与苍凉的诗意里，彰显着十朝都会兴衰荣辱的苦难历程，也尽管古都南京在隔三差五的间可容发中透礻见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王者霸气与雅人韵士之余味，那么，2500多年来，诗意的南京在太多的乐极生悲中无可奈何地结束了帝王之州的历史命运，致使翠华已矣，钟山悲泪。如今虽然江山依旧，只可惜十朝繁华春去也，玉树歌残，胭脂井坏，已非畴昔，惟有蒋山青，秦淮碧。古都历史之创痛与江南经济文化之繁荣交织而成的古都风韵，实在留给今之世人太多的思考、迷惘与怨泣　。

曾有人戏言南京古都盛产两大特产，一是亡国之君，二是废墟文化。讥讽之余，实在不乏真知灼见。然而无论是亡国之君也好，古都废墟文化也好，都是各朝各代君主集权、政治昏庸、淫逸丧志的恶果。其中永远镌骨铭心的毁城之哭、内乱之哭、滥杀之哭所凝结而成的南京古都废墟文化，无不给今之世人以顿首疾心之痛，以卧心偿胆宽容奋发之力。

废墟文化之一：毁城之哭

世人尽知，南京曾经拥有过自己的辉煌与荣耀。东吴、东晋、宋、齐、梁、陈之六朝时代，虽然其政治生涯年代甚短，但当中国北方为五胡所乱之十六国时期，南京古城不仅收留了众多中原门阀士族和南渡百姓，同时以巨大的包容胸怀容纳并接受了中原黄河先进生产力以及中国老祖宗留下的儒道思想文化，为汉民族保存了民族血脉与历史文化之精华，成功地承接了中原华夏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使命，毫不犹豫地为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唐宋文学之繁荣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明朝朱元璋驱逐蒙元定鼎金陵，使南京古城第一次成为江南第一个全国统一王朝之都城。虽然作为江南全国统一都城的历史只有60多年，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的历史也只有100多年，但从此虎踞龙盘功劳盖世，这是南京古城作为帝王之都城的历史之鼎盛时期。还是这座古城，随着辛亥革命胜利的钟声，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于斯，南京古城又成为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国政府的历史见证者，这是南京古城在蒙羞于太平天国之惨痛失败后，终于可以告慰天下苍生之最大快慰。

然而，辉煌与荣耀只是短暂的，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之后，始终伴随南京古城的却是历史的伤痛。南京古城之痛，痛在古城六次被人为地毁灭，痛在城毁人亡之后的古城文明被人为地强j*与扼杀。如果说当年开封古城因自然灾害以及战争劫难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的历史悲剧，那么南京古城的六次被毁则主要源于政治的原因而导致人为的战争浩劫。而今刻印在古城背脊上的一行行血书，无时不在细雨沥沥中控诉悲鸣。公元328-329年苏峻叛乱、548-551年侯景叛乱、589年隋文帝灭陈、1129-1130年金兵侵宋、1853-1864年曾国藩湘军攻陷金陵城以及1937-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城与屠杀，一次一次人为的战争把辉煌壮丽的古城变成瓦砾。伴随血腥屠杀与毁城灭迹之血债作为南京古城刻骨铭心的六次疼痛，在政治风云中凝结成千古绝唱之废墟文化名片，在太多的阵痛背后向今天世人昭示着曾经王者帝都的巍峨霸气，在难以寻觅的断垣残瓦中折射出昔日都城浑厚与苍凉的光芒。

镌刻于钟山背脊上的六次毁城之哭，虽然都源于政治因素，但从引发战争的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发动战争的不同目的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因内乱而引发战争，致使杀人如麻，城毁人亡。如苏峻叛乱、候景之乱以及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从封建正统的角度）等当属此类。二是为断金陵王气故而人为毁城，如隋文帝攻克建康城后下令“平荡耕垦”是也。三是外族入侵，致使国破家亡河山破碎。如金兵南侵（金兵犯宋本属于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内部矛盾，但由于当时历史背景，史学家们常例其为侵略战争，这是当时大汉民族思想意识造成的）、倭寇淫城是也。无论是哪一类别的战争，都在不同程度上给毁而再建、死而复生的南京古城以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破坏。

在中国古代近代历史上，不管是思想家政治家还是野心家阴谋家，为了达到自己王天下之政治目的，尤其在冷兵器时代，最好的办法无疑是战争，王候将相有种，所恃者乃兵强马壮也。我常想，战争虽然必攻城略地，实为不得已而为之，何乃非要以毁城灭迹而为快哉？项羽之焚阿房宫，万夫所指，遗臭万年，后世之人竟然不能以此警示而重蹈覆辙？如果说东晋时期之苏峻、南朝梁武帝时期之候景以及金兵之南下，此辈铁蹄金陵，以毁城为乐，世人尚可理解，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毁灭的化身，文明于他们而言只当草芥，弯弓大刀骑马乱天下之时，烧杀掳掠、淫食汉女只当儿戏。冉闵曾在《杀胡令》中云：“永兴元年（西晋八王之乱），胡狗鲜卑……掳掠汉女十万，夕则奸淫，旦则烹食，千女投江，易水为之断流。”在西晋帝国之腹地，鲜卑人在淫食数万汉女之余，竟然将来不及夜淫朝食之八千汉女投之易水而为乐，而今毁区区一座金陵城又值几何？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居然让如此龌龊之辈叱咤风云，草菅人命，实在是历史之悲哀。然则不可理喻者乃隋文帝“平荡耕垦”与曾国蕃纵火焚宫，不但令人费解，而且让人惊讶。一个是勇于结束400多年分裂战乱一统华夏的大隋帝国之明君（文武兼备），一个是饱读诗书礼仪的一代儒理宗师，他们竟然在毁灭历史文明尤其是毁灭历史文化古都的时候，连眼睛皮也不眨一下，甚至还是那样的心安理得，兴高采烈，如饮甘醇，何哉？

