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和母亲的平时的叙述和回忆中，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过去家事，或者叫家史。

如果追根溯源，我们这刘氏家族是明代从山东东部迁移到陕西的移民，或者也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合过。这个史实见于解放前二祖父托人重修的一份未完成的家谱序言，在几百口人的村子里，刘姓也是主户，繁衍至少也有了400年的历史。

我的曾祖父叫刘德兴，清朝末年下川做生意。据说有一回，街上失火，有多家生意人的房子被烧，而大火烧至刘家店铺时，火自灭，于是当地人称我曾祖父为“刘财神”。我家至现在仍保留着唯一的一本清代出的《康熙字典》，那书皮上的题签显示是“丙辰年”（1916年），父亲说，那时曾祖父从四川买的带回家的。上世纪20年代初，曾祖父已将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和我二祖父，都带到四川做生意。不料我的祖父却被甘肃一个贩马的商人和女儿看中，硬是叫祖父招了上门女婿。据说祖父人是高个儿，长的一表人才，他最后一次离家时（1922年冬），我的祖母怀着父亲即将分娩。但曾祖母催促祖父赶快离家去经管甘肃的生意，祖父依依不舍而又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上路了，从此再没有回来过，只是给家带过信，寄过钱，叫人捎过银子。他走后十天父亲就来到了这个世界。十多年后，我的曾祖母思儿心切，派我二祖父和一个亲戚去甘肃清水县找我的祖父，希望能叫他回家。结果我二祖父和亲戚去了，费尽周折，找到了我的祖父，但那个甘肃商人和他女儿满脸的不高兴，我的祖父见到他弟的到来很是兴奋，但也顾虑重重。后来几天之再没有我的祖父出现，那商人只是解释说我祖父出外办点事事几天就回来。我的二祖父，一看情势，就对亲戚说：“怕夜长梦多，咱还是回家吧！”他两人无功而返，我的曾祖母为此生了一场大病。去年我看电视剧《大境门》，看到剧中民国年间出门在外做生意的人所处的险象环生的环境，实在不易。我怀疑，祖父的一去不归，很有可能是被人挟持，或者后来遭遇不测。

这就是说，我的父亲从来没见过他的父亲，他后来长大成人，都是我祖母、我二祖父一手管大的，父亲念完小学、上初中都由二祖父做生意提供足够的经费保证他念完的。我们当然也没有见过祖父，只见过二祖父，印象也较深。我家现在还保留一张民国25年，即1936的全家照片，上面有我的曾祖母、二祖父和他的女儿、我的祖母、二祖母、姥姥和她的两个女儿、父亲。那时家业正兴，从全家人的服饰上看就是一个富有的家庭。那时家里买了几十亩地，家里缺乏男劳力，因此雇有长工。

祖父没有音信，于是二爷挑起家庭重担，依旧去成都做生意。他是“金盛号”（应是一个分号）的掌柜，那时下川很辛苦，一路翻山越岭，要走几个月，每天走多少路，歇哪里的店，都是一定的，因为土匪很多。二爷在成都时，那里有一条陕西街，也有陕西会馆，交往的陕西乡党很多，当时正值抗战，寓居成都的于右任先生，国民党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关麟征将军都经常来“金盛号”吃饭、聚会，兴致高时就给陕西乡党写字留念，因此，过去我们家一直保留着于右任写的对联和关麟征写条幅，可惜文革开始那阵破四旧，二爷和父亲怕惹祸，把这些对联条幅统统烧了。我曾问过父亲那些条幅内容，父亲说，对联是草字，是挂在中堂两边的，内容忘了，关麟征写的字内容是“为国育才”，是二爷专门请关麟征将军为他这个在家乡教书的侄子写的。

1949年，兵荒马乱，解放战争进展很快，陕西商人在成都的商号也面临危机。那时由于二爷娶了本村富户女儿邓氏，多年仅有一个女孩儿，也有十多岁了，一直没有男孩儿，二爷就在四川娶了个姑娘冯氏做二房，很快就有了一个男孩儿。这年我的这位邓氏祖母和女儿梅（我叫姑姑）专门去了一趟四川，去了以后很生气，给二爷大吵大闹，说是二爷在四川和二房享清福，她和女儿在家受罪。私下对要求二爷说，那男孩儿给咱留下顶门，把那偏房四川姑娘冯氏赶走。二爷没办法，只好口头答应，叫她娘俩先回陕西。结果第二年二爷回到陕西并没带孩子，邓氏一看很生气，知道二爷并没赶冯氏，这一气可不得了，人跟着就得了急病而死。人停在草上才一天，父亲的先房妻子李氏，由于劳累过度，也突然患病而死。二爷的大女儿静梅当时大哭，家里是怎么了，两天内死了两个人，这可怎么办啊！就这样家里乱成了一团糟。两天后，哀乐吹打中，两口棺材一前一后抬出了门被送往坟地。七月份，由于亲戚说和，年仅十七岁的母亲就嫁给了大她十岁的父亲。母亲后来说，她七月进门，九月村里就土改，土地、准备盖房的木料被贫雇农们分光，从此她犹如掉入苦海，被人视为“地主”家庭成员，没享过一天福，倒是有受不完的罪。父亲诚实本分，虽然未戴“帽子”，但旧社会教过书（他是简师毕业），干过几天国民党的户籍员的差事，被作为“内控人员”，从此政治上没有说话权利，也株连到我们兄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二爷第二年回四川，“金盛号”已被政府收没，员工各回老家，他接偏房的冯氏和孩子迅速回陕。他由于他是一家之长，由于购得地多，并雇有长工，后来被定为地主分子（即戴有帽子，公开被当地政府管制，政治上没有说话权利）。1954年有二哥这年，父亲和二爷分家迁出，他在自家老园子盖了四建厦子房。在我的印象里，那就是我家老屋。我们两家那时男孩子多，二爷和这个四川藉祖母共生有六男一女，其间还把二儿子培元殇了。我们家兄弟五人，我一个妹妹。在那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两家日子都过得非常艰难，年年缺吃少穿，政治上遭人白眼就不用说了。二爷个儿不高，看去很精明，对人很和善，尤其喜欢小孩儿。只要我们把他叫一声“爷爷”，他马上就夸你，要用他那带有胡子的嘴亲亲我们。他能看中医，带回来很多药书，经常有人找他开药方。由于他为人谦和，处事低调，虽然戴地主分子帽子，从没见群众给他开批斗会。他大约是1975年前后病逝，没能等到邓小平给地富分子摘帽扬眉吐气的那一天。我二爷娶的的四川籍冯氏祖母，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回了一次阔别了30多年的故乡成都，九十年代病逝，活了不到七十岁，她死于糖尿病。他们的大儿子，我的那个在四川出生的西叔，在文革时期，家里最倒霉抬不起头的时候，由于地主成份原因，快三十了还成不了家（那时没有姑娘谁愿嫁给地主家庭，寻倒霉啊），最后不得不去给外村别姓招了上门女婿。我的大哥在1974年婚姻改姓给一贫农老汉顶门立户，也走了和这个叔叔基本同样的道路（那个年代我们这一类家庭，由于成分所受的高压，有的子女的婚姻最后居然出现了“两换亲”“三转亲”的怪形式）。只有其他的叔叔和我们小的弟兄四个，遇上了改革开放好时代，昂起头在自己家里成就了自己的婚姻。

（　2010年7月26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