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杂文，直到读了鲁迅的文章后，才晓得文学一苑里还有杂文。

看多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就会错以为杂文的使命就是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令敌人闻风丧胆，好一派斗士气象，但是后来读了鲁迅先生的《药》，才觉得对杂文的定义过早，其实杂文也可以作为药而存在的，而不仅仅是匕首或投枪。

但有时候，我总觉得杂文的使命开始变得有点不伦不类，时代变了，用匕首和投枪去解决的敌人少了，甚至没有了，世界开始变得大同了，价值观也越来越接近了，中西医药甚至精神病院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不喜欢读书了，甚至都开始以不读书作为自豪的资本了，那么杂文所剩下的最后使命——药性究竟能体现在哪里呢？

因此我发现杂文的使命也该与时俱进了，总不能把杂文停留在鲁迅那个时代里画地为牢停滞不前吧，若是时光倒流，倒流到鲁迅那个时代，那么杂文作匕首也好做投枪也罢哪怕做赤脚郎中药囊里的药丸都是可以的，我对此毫无意见。

但我们都知道时光是根本无法倒流的，今非昔比，时代的变迁让我们无法再把杂文当成匕首或投枪般杀人的凶器，也不能把杂文当成为谁治病的药方，这年头药物管理是很严格的，首先病人不会找写杂文的人投医问药，其次，即便精神有毛病的人，也不大可能求写杂文的人给他们的病情把诊摸脉开处方。

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有些社会问题，是很难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善的，比如人性的无底贪婪，比如恶人的仗势欺人，比如官员的贪污腐化，比如公众人物的信口开河，比如无良媒体的胡乱炒作，比如毫无诚信的电视广告，比如越来越不值得公众去信任的廉政建设，比如……。

社会问题永远都是一大堆，个体事件也越来越层出不穷。

杂文，该如何面对越来越具有个体性而不是群体性的无数社会矛盾？是站在宏观的角度总结出个囫囵吞枣的大概齐？还是深入细致地针对具体事件做些研究之后再发表基于实事求是的评论？

关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没有得出结论。

因为传统的文人喜欢把杂文搞成囫囵吞枣大概齐的东西，在很多所谓的精华杂文中我都看不到任何具体问题，而只能看到干瘪而空洞无物的说教，读者在这类杂文里根本看不到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

传统的文人总喜欢站在一个不着边际的空泛角度上去力图指点江山指点社会，然后再想着如何去做出个四不像的总结。若有人问他们私人之间的事情可不可以通过杂文来解决问题，传统文人大都会抱以冷笑：“私人之间的事情与杂文何干？杂文的使命是用来挖掘深邃的社会意义，人文意义及普世价值观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私人之间的事情，还是私了好了，不要来麻烦杂文”。

这么说来，传统文人对具体的社会事件，基本上是毫无兴趣的，他们只喜欢去关心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体事件，而不是个体事件，他们喜欢去关注那些能轰动社会的大新闻而不是那些只能轰动几个人的小新闻，他们喜欢去忽略每一个正在遭受恶势力欺压的底层公民，他们只喜欢去关注天灾，国难，或国际性的大新闻，他们的眼界太高高到看不见每一个活着的灵魂，他们的视野太大大到可以忽略每一个如蝼蚁般弱小的底层人民。

他们只喜欢在形而上的普世价值观上没完没了地浪费着笔墨，他们只喜欢在空洞无物的说教中去陶醉着他们的精神，他们把民主的地位擎得很高，高到举国的人民拼命踮起脚尖伸直了双臂也远远够不到的高度，他们还把杂文的使命想得很远，甚至想到了千年之后可以流芳百世的地步，却唯独对无数泛滥在眼前的具体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社会矛盾越来越个体化，丑恶现象越来越零散化，恶性事件的性质越来越私人化，以偏概全或以全盖偏的传统写作手法，显然已经严重不适应现在这个时代了。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如果不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具体评论，是很难写好杂文的。

以偏概全的柏杨时代早已经结束，以全盖偏的鲁迅时代也早就成了历史，信口开河造谣诽谤的特征正是现今这个时代的文艺主流，杂文在这样的时代里是既悲哀又无奈，但对杂文来说也算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在这个舆论大混乱的特殊时代，杂文的使命正应该去为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正本清源，因此，杂文写作的前提条件就是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地去评论每一个个体化的，零散化的，甚至完全私人化的社会问题。高大全的写作意义对杂文来说早就成了灰飞烟灭，现在这个时代是个尊重个性尊重人权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和灵魂的时代，因此，杂文创作必须要迎合这个时代，否则，就会变成空洞无物的裹脚布。

2010年8月10日

山野居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