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ouyun_fei先生结构出重要理论文章《与野兽派的角谈理性》，我已经想汗颜而不可得了，现在是“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他手持战刀，昂首阔步意气昂扬在“阿夫乐尔号”战舰甲板上踱步，已经替我宣告了“战败”。
其实，我何败之有？
我写了几篇名不见经传的文章，发表了一些或者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观点，大不了没有读者没有赞同者，并非发动部落战争或世界大战，也没有民族间利益的冲突，我怎么就会“失败了” 呢？
“失败了”、“胜利了”云云，这是战时文化在和平时期留下的文化后遗症，即便是在伟大如毛泽东这样的英雄文中也是随处可见的，这样的词汇文革时期的报刊中出现的尤为频繁。改革开放以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报刊网络上还是偶有表现的，比如“教育战线”、“发表阵地”、“思想武器”等等都是的。这种词汇中表现出来的深层文化心理，我们不妨称之为“非战时战争意识”。
我已经身处战场了。
我大吃一惊，屁滚尿流，觳觫不止，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我这个人胆小，未婚前夜间如厕众姐姐们陪着，婚后夜间如厕老婆陪着。因为战争必须杀人的缘故，我讨厌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一样反对。这一点与我的老乡墨翟先生差不多。不过据我了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次战争，其中一方自称是“非正义的”，也没有任何一次战争，对方称颂一方为“正义的”。所以也就不存在正义或者非正义的战争了，剩下的只是战争而已。我才疏学浅，瞎说说罢了，不必较真的。
但是，xiouyun_fei先生征旄直指，指挥着他的正义之师杀将过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让人好好活着的，不是让人死得快的。xiouyun_fei先生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的杀伐气象，我就甚为不喜。
事实上，xiouyun_fei先生实在没有先杀掉我而后快的意思，只不过他搞错了年代。他认为自己还身处上世纪30年代，加上文学的想象力，突然感到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鲁迅站在启蒙主义者的讲台上。至于我是梁实秋还是施蛰存或者是“四条汉子”不可得而知也。他太抬举我了。我哪里成呢？
总括看来，关于“幸福是一种感觉”，以及这种感觉是来自于对人类个体各种欲望的满足，这其中当然包括物质的满足等等观点，xiouyun_fei先生、叔本华先生乃至于野兽派的角先生并没有分歧的。有分歧的还是在于文化。xiouyun_fei先生认为只有高级文化能给人以幸福感，我认为未必。由此我得出结论，无论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形态都会给人以幸福，也会给人以不幸，并且这种幸福和不幸的“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样，从对个体生命的幸福负责这个角度看，各种文化形态哪里来的高低、优越与劣质之分呢？但是，从现存的理性的知识体系看，很多人认为文化形态的发展态势是明确的。马克思的也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也好，他们的著作我读的也不少。我是从人道主义这个角度认识文化，xiouyun_fei先生是从所谓理性主义的角度理解文化。
这不过是公鸡与鸭子亲嘴而已。
人的欲望是有对象性的，这种对象脱离不了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狄更斯绝对不会对电脑产生欲求，巴尔扎克也不会要求看电影。但是我们决不可站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来判定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从来就没有幸福过，这不过是现代人的自大狂。
却原来人的欲求或者需求是分层次的，在这里，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我不想谈，太复杂。我们谈谈马克思，借用马克思的两个概念。马克思认为，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况存在两个标高线。第一根线是个体的人得以温饱，不至冻馁而死，这条线是“物理生存”线；第二条线是在个体的人的生存环境（社会）中，物质指标达到了统计学的平均水平，这条线叫做“道德生存”线。根据这两条线，我将个体人类的生存状况分为三种：物理生存线下、物理生存和道德生存。值得一提的是，这三种状况在任何社会、任何阶段中都是存在的。人的物理生存线是固定的，人要活着，每天摄取的能量基本不变；而道德生存线却在不断变化中。这是因为在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社会财富（包括非物质财富）是一定量的，当有人冻馁俄而死，必然引起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我把这个摆在这里是要说，人的欲望除了有物理的指向性（对具体物质的要求），还有道德指向性（每个人都要求达到所在社会平均水平）。道德指向性的结果就是社会优越感，这也是人类不可忽视的一种幸福感。xiouyun_fei先生对“量”的问题特别感兴趣，如果非要对这两种幸福感在幸福人生中的各自的比例进行讨论的话，那么，我认为人还真的是社会动物，孟子不是问过么“独乐乐与人乐乐”的问题了么？答案也是明确的。