世人常为隋文帝扬坚结束四百多年离乱一统华夏之丰功伟迹拍案赞叹，那是因为他作为一代帝国明君，发展经济，恢复生产，首创科举，选拔贤能，制定法律等历史功迹，被世人誉颂为一个地道的为大唐盛世之巅峰奠定了雄厚政治经济文化之基础的帝国明君，甚至被西方人尊之为“圣人可汗”的最伟大的中国皇帝之一。可以这样说，没有隋文帝之重统河山，励精图治，就没有大唐盛世，就没有唐宋文明，就没有康乾河清海宴！也没有辉煌古今享誉世界之科举伟业！更不会出现人类历史上农耕文明的颠峰时期。谁能料到，就是这位开国明君，为了保住所谓的长安帝都王气，竟然把中原邺城古都和江南六朝金粉之地毁于一旦。记得当年杨广大军攻克建康古城时，鲜血淋漓并没有发生都城之内，隋军进入建康城时可谓兵不血刃，生擒陈后主于枯井之中后，六朝金粉之地的故国都城完整地交给了重归统一的大隋帝国手中，堪为大幸。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文帝杨坚却下令将建康都城“平荡耕垦”，企图以此毁古城而斩龙脉于斯，以断金陵王气，唯图长安古都之大隋帝国江山永保也。也许杨坚深为顾忌的是当年秦始皇为保咸阳王气却又只凿断了秦淮方山，改金陵为秣陵罢了，致使大秦帝国江山二世而亡，故而大隋帝国千万不可再蹈覆辙。历史记得，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当时金陵城破之日，就是六朝宫阙和灿若繁星之秦淮一并焚毁之时。“大火连绵，经日不息”，金陵六朝故宫之官署、宫殿等建筑全部拆毁焚烧，不留长物。于是建康都城、州城、郡城等统统荡平为农田菜地，六朝名都转眼之间化为一片废墟。快意至此，其痛何堪？帝国已立，国运重生，恩惠与发展并举，何乃堂堂大隋帝国之一统江山，非得要以毁灭金陵六朝古都为代价而昌盛乎？实在匪夷所思（其实扬坚在焚烧古金陵城之前，早已经把古都邺城也化为灰烬，他容不得曾经帝王之都残留人世）！当年隋文帝“平荡并耕垦”之伟业，无疑对南京古城是一次巨大的浩劫，致使今天除近年在南图新馆发现的一小截六朝遗址外，在南京主城区六朝地面建筑几乎绝迹，甚至连六朝皇宫的具体位置也很难考证了。小而言之，这是对江南古都文明的一次野蛮的非人性的扼杀；大而言之，这是对中华古代历史文明的一次毁灭性的摧残。痛哉若斯，夫复何言！

如果说隋文帝为斩断金陵王气致使金陵六朝故宫“平荡耕垦”而为菜地田畴，那么中国历史上在江南唯一的一统王朝之大明帝国故宫被彻底毁灭，以及“十年乃成”之太平天国天王府付之一炬，其罪当在曾国藩也。曾国藩作为一代理学大师，孔孟程朱之学烂熟于心，当是智者的化身，何乃儒者书生，杀人毁城有甚于隋文帝哉？我年少时喜读《曾国藩家书》，对其治家治国之道心仪至极。建湘军、攻金陵而灭太平军，确保晚清帝国于颠覆之中，是其为忠、孝、仁、义之职责耳，亦自当是一位儒理学家精忠报国所必为之事，无可非之，尽管他挽救了不应该挽救的大清帝国之朝廷。然而就其人生而言，他力主中庸，“凡事留余地，雅量能容人”，为何就不给古城金陵“留余地”呢？他常说“尽人事以听天，吾唯日日谨慎而已”，为何却纵容其弟及湘军将领们恣意抢劫金陵财宝、焚烧历史文化名城之时，竟然表现不出半点谨慎呢？正如他自己所言：“二十年来治一怒字，尚未清磨得尽，以是知克己最难”，也许这才是他对自己最中肯的评价。只为“一怒字”，因“克己最难”才导致纵弟焚宫草菅人命罄竹难书。如果说当年洪秀全为建造王宫天王府以及众多的王府，拆用了明故宫和不少庙宇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毁坏了大明故宫建筑和历代寺庙香火。尤其是在1856年“天京内讧”中，韦昌辉炸毁“高出天表，数十里外可见”的明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其罪不可赦，但尚不至于行“灭绝”大明故宫之惨事。然而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在1864年7月，曾国潘的湘军攻入天京（今南京），大肆洗劫洗城之后，纵火金陵七天七夜，全城房屋被烧毁者十之八九。“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就连那些历朝历代幸存下来的建筑与文物古迹，也几乎扫地以尽。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也是金陵历史上最为悲壮也最为伤骨子里的痛。而其所为竟是中国一代以孝道仁礼治天下的理学大师！曾国藩挽救了晚清于危难之中，却毁灭了大明王宫和太平天国之天王府，功耶过耶？当年候景叛乱之时，围金陵城以困南朝梁国，致使梁武帝生生饿死，堪为候景叛乱之一段佳话。那么曾国藩之围困天京一年有余，不也活生生饿死了洪秀全么（贫病交加而死）？“皇帝”都饿死了，何乃非要把“平叛成功”的果实变成一片废墟而后快呢？无论孔孟之道，还是程朱理学，其经典雅文中真有攻城略地必劫财毁物这一义理么？曾国藩人生之最大败笔莫过于此耳！

废墟文化之二：内乱之哭

池毁城亡并不是改朝换代之目的，仅是其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之手段罢了。中国古代近代之改朝换代大多起于内乱。内乱之起，源于国政不治，朝纲不整。故而南京古都历史就必会有苏峻之乱，候景之乱，及太平天国内乱。从古城命运史的角度来看，金陵内乱之哭有甚毁城之哭，其痛非毁一城一池可比也。若无内乱之痛，何以城毁而国灭耶？内乱如同一把剌向心脏的利剑，实乃金陵相关朝代更替之主要原因。东晋如此，南朝亦然，太平天国尤甚。

