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叫罗齐发，这是他生下来祖父给他按辈份取的名字。按现代人的心理，人们最喜欢“发”这个字。因为“发”就是“发财”，“发运”，很多人做梦也想着“发”呀。可是伯父生性就不喜欢这种庸人所青睐的的字眼，他认为　“发”这个字是市侩的追求，既俗不可耐,又特别刺眼，他参加工作后，在填履历表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钧陶”。有人问，你为什么改成这个名字呢？他说是看了陶铸同志的一本书，书中说，真正的人才必须在雷霆万钧的艰难环境中磨练，在千度高温的火炉中陶冶，方可铸出铁骨钢筋的品格。伯父是一个最喜欢受磨练，经挫折，斗邪恶，顶风雨的铁打的汉子，他的这种生性决定了他一生与铜臭和名利这些庸俗的势利观是绝缘的。

伯父是1980年从道县粮食局退下来的干部，按级别，他当时还是一个科员，退休时的工资还只有四十三点五元，这个工资标准是在1962年就定下来的，将近二十年一直未动。与他在当年一同参加工作的人都升了股长甚至局长或者县委机关的小头目，工资也扶摇直上，可是他却毫不动心，也不妒忌别人。他一直抱着清白做人，清淡为生，真心干事，真情待人的观点。他曾多次对我们说，人的一生唯德为重，唯人格为贵，金钱、权利都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有粗茶淡饭过得日子就行了。何必去苟狗蝇营，费尽心机，为官位、权势、金钱而奔走、钻营呢？钱多了并不是好事，反而会被金钱埋葬。因为伯父参加工作那年是1950年，当年经毛主[xi]批准，枪毙了大贪污犯、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这件事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心里打下了永不磨灭的深深的烙印。

伯父在1988年就病倒了。他得了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但他总怕多花国家的钱，住了几天就回家了。他治病又不肯吃贵药，一个月吃了一百多元的药，就好象犯了什么错误似的，生怕不能报销，每次都写信给原单位领导说，真是太麻烦了，表现得诚惶诚恐。领导回信要他到衡阳大医院去治疗，没钱可以记账，由单位划款结算。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一直没有去。他推辞的理由是，住院要人护理，家里的人都不空，让一个好人去护理一个病人，太不划算。就这样，他的病在家里治治停停，只在乡村医生那里买点普通药吃，这样把病拖了六年多，竟越拖越重了。从1993年9月以后，他竟全身瘫痪了，卧床不起，生活起居都不能自理了。而在伯父瘫痪前的两个月，我和爱人还都在广州打工，远离伯父，不能侍奉。他的一切全靠年近七旬的父亲在料理。在他重病期间，他却没有要父亲写信或打电话叫我们回来，因为我们夫妻为建房欠了如山的债务，他生怕我们回来还不起建房的债。1993年底，我们夫妻回来了，他见了我们，眼泪双流，讲了好多生离死别的话，我们心疼如绞，愧疚万分。

伯父从病倒的那一天起，就想到了死。那时他还能执笔，就亲笔写了一份遗嘱。他在遗嘱中说，如果他死在医院，就将骨灰撒入湘江流水，不留任何纪念。如果死在家里，就简单安葬，不办道场，不请八仙，不请礼生，不办宴席，死后第二天就可以安葬。装殓也不要办新衣，就穿他平常穿的中山装，脚上套解放鞋就行了。但对抬柩的人要尊敬，除了招待外，还要付一定的报酬。看了这个遗书，谁也会落泪伤心。而他却对死看得很平淡，他的生死观是多么豁达、开朗，让人对他的品质崇敬不已。