由此，尽管巴尔扎克至死都没有摆脱巨额债务，尽管柳七死后一无所有众妓女敛资葬之，我们绝不敢说他们生前就没有享受过幸福，幸福的情绪可以从他们的文章中去领略，他们至少长期被一种社会优越感所包围着。
而他们的时代绝不是科技和理性高度发达的时代。
看来，个人的幸福与科技乃至于科学理性什么的关系不大。
xiouyun_fei先生说：“理性，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现代化，有人曾说，现代化其实就是理性化。”看来，xiouyun_fei先生所津津乐道并准备与我讨论的理性就是科学理性，或者叫做“工具理性”了。我汲取经验教训，就谈xiouyun_fei先生理性，别给他留下口实第三次说我“偷换概念”。
关于这种理性，我了解的不多。我只知道，科学理性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还是不多见的或者说根本不占主流，欧洲中世纪占主流的是基督教（或天主教）道德理性，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是神不具有人性，上帝是通过教会来统治整个人类的，大家都耳熟能详，不具。千不该万不该，成吉思汗这家伙带着他的蒙古铁骑打过去了带去了中国的工匠和四大发明，千不该万不该罗马教皇200年来发动了8次十字军东征讨伐伊斯兰世界带回了东方的财富还竟然把欧洲失传了千年的亚里斯多德全集带回去了。这个时期欧洲居民急剧膨胀，但是的生产力水平已经不能利用现存资源养活这么多人，急需开拓生存空间。这两次世界战争给欧洲带去了希望，都是针对东方的，大航海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了。当伽利略第一次把望远镜对准天空，科学理性就产生了，并且伽利略和哥白尼都留下了关于天文星星运转的科学著作，牛顿不过是继续了他们的工作而已。他们所做的工作没什么高深的，也不过就是观察到某种现象并且寻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事实上以后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都在做这份工作：寻求结果背后的原因，将因果体系当做一种规律，然后进行创造或者发明。
因果体系是科学理性最核心的功能结构，很多学者对此有所表述，如果感兴趣可以翻阅一下周昌忠《西方科学方法论史》，或者丹皮尔的《科学史》，这不是我“误以为”的，xiouyun_fei先生也大可不必感叹“这有点让我不敢相信眼睛”。
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吧！我真是这样表述的。
科学理性在欧洲占主导地位还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工业革命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就是英国纺织业运用了蒸汽机，纺织工业飞速发展的一个世界性后果。工业革命产生了世界市场，也就产生了殖民地，接下来的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科技落后的民族要发展科技，殖民宗主国也要发展科技，相互促进，类似于20世纪美苏军备竞赛。发展到最后科技理性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就具有了道德含义：因为科学理性在民族主义者那里就等于爱国主义，既然爱国主义是好的，那么科学理性也就是好的。
烟雨红尘上有一篇好文章《文明是被逼出来的》，其实，科学理性也是被逼出来的。首先，随着地球人口的增长，人们获得物理生存的条件越来越恶劣，人类不得不借助科学理性向地球掠夺资源；其次，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前提下，人类不得不借助科学理性在同类间进行掠夺。
但是，人类被逼出这么发达的理性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到底怎样？
我的维族朋友说：“你们汉族的火车哐当哐当来了，库哧库哧走了。我们维族以前干一天的活能吃一个星期，现在干一个星期的活能吃一天。”
既然科学理性与个体人类的幸福关系不大（我承认有关系），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xiouyun_fei先生非要在中国推销这种产品不可？