纵观南京古城各朝各代之内乱引发改朝换代之变，在军阀林立、角逐天下的杀伐中，皇室党争自斩羽翼致使王室衰弱而国灭人亡者，东吴、太平天国是也；权高位重而欲篡权者，东晋桓温桓玄是也；皇帝昏庸强雄并起而改朝换代者，东晋刘裕、南齐萧道成、南梁萧衍、南陈陈霸先是也。东吴之党争，桓氏之篡乱，刘宋之兴废、萧梁、陈之改朝换代，太平天国之内讧，一次又一次的内乱，把整个都城弄得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疲惫不堪。天下文人墨客无不有感于斯，挥毫泼墨著书万卷，以延伸那断砖残瓦中世世代代的呻吟。

然而，桓氏之篡乱，刘宋之兴废、萧梁之改朝，换来代去，还是那半壁河山，划江而治南北对峙而已，即或刘宋、南齐、南梁、南陈之立国初期，刘裕、陈霸先等为代表的南朝开国君主励精图治发展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为江南经济文化之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或者说严重阻碍了中国统一之进程。然则东吴之亡国，赢得了近百年大分裂之中国重归统一；太平天国之败迹，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延缓了本该覆亡之晚清政府苟延残喘近50年，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把若大一个中华帝国断送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中。即或是今天迎风傲雪的松花江流域之库页岛、《马关条约》后被日本完全占领的流球群岛和哭泣在落日残阳中的圆明园，也不会原谅太平天国本可以神佑故国文明和主权的失职。两种绝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

如果说孙权晚年为立太子事引发“南鲁党争”（即二宫之争），皇室相争手足相残，致使皇室遭刑举国分歧，终于埋下内部斗争的祸根，吴国逐渐开始衰败，最终灭于西晋司马氏，当为憾事。倘若我们换一种思维，即或东吴没有发生内乱，没有自相残杀消耗内力，进一步说，即使再强大，而亡于西晋之势必不可挡，东吴之亡于司马氏，是大势所趋，历史统一之必然，于历史发展而言，东吴之亡亦功矣。换言之，如果东吴之强大可力敌天下之群雄，挥师北上而一统中原，未尝不是国人之福，因为三家归一问鼎中原并非只有司马氏家族方可，爱江山之人皆有之，而获取江山之力唯贤者方能居之。倘若东吴入主中原，也许还不至于出现西晋清谈误国，致使五胡乱华，招致大汉民族濒临亡族灭种之危机。只可惜东吴之黄梁美梦只在家国春秋的内乱中降旗一片罢了。

东吴之亡，亡于子孙荒淫误国，鼠目寸光，守不住祖宗基业。太平天国则不然，革命尚未成功，晚清尚未推翻，就发生了洪杨党争，兄弟相残，自斩手足，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葬送在万丈深渊之中，实为大悲也。洪杨金田起兵、革命星火燎原之日，正值晚清帝国大厦将倾之时。晚清外忧内患，民不聊生，特别是《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华夏苍生曾寄希望于洪，共产国际马克思恩格斯更厚望于洪。当其举旗金田、下长沙、克金陵而王时，四海归附，应者云集，其势何其澎湃也。太平天国若趁兴盛之势，外御侮而败以洋枪队为代表的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联军，内惩国贼而灭满清，实可谓应天命而顺民心，挽中华之危难于倾覆间耳。然则内失民心，自残手足，长城倾覆，使百万鲜活之生灵饮血于曾国藩的长矛大刀之下，尚不知《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为何物，其悲至极矣。然儒者一呼，应者数十万之湘军奋起而族洪，何哉？其时满清政府外屈服于帝国列强丧权辱国，内荒淫腐败天人共怒，正值改朝换代之良机。当年大明朱元璋利用农民起义军力克群雄，北伐中原直取元都而一统中国。洪秀全农民起义之前期，其声势战绩有甚朱氏数倍，为何最终身死而国灭耶？况且曾国藩之数十万湘军，虽为湖南地主武装，然而除却极少数知识分子和地方乡绅外，其中绝大多数难道不是劳苦大众出身？何乃深受晚清统治剥削压迫之苦难深重的湖南民众竟然在曾国藩一挥手之间得以组织起来去镇压席已经卷半壁江山之农民起义军，而且心甘情愿致死不悔？依赖中国农民而举反清之义旗，最终以失去中国农民而败亡，太平天国运动之悲若此，世人能不感慨乎？英国学者柯文楠曾言：“太平天国是一场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牺牲的精神发起的革命运动，然而由于客观上的局限性，其政权制度并没有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理想”（《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　。那么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到底是什么呢？梁启超云：“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力主反满之欧榘甲（梁启超同学）则十分直白地说：“（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反满复汉”之邹容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这几种评价虽然有些偏激，但也如实指出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的实质以及这场运动给当时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空前浩劫。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即基督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也就是吴含先生所言之“他们不尊奉传统政治文化（至少在口头上如此）和社会文化，要与还生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对着干’，对被绝大多数国人所崇奉的孔子大张挞伐。他们过分地相信了自己那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最后仍然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虽然那时已经有异质的政治文化传入了（例如基督教文化），但是它还没有发展到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程度”（《朱元璋传》）。基如此，这场农民运动必定导致“……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之《中国纪事》），这应该就是其局限性之所在吧。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所抛弃，这实在是太平天国之悲剧。　孙中山、毛泽东喻之为“不懂外交”、“不北伐”、“读书人不赞成”、“闭起城来自相残杀”、“大家想做皇帝”，这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此说当立也。

历史却有很多可圈之处。东晋时期，如果没有桓氏阴谋篡权，就没有刘裕之代晋建宋而为刘宋朝代，中国也不会进入南北朝时期。如果没有刘裕之子孙荒淫误国，就没有萧道成立齐国而代刘宋也。再进一步理论，如果没有太平天国之内讧，没有洪秀全荒淫腐败失去民心，也许曾国藩之不灭洪秀全，孙中山之无晚清政府被推翻也！倘若当年孙中山不屈服于外帝国主义之压力，举国上下外御列强，内惩国贼，南京国民政府能移都北京而被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精诚合作才有第一次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四一二大屠杀，没有“攘外必先安内”之独裁政策，中国历史能出现“九一八”事变而痛失东三省乎？若东三省之不失，倭寇岂能入关而欺凌我民族、淫辱我姐妹、屠杀我南京古城乎？历史若有如果，那么这富丽堂皇之金陵古都，今天是否依然桨声灯影夜夜丝竹、后庭天籁倪裳云舞万世笙歌而不绝哉！

