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生于鼎食钟鸣之家，吃的是珍馐玉馔大闸蟹，穿的是绫罗绸缎锦貂裘，结交的是天潢贵胄靖王爷，玩的是斗鸡走狗玉麒麟，伴的是婀娜多姿十二钗。偏这家伙人心不足蛇吞象，做出些不肖事体来，科考作文他不做，经济仕途的好话不喜听，喜欢阅读色情剧本《西厢记》。尽管不是打爷骂娘，却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不省心的主儿。放着丰腴肥美落落大方的薛宝钗他不爱，爱的是瘦骨嶙峋使气任性的林黛玉。结果是：宝钗守寡黛玉死，自家出家做和尚。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说真格的，每每读到这里，我心里总是愤愤然不平，不为钗黛宝玉，为的是平民出身的自己。要是我这一生有一天会到荣国府做宝二爷，万千宠爱集一身，别说让我娶宝钗，即便是让我娶一头乌克兰母猪（必须是白色的），我也是愿意的。这是我心理的阴暗面。这么优越生活环境，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宝玉就感觉不到幸福，反而要演绎出什么人生悲剧什么的。

看来，幸福这东西只不过是一种感觉，是因人而异的，用学者们喜欢的术语就是：主体性强。所谓的因人而异，就是指人各有各的欲望，民间叫做“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这一点，叔本华老夫子看得很明白，他说：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愿望的达成。什么是痛苦？痛苦就是愿望没达成，还处在努力中。叔本华还有一个比喻，他说：人生就如同天上的浮云在地上的投影，你的前后左右都是阳光灿烂，只有投影的地方是一片黑暗。人的宿命就注定在痛苦（欲望没达成）和无聊（欲望达成）之间摇摆。值得注意的是，叔本华并没有限定这种状态是美国人的还是中国人的，也没说是现代社会还是古代社会，抑或将来的社会。他的意思是说，整个人类、整个人类发展史都逃脱不了这种宿命。

但是，叔本华并没有如佛陀一样否定现世的幸福，在他看来幸福这东西还是有的，他至少承认了人的欲望的合法性。无论你哪个民族的人，无论是么时代的人，只要有欲望，并且欲望达成了，那么他就感觉幸福。这大约是没错的。

至于幸福的程度，或者叫做幸福感的烈度，是没法衡量的，这么多年我试图造出这么一把尺子，不幸，至今没有成功，也只好瞎说说罢了。关于这个，还是有表述的，很多人类学家将这个称作“幸福指数”（　happiness　index），这据说是20多年前不丹的一个混蛋国王提出来的，还分为好多类：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年轻人都信奉这个。

不过我搞不清，不丹的这个国王怎样来衡量中国半坡氏族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呢？难道只有现代社会成员才有幸福感？

如果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不错的话，我觉得现代社会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人类社会形态都会存在着幸福的要求，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幸福。鲁迅就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他说：“一个阶段是稳作了奴隶的阶段，另一个阶段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国人感到幸福的阶段，我二个阶段中国人要感到痛苦的，因为想做奴隶的欲望没有达成。另外，我觉得原始社会的人猎到一只兔子，肯定比现代人娶到媳妇还感到幸福，因为那个时候，据说媳妇易得，兔子难求。

然而我们敢不敢就此论断说：现代社会的人的幸福指数要比封建社会的、奴隶社会的乃至于原始社会的要高？

我不敢这样说。

当亚当和夏娃没能抵挡住诱惑（欲望），偷吃了禁果，他们的幸福感是不是比宋思明猎了郭海藻要弱得多？当奥德修斯经历20年的航海生涯，最终回家赶走了情敌与妻子团聚，是不是要比野兽派的角开着汽车从新疆回山东的幸福感要差很多？古今中外，幸福感的“质”没有根本的差别，古人和现代人都在幸福着和痛苦着。

声明一下，这个“质”的概念，还是康德的范畴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我这个声明，我的朋友xouyun_fei先生肯定会感到不幸福的，因为他在著名杂文《与野兽派的角谈文化》中已经表现的不满意了，说我有“炫耀”的意思。但，这实在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意思是康德是一个思想大家，他的一些方法论在我们还没有超过他的时候（够呛）不妨借用一下，因为康德在研究抽象的问题的时候往往把这个问题分为“质”、“量”、“关系”和“模态”四类范畴进行思考。后来我发现，康德先生的范畴学确实能让人全面认识问题，提供了一个思维模式。我在《个体高于一切，无论东西》文中之所以引用了，是为了提醒我的朋友仅仅从量的角度来研究文化是不够的，至少不全面。

