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国之后，不下于八次较大规模的教育改革，都没有将中国的教育推向拥抱阳光灿烂与人类文明的征程，有时甚至还把教育引入没有出口的死胡同，在不断的伪改革的折腾中，中国教育已是千疮百孔：官本位求功利，造假泛滥；忙扩招忽基础，好高骛远；重理论轻实践，高分低能；重传授轻育人，疲惫不堪；人性美理性真，烟消云散；死读书读死书，刻舟求剑；假大空吹捧炒，投机取巧；重形式轻内容，步履维艰。究其深渊，改革需要跨过的几道大坎仍在蒙蔽着教育的五官，若使教育发挥为改良社会服务的功效，教育改革必须跨越以下五座大山。

一、教育相对独立

从清末开始，章太炎、严复与王国维等都曾提出过“教育独立”的主张，企图将教育从政治的阴霾下分离出来。在上世纪20年代，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李石岑发表《教育独立建议》，其主旨是摆脱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与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论及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区别时指出：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因而他主张共和时代的教育应当“超轶乎政治”。胡适对蔡元培的观点极为赞同，论及教育，他申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掌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遗憾的是，中国教育界这股曾经涌动过的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和运动，虽然一直波澜不退，但最终没有形成潮流。知识精英们为追求思想学术自由而构建的“教育独立”之梦，一种近代意义上的“职业自觉”，如玫瑰花瓣一样在政治风云中飘落凋零。

二、依法治教治校

中国还没有建构起现代国家制度，其标志是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本应共生共存：没有民主的法治是暴力式专制，没有法治的民主是无序的争斗。实践已经证明：在权力一极主导下的改革必将使教育更加扭曲。

教育塑造人的灵魂的特点不同于任何其它领域，譬如宣传、文化、医疗、卫生、科技等，基础与高等教育也不可同日而语，任何简单的、粗放的、一刀切的教育改革，也必将造成更大的混乱与恐惧。

《教育法》与《教师法》颁布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与教师在政治生活中的社会形态，思想学术与言论自由也没有做到依法保障，没有给教育者和受教者提供合法权益的依据与规范。在还没有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生态下，依法治教治校似乎也是一种浪漫主义思维。

然而，保持相对自由的独立文化品格似乎就是教育的灵魂。缺乏批判与辩论自由的法律保障谈何反思与改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没有改善与创新又何以实现？

如今，我们见到，从幼儿园到大学，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者，公平公正的平等机会似乎越收越窄。行政领导的一个想法就可足以让教育折腾几年而或一个评价就可让人走向天堂或进入地狱。

在没有依法治教治校的前提下，每一次改革都将滋生一层腐败，总是“拿教师说事”的教育改革似乎对教育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推动作用。

三、改革教育体制

政治统领背景下的教育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教育的官僚化管理已严重阻碍了教育的发展，行政化式的应试教育改革了无新意，任何美妙的口号也无法掩饰教育改革的实际失败。

不管是对教学方法的变革，还是对教材内容的替换，而或考试科目的取舍，仍然无法逃离扼杀学生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恶魔，教师越教越累，学生越学越烦。

过度的企业化教育改革使教育变为一部庞大的生产机器，大一统式的机械化雕刻是教育献给政府的一份厚礼。教育，什么时候才能摆脱政府急功近利的一粒棋子的命运，扎实的定格在优先发展且引领社会的位置？

教育是权力的专利吗？民办教育的门槛设置到底该有多高才能真正实现教育惠普于大众？

如何理顺政府、社会与学校的关系以及学校内部如何治理，将是挡在教育改革之路上的又一大命题。

四、转变教育理念

“个性解放”将触及素质教育的灵魂；“民主化教育”将碰触社会的伤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引发“民族传统”与“普世价值”的博弈。“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两个极端代表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延续着争权夺利的态势，任何教育理念的深化变革也将最终受制于中国式惯性思维的高度——爱国还是卖国——“要社会主义的苗还是资本主义的草”的政治争斗。

中国式“父母祸害论”到底伤害了谁？为什么非要“他人”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成为“我的”一部分？任何社会的进步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吗？那诚信缺失与造假泛滥又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生态？

对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荡漾，应该是教育意义的本真。“一人一世界”，每个孩子不可能都是社会意义上的“天才”与“全才”，更不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群体里都出类拔萃，差异教育与多元评价应首先尊重个体的生命感知。

五、保障教育经费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中国教育却创造了又一人间奇迹——用最少的钱做了最大的事：无论是人均公共教育实际投入还是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不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公共教育投入都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　％的指标还预期到2012年才能实现。

然而，奇迹多了也就悖离了常识。民众并没有体验到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相反，教育的个人支出压力却越来越大，甚至“上不起学”的现象时有发生。

教师也曾是贫困阶层之一，尤其是广大中小学教师，“拖欠工资”现象刚刚离开，“全员聘任”与“末尾淘汰”又接踵而来。折腾个什么呀，大学还可竞争个“学威”与“名望”，而基础教育难道非要搞个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才是教育改革？

改革，曾经那么令人神往，令人心潮澎湃。而如今，当改革成为权力进一步控制的工具时，不得人心的遭遇抵制也就成为必然。人们向往的是通过更加公平公正的自由发展而赢到生命尊严，而不是被随意摆弄的心理恐惧，更不是曾经的“蹲牛棚”的民族历史悲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