南京废墟文化之三：独裁滥杀之哭

愚昧荒淫和战争内乱堪为金陵城毁国亡之故，但金陵帝王都城之失，最终失于独裁，失于为维护独裁统治而建立的一整套野蛮残忍之黑暗政治制度。滥杀无辜，滥杀功臣，滥杀共[chan*]党人和民主人士。滥杀尽兴之时，最终使一代一代的帝国王朝在滥杀的丰功伟绩中灰飞烟灭。明人沈起堂云：“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主要指由司礼太监掌握的东厂，以及京卫系统中的锦衣卫）”（《明书》）。以此理类推之，蒋介石国民政府之亡，非亡于共[chan*]党，而亡于中统和军统也。在金陵历朝帝王中，刘昱因滥杀无辜而改朝，朱元璋因滥杀功臣而换代，蒋介石因滥杀异已而逃亡，当为历史之通鉴也。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则皇帝滥杀臣民而臣民不得不反致使改朝他姓的故事。南朝刘裕之孙刘昱（宋明帝之长子）即位时年仅10岁，年纪虽小却生性残忍，据《南史·宋本纪》载：刘昱“……喜怒乖节……好出入……无日不出……夕去晨反，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人间扰惧，昼日不开门，道无行人……有白棓（棒）数十……钳凿锥锯，不离左右，为击脑、槌阴、剖心之诛，日有数十。常见卧尸流血，然后爲乐。左右人见有频眉（皱眉）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洞之……察孙超有蒜气，剖腹视之……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馀皆帝杀之……天性好杀，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内外忧惶，夕不及旦……”可见后废帝刘昱残暴之极也。有一年夏天，刘昱暗自来到领军府，领军府将军萧道成，正袒胸露腹在床上熟睡，刘昱见其脐孔硕大无比，好不惊喜：“天赐良靶也！”顿时兴起，令其原地站立，“画腹为射的，自引满，将射之。”萧道成忙求饶道：“老臣无罪。”幸亏刘昱的卫士王天恩求情道：“领军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发即中萧道成的肚脐。刘昱即“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自此，萧道成镇日忧心忡忡，担心不知何时会遭惨死。刘昱也欲杀萧之心日盛，并亲手磨鋋，曰：“明日当以刃萧道成。”于是萧道成寝食不安，无奈之下，“领军将军萧道成与直合将军王敬则谋之”（《南史·宋本纪》先发制人以求自保。公元477年7月7日，刘昱兴高采烈去青圆尼寺游玩后，觉得游意未尽，是夜又转到新安寺去偷狗取乐。他在寺中把狗杀了，便和昙度道人饮酒吃肉，喝得酩酊大醉后方回仁寿殿歇息。他的侍寝卫士杨玉夫平常不离左右，“杨玉夫常得意，忽然见憎，遇辄切齿，曰：‘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由是杨玉夫朝不保夕之心日盛。“是夜七夕……玉夫候帝眠熟，至乙夜，与万年同入毡幄内，取千牛刀杀之。”好一个15岁青春年少的刘昱小皇帝，猖狂如此，天下岂可容得？当萧、王之死党杨玉夫和杨万年抽出刘昱放在枕头边的千牛刀当头砍去之时，一缕轻飘飘的断头尸魂向淫荡屠夫河游离而去。正如当年被刘昱亲手“脔割”而死的沈勃唾骂云：“汝罪踰桀、纣，屠戮无日！”果然，刘裕南征北战取代东晋王朝，千辛万苦打下的刘宋江山，就这样葬送在宋后废帝刘昱的手中。是时萧道成并无心要毁宋建齐来做这个南齐高帝，实乃昏庸皇帝刘昱所逼故耳。

