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清理旧物的时候，在抽屉里翻到两页折叠的纸张。打开一看，是我写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晚的日记。我从少年时代，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一岁一本，坚持记录了约十本的样子。我把它连并一些最初的诗歌练习锁在一个木箱子里，放在外婆屋子的床下面，并对外婆交待不要动那个箱子。可是两年前，我的过去被蒙昧的外婆毁灭了。她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心态？那些日记本，她是用来引火烧了，还是当作废纸卖给了收荒匠？当外婆面无表情地失口否认开始，我珍藏的日记本的结局就永远地成为了一个谜。这则幸存的日记是在上班的机房里写的，用的是随意撕下的“钢包送氧记录单”。是我结婚不久，从北京回来的心情。我看到日记最后的一句是“仍然想跟三姐去西藏，其实对西藏所知甚少，不为别的，就只想去看看那个陌生世界的一些神奇。”

不知是不是因为要去西藏的缘故，九九年我买了两本关于西藏的名著，对西藏有一种文字上的梗概性认识。如今回想，那年我与西藏最有可能相遇的一次机会错失交臂，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当时我因为自己身体素质的关系犹豫了，在极不想让我成行的夫君承诺带我出川旅游的前提下，才放弃了西藏之行。而三姐三次入藏，第一次旅游，第二次作为导游带领一个团队，第三次邀请了我，另外还有一个男伴。三姐走过很多名胜古迹：九寨沟，戈壁滩，故宫，北戴河，天涯海角等，唯独西藏去了三次。三姐不是佛教徒，她为什么对西藏情有独钟呢？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她也不曾说过。我在她眼中，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青涩的小妹吧。有时想，我对西藏的情结可能潜意识是受了她的影响。我结婚的时候，三姐正陪德国的朋友，返回学校才看到我的请柬。她仍然为我们买了礼物，并绘了西藏的六字真经的藏文祝福我。

三姐是大姑妈最小的女儿，大姑妈另外两个都是男孩子。大哥二哥的性格和三姐一样亲切，温和。那时候，大姑妈一家住在五通桥。在假期里，有限的几次和他们在一起，也是听他们高谈阔论，自己是不大发表意见的。我上初中的时候，三姐在我的心中，就开始不一般起来。她的秀美、独立和不流于世俗的思想，深深地吸引着我。她就像是一个会发光的人，她的身后有一圈引人注目的旖旎的光晕，让我神迷了很久。我把这样的想法在一封信里表达了出来。她回信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圈。在仰望别人光圈的时候，别忘了自己的光圈也在别人的视线里。虽然她这样宽慰我，可是我知道自己和她的心灵从来没有真正的交汇过。大多数是我一厢情愿地靠近她，却不想让她知道。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冰雪聪明的三姐哪有不察觉的情况呢？她大学毕业去眉山通讯设备厂的子弟校当英语老师（因为教学出色，后被眉山一中挖过去），我去过几次。她上课，我就阅读她的书籍。第一次接触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在她的宿舍里。我翻阅到其中讲“窥探”的一节文字，被她用钢笔勾线，并在旁边突兀地写下“飒飒？”的偶然飘过的思绪。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是有一丝欢喜的，我并不以“窥探”为耻。我常常这样关注喜欢的人或事，就像自己也常常跳出肉身个体距离地思考“我”。

我继续对三姐雾里看花，后来有了随意的性质。她的许多经历都是亲人们讲给我听的，我到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只是很多事情没有通过三姐的嘴上考证，也就无从知道她真实的内心。三姐的朋友颇多，人缘极佳，中国的外国的。她总是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少计较得失，因此有些奇遇，也容易得到别人的真心。追三姐的男孩子也是一串串，试想，一个外秀内慧的女子谁会不爱呢？可是，恰恰对于三姐的感情世界，我是说不出一二三的。我常常是风闻了，又不曾真正地遇见。唯有一次，她对我说对某人有好感，但她后来发现他在和她做游戏的时候，她就抽身远离了他。我没有刨根问底的习惯，对于别人的内心世界，我接受别人愿意向我敞开的程度。