我们最怕的是伯父真的死亡的一天，最担心这个日子的到来。但是这一天不可避免地终于到来了。1995年1月12日下午，我从学校回家，听说伯父已经一天滴水未进，微弱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天夜里，我与弟弟摊铺睡在伯父的房里。这时，伯父只有一双眼睛还会动，他直瞪瞪地盯着我们，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我们好伤心好难过，伯父病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因为工作忙，没有一天陪伴在他的身边，没有买一点好东西给他吃。他在还能吃的时候，每次都谢绝我们给他买东西，他已经有半年多时间每天只喝一点稀饭来维持生命了。在这天夜里，伯父在床上微弱地呻吟着。1995年1月13日凌晨4点25分，伯父吐了一口很大的血痰，就闭目归去了。他死得那么坦然，那么安详，我与弟弟都慌了手脚，六神无主，痛哭无声。我们立即叫醒了全家大小给伯父烧纸磕头，满屋泪飞如雨。我们一边跪着烧纸，一边默默地在心里为伯父祷告。愿他含笑九泉，永远安息。伯父死后，全村人都为之震惊，议论纷纷，叹气连连，都说走了一个大好人，太可惜了。

伯父的命运真是太孤苦，太悲怆了。他生于1920年农历11月18日，他在七岁的时候就死了生父。我的祖父罗起位是在1927年被国民党军队玩枪走火打死的，因为他当时在道县当店员，死后葬在道县的小江口。祖父死后，祖母一个小脚女人无法养活三个孩子，我的父亲罗齐清当年三岁，就被迫过继给了同族的五祖父为儿，小叔只有几个月，因缺奶水活活饿死了。祖父死后，祖母守寡八年，狠心吃了几十年斋，很多时候是吃清水斋过日子，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才改嫁给了四祖父为妻，四祖父也在道县当店员。由于家境贫寒，伯父只读了一年半私塾就停学了。在他12岁的时候，就由家乡衡南跋涉到道县当学徒，靠自己做工来维持生活。伯父在19岁（1939年）参军，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役，参加过抗日战争，曾经南征北战，数次负伤，几次差点丧身沙场。伯父20岁结婚，可是结婚后13年他没有生孩子，迫于当时的社会舆论与家庭的压力，再加上对生育方面的愚昧，他不得不与深爱着他的伯母王盛玉“和平离婚”。后来伯母改嫁到了株洲，嫁给了一个安装工人，却生了三个孩子。他们离婚后，一直没有断绝来往。伯父在1960年又第二次结婚，娶了一个原区委书记的妻子，因这个女人原来过惯了“太太”的生活，在原丈夫死后又嫁给伯父，作风未改，好吃懒做，坐吃山空，伯父看不惯，只与她生活了两年就分道扬镳了。伯父幼年受丧父之痛，中年又两次受婚姻挫折，又有无后之忧，可谓心灵创伤累累。伯父是一个铁打的汉子，他经受了生活的磨练，人生的挫折，感情的风雨，在心灵遭受百般孤独寂寞和打击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倒下去，而是更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英勇奋斗，一往无前。

伯父没有读多少书，可他却奋力拼博，顽强自学。他在年轻当学徒的时候，就自学了小学语文数学，会打一手好算盘，加减乘除能一盘清。解放后，1950年他参加了工作，开始在道县贸易公司，后来又到了道县粮食局。在工作期间，更加发奋自学。他写得一手好字，钢笔字如行云流水，俊秀潇洒；毛笔字如龙飞凤舞，利剑出鞘。道县城有许多单位都请他写过招牌，本单位写标语和横幅，几乎是他一人包揽。单位的同事以为他是一个秀才出身，后来听说他是一个只读了一年私塾的店员，都惊讶不已。就当年伯父在道县粮食局的工作能力，很多高中生都自叹无如。他当年在局里当过会计、统计和办公室主任，算盘打得又快有准。他还会写，起草文件，整理材料，写得既简练又清楚。他还喜欢诗词，喜欢看小说，喜欢唱歌。即使是在文化革命的高[chao]中，他受到了迫害，下放到了农村劳动，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他还是昂首挺胸走路，放开嗓门唱歌。在那个年头，他最喜欢唱的是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看天下劳动人民都解放》，当他唱起这支歌的时候，眼泪直流，因为这歌勾起了他对辛酸往事的回忆，也激起了他的一股英雄豪气和凛然正气。他从来没有向恶势力屈服，从来没有向困难低头。伯父一生从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危险。在他年轻的时候，打日本鬼子，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在抗日战场上，他曾在汉口、南宁两次被围困，他奋死苦战，英勇杀敌，冲出重围。1957年，他在道县粮食局工作时，曾下放到道县锡矿劳动，他下井背矿砂，井下水冷如冰，他咬牙负重，不叫一声苦。在1958年大跃进中，道县建所谓“万能工厂”，要在河里下脚打桩，在数九寒冬，他跳下冰河去打桩，冻得牙齿直打颤，不喊一声疼。在1968年文化革命中，他受到了政治迫害，下放到了原籍农村当农民，停职停薪，他与普通农民一样在烈日下晒，在风雨中干，三伏天背上晒脱了一层皮。晚上睡觉只有俯着睡，他从来不叫一声累和苦。在文革中，伯父下放在农村十多年，与农民一样打泥滚，出黑汗，起早贪黑，栉风沐雨，吃了多少苦中苦，身上瘦肉20斤。他与农民成了好朋友，深得当地农民的喜爱，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80年，他的原单位道县粮食局为他平反复了职，随后又办了退休手续，在退休后仍然回到了原籍农村，他还是与农民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农民都亲切地叫他“罗老”。