肯定有“个体幸福”之外的目的，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寻找答案。张之洞们的目的很明确：“师夷之长以制夷。”“制”这个词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那就是，历史上我们中国是天朝大国，列强不过是夷族小邦，你现在科技发达掠夺我，等我学会了你的科学理性，我要同样掠夺你，绝不仅仅宣布你“战败”而已。孙中山们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族人只配让华夏“壮士饥餐胡虏肉，谈笑渴饮匈奴血”，汉族人才是正统，我宁做汉族刀下鬼，不做满族座上宾。鲁迅们是不是好一些呢？郁达夫名作《沉沦》中刻画了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的形象，在国外备受歧视，连日本的年轻女性都看不起他这个劣等民族成员而不愿与他睡觉，一气之下自杀。最后喊出来的口号是：“祖国呀，你快强大起来吧！”
强大起来做什么？干日本女人。
这绝不是笑谈。电影《南京大屠杀》热播期间，看到中国妇女被强j*屠杀，义愤填膺决计只要有机会就把日本女人全部干了的观众大有人在。
xiouyun_fei先生断言我“荒诞”。但是我说，如果工具理性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那不是荒诞，而是恐怖。
那么，科学理性是好东西？或者，科学理性是坏东西？既然我们把它断定为工具理性，它就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工具，无所谓好坏的，绝对不会具有什么道德优势。你说农民手中的锄头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xiouyun_fei先生既然说“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那么，拖拉机是好东西，而锄头不是好东西？
看来不能这样说。
学科理性还得看谁来运用。当代贪官们贪贿款项动辄达到千万、甚至几十亿，恐怕不运用高科技手段是不行的。希特勒的坦克并不比阿喀琉斯的长剑高尚。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潮的木棒、水龙头也并不不比坦克装甲车低劣。
中国目前社会各个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毋庸讳言的。平民的住房问题，打工族的孩子教育问题，腐败问题，西部发展的问题，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问题，宪法和执法问题等等，太多太多。但是，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是由于科学理性缺失造成的，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的缺失”。当贪官们从你的手中接过贿款是否想到你也是一个与他一样平等的人，你的妻子儿女同样需要这笔钱来生活？当你的某种言论被禁止，管理者是否想到作为人类一员说话是你的最基本的权利？当死刑犯的家属必须掏钱买回尸体，执法人员是否意识到死者与他同为人类的一员？当城管殴打小商贩是否意识到任何人之间本来是平等的？当小姐们被执法人员像狗一样牵着游街的时候，执法者是否意识到小姐具有人的尊严？
人道主义是理性主义的基础和运用平台，个性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最终目标，三者之间必须均衡发展。这就是我所认定的“现代性”。脱离人道主义、脱离个性主义的有效监控奢谈理性，这正是我所以反感启蒙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的地方。当奥本海默们一门心思研制原子弹的时候，他们的思维中何尝又存在过“人”的观念？当我们的教育者们喊出“统一思想”的口号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人需要个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启蒙主义者也要“统一思想”的。统一在什么地方？统一在科学理性上。
如此，我还是要说：科学理性只要脱离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必然变成杀人的利器。
科学理性作为人类发展的工具，不可能作为一种终极价值追求，甚至连阶段性的追求都不可能是。农民不能终生就为了一把锄头而努力，农民生活有锄头之外的目的。
不是要回归常识么？这就是常识。但是xiouyun_fei先生既然说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理性化，我对他的选择也表示出极大的尊重。
为了保证xiouyun_fei先生科学理性的顺利发展和科学理性的纯粹性，我建议该先生如果看到凶手手持杀猪刀杀人的话，你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制止。你告诉他从事杀人的事业不能这样非理性和低效率，对他进行一番科技常识补课以后，你要递上一把自动快枪。
比起杀猪刀，自动步枪杀人自是得心应手。
2010年8月4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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