我的朋友xouyun_fei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给文化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分了6个层次，还谴责我放了现成的“文化”不谈而谈什么“文艺”，这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是我的“固执和无知”。我确实不知道抽象的文化是什么，绝不是惺惺作态，这一点真的无知。如果非要谈这种文化的话，我只能说一句“真理”：文化么，就是人类社会生存的非自然环境的总称。

现在文化泛滥了，连“军事”都是文化了，这个临时定义肯定不会错，即便康德复活，他也得赞成我。

那么，现代人的生存环境是不是比古代人的就好了呢？

从表面看，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科技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可以给人们提供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但是，未必。科学技术并非科学家心血来潮，做了个梦就来的，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人类凭借前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了。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调查的结果表明：

“到十四世纪。西北欧的许多地区人口仿佛达到饱和。公元九世纪开始的边疆扩张导致庄园林立，耕地遍野，结果，至少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森林应所剩无几。因为森林是燃料和建筑材料的重要来源，它的锐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时代》第55页）

15世纪教皇访问苏格兰，发现教堂向贫民施舍“黑色的石头”，就是欧洲使用煤炭的开始，17世纪煤炭进入家庭生活，而现在煤炭基本趋于枯竭。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是在生存的逼迫下，并非自愿进入现代社会的，而现代社会给予人类个体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却未必超过前现代社会。我们现在就能理解为什么卢梭坚和在他影响下产生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坚决反对文明，坚持“回到自然，回到中世纪”。人们怀念佩特拉克笔下自然宁静的乡村生活。

手机、电脑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我相信《手机》电影和电视剧大家都看过；谁敢说敲键盘的你一定比拿毛笔的司马迁更幸福？

对个体生存来说，前现代和现代，到底哪一种更人性一些？

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哪一个更好一些，我实在是无知。正如我的朋友我的朋友xouyun_fei先生指责我的那样，我在东方这个文化圈中都没有发言的自由，但是假如我在美国，是不是我所有的愿望都会满足呢？至少，我想吃水饺的欲望没法满足。别的国家不好说，韩国我是知道的。我的老婆曾经在韩国某大学教书2年，月薪让我们目前的工薪阶层眼红，有说话的自由。但是，韩国物资高度匮乏，加上韩国民族保护主义国际政策，吃泡菜米饭，常年不见荤腥，我老婆的“肉欲”没法满足，感觉非常不幸福。韩国，据我了解应该属于西方国家了，也就是西方文化圈了，看来也并非人人都幸福的。巴基斯坦属于典型的东方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去年，我接受一个巴基斯坦的漂亮女生学习汉语，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巴基斯坦法律一夫多妻，男人最多可以娶三个老婆。我的学生用很不标准的汉语自称是“第三个老婆”。如果单纯从男性的角度来看，还有比生活在这个文化圈层中的男人更幸福的男人么？老布什和小布什都白搭。

我的朋友xouyun_fei先生怎样我不清楚，我已经好几次申请加入巴基斯坦过国籍，可惜人家大使馆不批准。唉，可惜，可惜。

如果说真有所谓“先进的文化”，那么，这个“先进”不幸是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来衡量的，而绝非以是否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每个社会个体需要的标准来衡量的。进化的就是高级的，进化的就是好的，是谁赋予我们权利这样认定的？是社会舆论，是对社会舆论的盲从。

《新青年》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过大力宣传，“科学”就有了道德含义了，这就是词义的异化。1922年春张君劢和丁文江的“科玄”论战，就是“科学”和“哲学”的论战。张君劢先生看得很清楚，他坚决认定：科学绝不是万能的，比方，科学就没法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他的论点就是对科学主义的有力反驳。“科学”一词本身之中性词，但是20年代罗素等人访华加剧了“科学”的道德化。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大家想一下另一个词“无产阶级”就明白了。100年过去了，中国人还是没能摆脱“科学”的控制，其重要表现就是在人文学科中冠之以“科学的”，试图从寻求合法性，获得道德优势。

这样的事情还少么？

我想起山东国民政府主[xi]韩复榘，据传说这是一个文盲，喜附庸风雅，吟诗，讲演，关于他的民间传说很多。在给山东大学学生讲演的时候，“科学”一词刚摆脱英文音译。韩复榘先生很谦虚，也喜欢说实话：

“兄弟我是韩复榘，我不识字，是个大老粗。你们就不同了，你们是科学科的、化学化的”云云。

一个连“科学”的准确含义都搞不清楚的人都喜欢用“科学”来武装自己，可见“科学”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我称这种现象为“达尔文的幽灵”。

借朋友xiouyun_fei之杯酒，浇我胸中块垒吧。

2010年8月2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