其实刘昱生性残忍愚昧，他根本不知为何要杀人，杀人取乐亦不知为何故，江山社稷只当儿戏，迫使萧道成起而杀之，身首异处，改朝换姓，天下已属南齐萧高帝也。这种世袭制下产生的少儿皇帝，如何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君臣之理和君民之理呢？创业艰难，守成更难。世上无有君主一人独自获取天下者，也更没有君主一个人可以创业天下昌盛万民者也，皆众星拱卫而帝业乃成焉。朱元璋得天下亦然。然其诚府之深，暗藏杀机之险，天下第一。当其与农民起义军背道而驰建立大明王朝于金陵时，尽收天下文武全才于侧，广施仁义恩惠于民，故而东征西讨北伐无不披坚执锐所向披靡，此乃以天下之水而载大明朱氏之舟也。然则一旦江山固，河海清，朱元璋却迫不及待地斩杀功臣，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再延伸至徐达、李善长、刘伯温、宋廉、朱祖亮、李世鲁、朱文正等近十万将相之惨死，把大明王朝开国之文臣武将几乎一网斩绝，唯汤和一人幸免于难。何哉？有人说他是为了江山万世传之子孙故而藏良弓、烹狗兔也。然其太子朱标之早死，其皇太孙朱允炆之无能，竟然在朱元璋死后一年内就废除朱元璋的封王制而大张旗鼓地削蕃，把好当当的一个朱元璋王朝早早地易手朱棣（按祖制帝位只能传之嫡系长子长孙，据说朱棣非马皇后所生，故朱元璋在长子朱标死后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传位于第四子朱棣）。朱棣“靖难”之时，南下大军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建文帝朱允炆岂有招架之力？须不知开国功臣杀尽之日，就是朱棣南下靖难取代朱允炆之时。功臣尽没，一旦战起，何以拒敌乎？当年朱元璋欲移都开封时，即令拆繁塔以断开封王气，不也曾经隐隐感觉到北京燕王（四子朱棣）之危乎？如此独裁之朱元璋竟然会想不到西汉的“七王之乱”与西晋的“八王之乱”给国家所造成的灾难吗？故而以传帝位之故而滥杀功臣，虽可视为主要原因之一，但决不是朱元璋斩杀功臣的唯一目的。果真如此，他为什么不可以仿效东汉之刘秀厚待云台二十八将、北宋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呢？甚至可以效仿唐太宗绘“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把开国功臣像神一样的敬奉起来。倘若昔日部将尤在，谋臣尚存，朱棣敢饮马长江而取代应天府之帝位乎？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此言中的。一方面，朱元璋“以英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拯华夏之民于蒙元铁蹄之下；廓清禹域，豪杰景从，使亿兆黎元重闻孔孟文教之声”（《明史》），尤其是收回了割让400多年的幽云十六州，终于完成了柴荣、赵匡胤未了之心愿，如此开国之功与日月齐辉；“以猛治国”，惩贪官，重教化，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大加强并巩固了新生的大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劳苦功高。另一方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他一己之天下的独裁统治之目的，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甚于武则天之鹰犬来俊臣之凶残百倍的暴政机构——“锦衣卫”，以其暴戾之诏狱（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和残酷之廷杖，来达到自己专制之目的。实际上他是在用无数功臣、无辜的文人、官吏、百姓的鲜血来巩固只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专制政权。吴含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描述道：“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生、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从此，“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掌握。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基于独裁故，位高权重之宰相职权能不废除？军权在握、重兵在手的蓝玉岂能不死？宰相胡惟庸必死，蓝玉必死，才能真正做到相权兵权全部集于一身，也才能真正实现皇权的专制目的。于是掌管诏狱和廷杖的锦衣卫自然会顺理成章地罗列各种罪名，以致其于死地（武则天之鹰犬来俊臣的《罗织经》义理中有一法则：当皇帝决心除掉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他谋反。明之锦衣卫之暴戾有胜来俊臣百倍，告发某人谋反那就是小菜一碟了）。胡惟庸专权固然当诛，但构成株连的罪证则多属子虚乌有。所以，吴含曾痛心地说：“所谓胡惟庸私通日本，串通李善长谋反等等罪名全查无实据”。“……为了搞封建集权，朱元璋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手段。诛杀胡惟庸之后，又以谋反罪诛杀大将蓝玉（纯锦衣卫捏造诬告），两案被牵涉其中的达数万人之多，几乎把明初的功臣都杀光了……”《明史·刑法志》载：“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有史学家称，明太祖的锦衣卫，虽然是明朝第一个没有宦官参与的皇帝私人卫队，但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足见其酷烈程度。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朱元璋之独裁皇权之维护，是锦衣卫在皇帝的授意下利用诏狱和挺杖捍卫出来的。

朱元璋本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其功过是非实即使用天平也实难衡量。自开国之日起就以其双面之人格而王天下，即封建君主独裁专制的强烈意识与狭隘的农民阶级劣根性，使其既有高傲的皇权意识，又始终抹不去出身低下的卑微心理，因而表现为政治上的独裁和乖癖，思想上的短见和狭隘，行为上的冷血和暴戾。因此他在极度的占有欲和满骨子里都是自私的心理支配下，为巩固自己的封建集权，确保自己的独裁统治不受侵害，由一个文治武功兼备的开明君主逐渐脱变成为轼杀成癖的屠夫。杀胡惟庸、蓝玉，为子孙清道，只是面子上的事情而已，而其丧心病狂屠杀功臣的真正目的则是为自己独裁清道，为自己皇帝的尊严和面子树威，为自己卑微的出身和自卑的心理佩戴血性的花环。其结果则是自翦羽翼，反害子孙，忮求果奚为乎？

朱元璋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朱元璋利用锦衣卫这个特务组织制造白色恐怖，政治上扼杀与监视并举，将最大限度地监控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严重阻碍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明史·职官五》说：“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在其应天府为帝的后三十年，整个南京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每日文武大臣早朝，即跟妻子诀别，若晚上还能平安归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每年数万人因此而遭凌辱直至家破人亡。

台湾作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得更加直白：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

柏杨先生的这段话虽然过于偏激，不但否认了朱氏王朝开国创业的历史功迹，也间接否定了明成祖朱棣“永乐盛世”的帝国丰碑。但有两点当为后世人明鉴：一是朱元璋以独裁而蹂躏人权，其首创之特务组织锦衣卫，被其四子朱棣发扬光大，扩建东厂和西厂而形成黑暗暴戾的“厂卫”制度，致使朱元璋之后200多年之大明江山完全桎梏在由宦官所操纵的最为黑暗的厂卫制度的阴影之中。二是政治上的“八股取士”制度和难以料及的“文字狱”，使中国官场和社会风气完全钳制在一个解读经典章句的套子里，不敢有自己的思想，更无法倾注自己的感情，只知道如何遵循八股文理，如何迎合皇帝做好昏官贪官，因而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意识形态。当十四世纪的欧洲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追求人文精神和思想解放，挣脱封建黑暗时代的枷锁而拥抱新生的资本主义气息，使整个欧洲呈现出一片耀眼的光明之时，中国大明王朝还沉浸在以“八股文”取乐、镇日为“文字狱”忧愁的沉闷窒息的时风之中，完全失去自由和人性的社会无疑是最为黑暗最令人窒息的社会，因此说中国人“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此话能不令人深思么？

沈起堂之“明之亡于厂卫”之论，虽有夸张之意，但朱元璋利用私家“巡查缉捕”之功能的特务组织达到并实现了他维护皇权的独裁统治之目的，并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不可名状的后遗症，此乃有史为证。然蒋介石南京政府之败亡，除个人集权与一党独裁和政府之腐败外，其军统中统之作恶，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蒋家王朝的速亡。这一与蒋介石之独裁统治生死悠关应运而生的特务组织，把一个本可诏令神州恩惠苍生之国民政府，变成了众叛亲离国人共怒的独裁腐败之政府，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孤岛残生叹飘零。

