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和种子的辩证关系其实很简单。

种子能否发芽，首先取决于种子对土壤的适应能力，还取决于种子的类别。不过土壤也需要改善，比如花生，就不能种到稻田里，而西瓜，一般也不应该种在经常积水的涝地里。

不过杂草倒是不介意土壤，不论再坏的土壤环境，还是有杂草肆意丛生。

不过，在人们不需要杂草的地方长出杂草来，就会让人反感，比如在市区公路上若杂草丛生，一方面自然意味着杂草的生命力很顽强，另一方面却也给市民带来了很多烦恼，因此人们经常除草，不为别的，只为美观或便于通行。

文坛也是如此，杂草遍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能力开花结果的不多，喜欢妨碍别人开花结果的却越来越多。

文坛有土壤，但并不是为了培植杂草而存在，而恰恰是为了培植有价值的作物而存在，但杂草不高兴了，杂草们高声叫嚣着要解散文坛解散作协，可谁喜欢杂草呢？至少在文坛这块文学净地里，难能有人去喜欢杂草的。

同理，“民主”也是如此，民主这个种子在特色国家已经播了很多年甚至快有2个世纪了，可老百姓至今不知道什么样的民主才算是真正的民主。一般老百姓对“民主”的想法无外乎如此：“民主”不过就是义务替别人的事儿做主，且还捞不着什么好处，若是为自己争取合法权利的事儿，老百姓一般不认为是民主，而恰恰会说成“人活着，争的就是这一口气”。

为了“争一口气”，老百姓不介意忽略法律，为了争一点财，老百姓也不在乎去坑蒙拐骗。可若是为了义务地替别人的事儿做主，一般情况下老百姓的心思无非就是卖个人情给别人，你帮我，我帮你，哪怕犯了法的事儿，也是互相包庇谁也不报官。

这就是特色国家的“民主”之土壤了。

在老百姓眼里，所谓“民主”，就是大家凑在一起决定某些和自己无关的事儿，比如决定谁该被批斗，比如决定谁该被关进牛棚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这种土壤下的所谓“民主”，在文革中体现的最彻底也最符合“民意”，当然在现在也有死灰复燃的现象，比如最能“代表”“民意”的“韩鲁迅”就是这么一个喜欢高举语录本没完没了唱高调的“民意代表”：只要他号召一句“我们去打倒谁谁谁”，跟在他身后的那群粪屎就会粪情激昂地涌向谁的博客，接下来的闹剧无非就是“精彩”绝伦的国骂大演出，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风景：把“民主”和“自由”作为战斗口号的“韩鲁迅”领着一大帮不知道民主和自由为何物的脑残们去恣意践踏别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

同样的土壤竟然长出不一样的苗了，脑残者称“这是因为土壤环境太坏所致”。然而在不毛之地的沙漠中也有哈密瓜跻身的绿洲，而土壤肥沃的稻田里面也能长出无数的杂草，因此我们就有了疑问：究竟是土壤有问题，还是种子有问题？

韩鲁迅喜欢大骂作协不给他开绿灯，喜欢大骂体制扼杀了他的创造力，我倒认为：土壤本身没问题，是种子有问题，是韩鲁迅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因为像他那样的杂草原本就不应该出生在一贯喜欢除草的特色国家，他本应该出生在蛮荒的不毛之地，因为只有那里才需要杂草去点缀荒芜。

在这个人才济济文才无数的国家里，韩鲁迅显然没有能力去创造让读者满意的作品，天然的营养不良让韩鲁迅得了软骨病，为了迎合“民意”，韩鲁迅不在乎东倒西歪，为了迎合资本家的胃口，韩鲁迅不在乎颠倒黑白，为了迎合出版商的利益需求，韩鲁迅不在乎信口开河，为了迎合体制的奴性迎合西方主子，韩鲁迅还曾几度放言“中国人是劣等民族”。

劣等的种子长出了韩鲁迅这样劣等的苗子，非气候因素，也非土壤因素，只因其种子的本性原本如此，基因突变的机率不大，除非在基因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才有可能。

因此我就想：为什么呼喊了一个多世纪的“民主”至今在特色国家里也很难畅通无阻？究竟是“民主”的种子播得太少？还是这里的土壤环境和气候环境太差？

依我看，不是气候环境和土壤环境的问题，而是种子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引进到特色国的“民主”种子就像越王勾践卖给吴王阖闾的那些作物种子一般无二：种子都是煮过的，尽管外表看起来粒粒饱满，但根本就不可能发芽。

2010年8月1日

山野居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