直到2002年，三姐去了美国，我才知道她的感情归宿是美国人托尼。托尼是知识份子家庭中长大的男子，和三姐一样酷爱读书，交友，旅游。他在一所贵族学校执教化学和生物。三姐去了美国不久，生了一个男孩叫麦可。我在成都慧慧的电子邮箱里看到了小宝贝的靓照和美国干净如画的树木，童话的房子和圣诞大餐。三姐的英语大专文凭拿到美国没有用，美国人希望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别人，但是却拒绝中国人对他们“洗脑”。三姐在美国的学习从头开始，一边带小孩，一边适应美国人的生活习俗。后来，第二个孩子安妮出世了，她就分身乏术了。大姑妈和姑父去美国帮她照看两个孩子。后来又把两个孩子带回乐山抚养。去年秋天，我去看一岁多的安妮和三岁的麦可。孩子们真是太可爱了，安妮特别能吃，胖嘟嘟的卖着婴儿肥，一双大眼睛无邪地看着你，不太会说话。麦可酷酷的表情，精致的面孔上种植了一排浓密的睫毛，帅极了。今年春天，我又去看两个孩子，安妮越长越秀气了。我回来后还想着他们，禁不住写了一首《安妮和麦可在乐山》。

和三姐失去联系，一晃十年。几天前，终于在电话里听到她依然如旧的声音。她从美国回来了，要把两个孩子接回美国生活。于是，我去乐山看她，见到了托尼。托尼受过基督教洗礼，长大后却舍弃基督教信仰，成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像习惯于平凡的中国老百姓那样疏离政治，美国人谈论政治如同家常便饭。很快我就知道，托尼是保守党，不喜欢奥巴马总统，他担忧奥巴马会把美国引向“红色”。他给我说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可惜我没看过，无从交流。而且托尼不会说中国话，他说英语，由三姐翻译。他拿着一本英语读物，认真地听凌儿朗读。汗，现在就连凌儿的英语也比我懂得多。

在乐山和三姐相处的一天，她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都来了。晚上，她的好友请客，我们在外面聚餐。三姐长胖了，这些年，她在美国的生活，在她与她的同学的言谈中，我可以略知一二。她的学业结束了，通过了美国种种考试，拿到了执教的“资格证”，和一家孔子学院签了工作合约，教小学生的中文，书法等。她终于在美国独立生存下来，并且购得一套28万美元的三室两厅带地下室的房子。在餐桌上，我注意到她都不怎么会拿筷子了，她拿筷子的姿势有点像是握毛笔。她说，现在习惯了用刀叉。要是在美国，我们这么一大桌人，也只点两三个菜而已，才不会这么丰盛呢。说到学习她最不擅长的数学时，她笑着喟叹，连死的心都有过。廖廖一句，我心中一惊。可以想象她一个人在美国的困境中其生计的难易。幸好婚姻这个避风港，以及她乐观和坚忍的性格磨砺出一种从容的态度。

这一次，和往次一样，没有和三姐单独地说些什么，就此别过了。其实这就是我和三姐之间的状态，淡淡的君子之交，落在纸上却片言难尽。不知从哪看到一句话，说一只鸡，只要有飞翔的勇气，就是一只鸟。三姐一直都在飞，一直都在挑战自己，长久的自我修炼，自然有更高的自我期许。她感受了生命的丰盈，带着辛苦，快乐的味道也最浓。她飞到美国的枝桠上，筑巢生儿育女，想必不会再飞了。但是我知道，无论在哪儿，她的心灵从未坠落！此刻，她应该在上海准备登机离开中国了。蓦然我才怅然所失，三姐或者我从少年开始一直做的那个流浪的远行的梦一样，无限美好，离我却是越来越远了。

2010-8-5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