蒋介石之独裁则与朱元璋独裁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蒋之独裁更甚于朱氏王朝。蒋除强化个人集权（这一点与朱元璋同）外，同时强化一党专政。作为国民党总裁，把自己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实行绝对的个人集权，必以威服或者消灭与之并存的其他一切党派和军队，这是与朱元璋的不同之处。蒋欲达此目的，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真实可靠的组织为其作耳目爪牙和开路先锋，并能够时刻“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戴笠），来完成领袖一党专政的千秋大业。而这一艰巨的任务仅靠800万军队和先进的美式装备是断难完成的。于是“复兴社”（即“蓝衣社”或称“力行社”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简称“军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蒋专为限制军统头目戴笠与日俱增之权益而设）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应运而生。这些特务组织和机构忠实地效忠独裁领袖，肩负起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反共反人民的特殊使命，其特务人员不但分布到国民党的党部、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等各个部门，还渗透到了共[chan*]党和各民主党派之中，真正成为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私家鹰犬和御用工具。自1927年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军统的前身）到登峰造极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只听令于蒋一人，从而把整个中国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虽然在抗日除奸中也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最重要者则直接帮助蒋逐步完成了个人集权与独裁统治的建立，无戴笠之辈“体念领袖苦心，”则无蒋氏之独裁也。

蒋氏之独裁也如朱元璋性格一样，有如一个双面人，正面是蒋之文武大臣在正面战场殊死搏杀，阴面则是戴笠之辈在背后战场不择手段，正、阴两面之结合，就是独裁与专制！尤其是正面战场往往进退唯艰，而阴面战场则无往而不胜，戴辈之功如此，蒋之独裁焉能不成乎？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尤其是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之戴笠最能了解、揣摩、执行蒋的任何企图，以防患于未然。其政治头脑极为敏感和政治手腕极为干练，处处秉承旨意、时时体念蒋之苦心致使双方默契协调几乎达到天衣无缝之地步。在蒋的政治生命中大凡风云变幻之际，戴笠都会替蒋提供情报出谋划策化险为夷，绝不给蒋带来政治后果。所以戴笠失事后，蒋下令全国各地为其公祭，长达两个多月的悼念活动规模之大声势之盛在民国史上空前绝后。而且蒋还亲自主祭，亲自择墓地，亲自含泪读长篇祭文：“……唯君之死不可补偿……”，亲自带文武百官送灵，亲自书写“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子心”之挽联以叹痛失“生为国家，死亦为国家”之栋梁。

那么蒋之“山河澄清”之含义又是什么？“山河”到底是如何“澄清”的呢？如果我们形象地把蒋专制独裁之形成过程看作一部历史正剧，其专制独裁政权之建立过程，仗恃其宏大的特务组织，走过了序幕、发展、成熟、高[chao]之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只要仔细看看蒋在四个时期的发展轨迹，即可窥其“山河澄清”之含义了。

拉开蒋介石个人集权与独裁之序幕，始自黄浦时期。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陈炯明叛乱以及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这既是让蒋挤身于国民党中央之权力中枢之契机，也从此使蒋走上了与国父孙中山之“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独裁专制之不归路。

1927年—1936年，这十年雨雪风霜之路当为蒋独裁集权之发展时期。这期间，两次北伐、中原大战、“清党剿匪”与“攘外必先安内”之绥清政策，使蒋之独裁集权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日寇的侵略扩张行为。然而最为重要者却是通过“四一二”大屠杀和五次围剿红军几乎把共[chan*]党逼上了绝路，这正是他所期盼的，要不是倭寇犯境，他断然不会让“共匪”以再生之机，虽然他也未曾料想会有“西安事变”之辱。

1937年—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则使蒋氏王朝独裁集权之权术逐步走向成熟，也使蒋成为国际公认的亚洲战区民族领袖。历史学家白尊彝先生说：“在这一历史阶段，在稳固统治方面，蒋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强化个人集权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二是限制共[chan*]党力量的发展。”1943年《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xi]为国家元首、三军统帅，五院院长人选必需由主[xi]提请选任并对主[xi]负责，这是蒋介石苦心经营近20年，终于第一次从法律上实现了自己的个人集权与独裁统治之心愿。至此无论党内派系之争，还是党外民主权力之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已然在一人撑控之下，此时的蒋介石才真正意义上成为了明朝的朱元璋。为抗战故，对共[chan*]党则被迫实行了“防共”、“限共”、“溶共”之方针，“皖南事变”则是其“防共”“限共”的具体体现。即或是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抗日为民族正义之所为，限共是一党专制之必需，二者岂可偏废！

然而独裁集权之权术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其独裁集权之事业的成功。欲使其党国事业之最终成功，必先实现其独裁集权之巅峰境界。历史有许多借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终不能称帝代汉实为心中隐痛；李世民逼父退让称帝，终有大唐盛永垂不朽；隋文帝之代周，赵匡胤之篡帝，朱棣之夺位，不都成为流芳百世的明主贤君么？少年饱读诗书行伍通读《二十四史》的蒋介石，如何不明白其中真谛？抗日战争虽然为自己赢得国际地位，但国父“遗愿”未了，党国事业未成，“同志仍须努力”乎？至此蒋介石认为平生唯一未了之心愿，那就是继承国父遗嘱，成就党国大业，真正意义上成为国民政府民选之正式总统，因为这是他一生未竟之事业，更是其独裁集权之巅峰境界，为达目的，哪怕荆天棘地征战杀伐而无悔。于是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反共内战，否定各民主党派之协议、迫害并取缔民盟等民主党派。至此，蒋介石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反共反民主党派而实行一党执政的独裁与专制并存的历史时期。随着1948年春“行宪国大”之选举，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这是自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介石通过24年的艰苦卓越的奋斗，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总统宝座。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蒋家王朝独裁统治达到巅峰之日，就是南京国民政府走向灭亡之时。

蒋介石这一路走来，霸气凌人威严慑慑，几乎全部采用强势手段去直面内部派系之争、地方军阀之争、国共两党之争以及与各民主党派之争。有时甚至达到了横蛮不讲理的地步（政协会议）。何乃蒋氏家天下如此之张扬无所顾忌呢？这大概就是他所言之“山河澄清仗汝迹”之故了。然则期间军统和中统之阴面大军到底又为他做了些什么呢？因为这一部历史正剧，每个历史时期都是以分化内部派系之争、清党剿共为主线而贯穿始终，期间又生出了倭寇侵华抗日救国之民族矛盾，其斗争可谓艰苦卓绝，比朱元璋尽杀功臣之时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当然即使再险再难，只要有戴笠之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特种部队和中统堡垒在，也就没有蒋想办而办不成的事。正如白尊彝《中国通史》云：在1928至1936年间，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得到了逐步加强，这与他这10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措施有关。在组织上他强化了军政统治的各级机构，并建立了“中统”（按：中统实为1938年成立）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用各种手段来对付共[chan*]党、民主人士和反蒋派系。在文化思想上经常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文化人士，并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们的思想控制。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揭露蒋介石推行特务政治时则直截了当：“……我们的特务布置各地各界，比明末时候东厂西厂还厉害多少倍。一点不满他们的意，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危害之甚，恐怖至此，岂可名状？

世人不禁要问：这个渗透到军事、党务、政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警察、交通、财政、税务、外交、邮检、水路航运等各个要害部门之庞大的特务机构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据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仅戴笠军统一家便有18万特工，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4万多公开露面的常务工作人员；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还有“忠义救国军”15200多人和在沿海有组织的海盗4万多人。实际或潜在的特工人员总数达32.5万人之多，其势力远远超过中统。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交通警察部队，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还想问鼎海军，连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也由戴笠控制。这些由军统掌握的几十万武装大都是美械装备，并以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调动灵活迅速、火力装备精良而著称，使其远远超过国民党任何一支正规部队。较之明朝之厂卫，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大概这就是当时世人谈军统色变的道理。

也许有人好奇：以“盖世太保”著称的“戴老板”，被西方人誉之为中国的希姆莱（德国党卫军头目），其领导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在铲共除奸史册上，到底为蒋氏王朝作出了何等丰功伟迹呢？这里略举几例清党除奸之事聊以释怀吧。

1938年，曾在民国初年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绍仪晚节不保，出面组织由日本人控制的所谓上海“临时政府”公开对抗蒋之国民政府。蒋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着令“剪除附逆”。于是唐绍仪出面组织“政府”三个月后，就死在“敌占区行动组”的斧头之下。期间还有：1940年击毙汪伪“76号”后台老板季云卿、1943年活捉组织‘华北自治政府’的大汉奸殷汝耕。同时由戴笠于1939年5月-1940年1月连续四次组织刺杀汪精卫，虽然未果，但对国人而言，无疑有效地震慑了投敌叛变人员，鼓舞了国人抗战之士气。

抗战期间惩恶除奸，这是大快人心之事，也是匹夫之责，军统特务们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过我们再看下面这样几则记录，就知道戴笠死后蒋为何“心伤天丧、五内具煎”而痛哭流泪的原因了（当然也有的事件是在戴笠死后军统后继者为之）。

1931年11月，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左派）邓演达因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一方面策划军事倒蒋，一面主编《革命行动》半月刊揭露和抨击蒋及其帝国主义走狗，因叛徒陈敬斋出卖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副主[xi]杨铨，因反对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和监禁爱国人士，并组织营救了不少被关押的共[chan*]党人和爱国人士，被特务枪杀于上海亚尔培路。1933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chan*]党员吉鸿昌（抗日不剿共）；1934年将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坚持爱国民主立场，支持民盟，同情抗日救亡，反对围剿工农红军）刺杀于沪杭道上。1941年12月，“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国民政府委员方振武，在广东中山县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抗日不剿共）。1946年3月共[chan*]党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946年7月知名学者、诗人、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1946年，杨进兴在中美合作所松林坡停车场和另一特务用手枪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并用汽油、木材焚尸灭迹。还是这个杨进兴，和一特务于1949年9月在中美合作所的戴公祠内，杀害了爱国将领杨虎城（西安事变扣蒋）及其儿子、幼女，以及共[chan*]党负责人宋绮云夫妇……

这只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千千万万个英灵中的几个缩影，其中有国民政府高官，国民党爱国将领，爱国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以及共[chan*]党和无党派人士。至于重庆渣滓洞和江西上饶集中营被杀害的共[chan*]党人和爱国志士，白骨成山血流成河青山悲泪，那屈死的冤魂至今还在集中营的上空哭泣悲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独裁统治与个人集权完全是建立在血腥恐怖的屠杀之中。中国的“盖世太保”们用他们的屠刀和监狱为蒋氏王朝踩踏出一条鲜血淋漓的独裁专制之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为我用者亦亡！这就是蒋氏哲学，这就是独裁逻辑！记得中国最大的特务头子戴笠死后，高级民主人士章士钊曾写下这样一幅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如今品茗，仍然是那般耐人寻味，余韵尤长。

有人说，蒋介石正是仗恃其庞大精锐的特工队伍，才使自己一步一步实现了独裁集权之目的。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1946年戴笠死后，再也找不到戴笠那样的精明干练的阴面杀手，蒋因此失去了“防身”之“佩剑”，且军统之接班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较之戴笠均逊色百倍，致使蒋之全面内战一统中国之伟业处处被动挨打，不说党国事业不能开拓发展，反而连稳固蒋之根基、维持现状都颇为困难。因此导致戴笠死后共[chan*]党地下组织迅速壮大，各大中城市学潮日益“猖獗”，民主党派活动与日频繁……为此蒋每每恼羞成怒，总认为这都是军统接班人不具备戴笠那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所致。正因为失去了阴面战场强有力的不择手段的支持，故而导致国军战场节节败退江河日下。此说虽然乖谬至极，然亦耐人寻味也。

记得曾经追随蒋介石南征北战后弃甲从文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这样一段话：“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　我就曾想，不是大独裁者，那就一定是中或者小独裁者，说白了不还是承认其为独裁者吗？可为什么却说“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呢？军统中统本来就是蒋氏集权的具体象征，难道不是他私人独裁集权之御用工具么？仔细想来，突然我悟到了一点什么：因为没有大独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集权专制都是在一统江山坐稳皇帝宝座之后形成的），所以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因为理想中的中华民国还没有“山河澄清”，就必须兵强马壮亮剑而取江山，可壮志未酬就己败走孤岛，哪有机会去做民主自由之斗士呢？至于黄先生所指其“缺乏独裁的工具”到底指什么呢？难道果真如上所言乃缺乏中国式的“盖世太保”希姆莱？非也。美国著名政治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所著《蒋介石传》中的一段话给了我答案：“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他比他的竞争对手们略高一筹并善于控制他们。但是，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其中有一句精华之语提醒了我：“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　”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就应该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即：建立独裁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明之亡于厂卫，蒋之亡于中国式的“盖世太保”，也就是这个道理：残暴的监捕暗杀和惨无人道的挺杖酷型，使政府尤如一道魔障，把政府与民众彻底隔绝开来，自然给贪官酷吏得以滋生的土壤和温床，在无数次的血腥镇压之恐怖后，政府也就无数次地失去民心，最后就失去了“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

专制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专制是失去民心的魔杖，专制是自掘坟墓的锄镐。明朝朱元璋用“剥皮实草之刑”滥杀了那么多“贪官”，却越杀越多。蒋介石之特务组织抓捕暗杀了那么多共[chan*]党和爱国将领以及民主人士，可反蒋脱蒋队伍却日益壮大，何哉？蒋之专制政策亦可谓残酷至极，但也改变不了政府官员的日益腐败。蒋经国上海税制改革，企图力挽狂澜救蒋家王朝于秃败之中，其结果革命首先革到宋家后院上了，其改革焉能不败？蒋曾经抱怨国民党官员：（1）做官不做事；（2）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3）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尽义务；（4）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逸，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疾苦，与民众相隔离；（5）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其中第二点和第四点真可谓一言以中要害也！这里的“大我”即“民众”，亦即“民众之疾苦”者也。各级政府官员不去过问民生，只知征粮、征赋、征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与民众的紧张关系。“盖世太保”之血腥恐怖统治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国民政府与民众之间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魔障，从根本上把众多的民众推向自己的敌对面，与自掘坟墓何异？陈毅元帅曾说：淮海战役是80万老百姓用土车推出来的！80万老百姓啊！全面内战时期，蒋介石之正规军无论是嫡系还是傍系，几时见过一个老百姓替他们运弹送粮？天地良心一杆枰，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知道最大的自然灾害莫过地震海啸，这民心有甚于地震海啸十倍百倍也！国民政府两次北伐直捣三大军阀，赢得了长江两岸之劳苦大众的广泛支持，因而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此谓始成于民也。抗日战争之胜利，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四十万国军入缅，作为亚洲战区的抗战领袖，蒋介石不但赢得了国际声誉，还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务理事国之一，更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敬佩，因而人心所向而共赴国难。然而“清共剿匪”、“皖南事变”、取缔民盟、全面内战等一系列血腥事件，则把厚积之民心一点一点地撕得粉碎，最终把自己葬送在人民大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悲哉，蒋公！

我们不敢设想：假若当年有80万农民甚至800万农民替蒋介石军队推车拉粮，今天的南京城楼上悬挂的还会是五星红旗吗？再退一步设想，假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尊重共[chan*]党和各民主党派之意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让饱受战乱的中国人民早日藏弓息鼓，休养生息，那么蒋公中正不就是万民称颂的中华联合政府之领袖么？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堂堂正正大义凛然的爱国者，民族英雄，1949年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划江而治，就是不想中国走向分裂；我们更知道，蒋败走台湾后，之所以坚决抵制美国政府妄图将“台湾托管”，天天呼唤“反攻大陆”，就是不想台湾从祖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并且发誓：“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接受两个中国！”这位辛亥革命时进攻杭州巡抚衙门的敢死队队长、反袁时山东讨袁队的参谋长、黄埔军校的校长、北伐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亚洲战区总司令……一朵朵耀眼的花环不正是他昔日为民族解放而欲血奋战的象征么？成败一念之间耳。在国家民族问题上，蒋公成也英雄，败也英雄！故而毛泽东1959年2月出语惊人：“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因为他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含糊的！”两位伟人，一代枭雄，不都为了“一个中国”么！而今枭雄已逝，盖棺却未定论。只可怜蒋公一生鞠躬尽瘁志未酬，飘零孤岛魂幽幽。海的这边是大陆，海的那边是台湾，只不知飘零已久的一代民族枭雄之魂灵，何日能够凛然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镇乎？

今天坐落在南京长江路292号之“总统府”门楼默默耸立在钟山脚下，似乎还在静听六朝旧曲，江水东流。“总统府”三个大字炫然在目，激荡人心。而今只有她和那幸存的大明城墙成了“六朝金粉，十朝都会”之南京古都的象征。南京是诗意的，虽然是一首悲泣含愤的诗；南京更是娇艳的，尽管旨粉背后演绎了太多的血腥与杀气。而今我们凭栏吊古，走进悠悠远古的时空隧道，伴随些许遗址、几片瓦砾，来寻找那旧时皇宫、堂前燕子，品味那南国风韵、纸醉金迷，来祭祀那钟山脚下数千年屈死的无数怨魂和不朽的英烈……朦胧处历代亡国之君缓缓向我们走来，于清谈玄理之中品茗那曾经让人醉生梦死而今却芬芳万世的废墟文化，“睹此兴怀，能不有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之叹耶!”

忽地，我又记起李商隐《咏史》中的两句诗来：“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于古都南京而言，若用“凡人曾预南薰曲，终古紫金哭翠华。”可乎？

2010年8月16日凌晨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