伯父确是一个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好干部。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在道县粮食局工作期间，曾借调到江华涔天河水电站工程指挥部担任财务科长，掌管着几千万工程款和上亿公斤粮食指标的调拨权，他却没有为自己捞一分钱的好处，没多占一公斤的粮食指标。在60年代初粮食最紧张的时期，他曾经掌管过道县县委粮食办公室的大印，可以直接审批商品粮，他却没有想到为自己在农村的侄儿解决“农转非”的问题。1960年大饥荒时期，我与父母都在农村过苦日子，每天只吃半斤米。在粮食局工作的伯父，却没有利用职权为我们搞一点粮食指标。父母那时得了水肿病，一次他回老家，他看着难过，只从口袋里掏了20元钱，这点钱在现在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当年，他的月工资只有38元啊。伯父从1950年参加工作到1980年退休，他工作了30年，只加了一次工资，到他退休时，他的月工资还只有43元。他一生都把金钱看得很冷淡，他把一次又一次加薪晋级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他常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不能为金钱而丧失革命的斗志。伯父在1980年退休后，连年都加了工资，他却把大把的钱支持侄儿在农村建房，他有两个侄儿，每个侄儿建房都给了3000元。他又把钱支援当地村里搞公益建设，比如当地农村装电，修马路，建学校，他都出了不少钱。到他临终时，身边的存折上仅有64元钱了。他的一生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啊！

伯父一生最可宝贵的财产是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一种无私无畏的品质，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值钱的财产，但是他的伟大精神与高贵品质确实是永远用之不竭的无形财富。伯父自己没有儿子，在中年离婚后，没有再娶，一直过着单身孤独的生活，他与人交往有说有笑，看起来非常乐观，其实他心里却非常孤独而悲伤。他把自己一生的爱给了事业，给了侄儿侄女，给了社会的弱小者。他在退休前，曾多次支持我的学费，记得我在读初中时，有一次写信向伯父求援借钱，当时他的工资很低，手头紧，刚好也没钱了。但是他没有拒绝我的要求，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在大水中划船到河对岸一个朋友家里去借，由于他划船技术不熟练，在河中遇到了一个急流旋涡，他划的船差点撞到了一个巨石上，后来他与人说起这件事，我非常感动，让我永生难忘。伯父在1962年曾要我去道县读书，他想在身边有一个人做伴，也有个心灵的安慰，这是一般孤独的成年人都有的一种心理。可是我当年却没有理解这种心理，在道县只呆了一个多月又回来了。因为当年在道县我没有读到一所好的学校，却没有想到如何去安慰伯父那种孤独的心灵。伯父在退休后，回到了原籍农村，与两个侄儿住在一起，也是想寻求心灵的安慰，减少那种不可言状的寂寞与孤独。在两个侄儿结婚的时候，他给每人支持了几百元，在侄儿侄媳生了孩子后，对侄孙爱不释手，倍加关心和照顾，这真是上辈对晚辈的大爱啊。

伯父非常关心自己后代的成长，对后代给予了很多的教育。他把好作风好品质传给了后代。他关心别人，爱护后代，却从来不关心自己，他一生都是省吃俭用，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他一生没有买一件象样的新衣，他床上的被子盖了几十年，他总是穿一双布鞋或者解放鞋，舍不得花钱买新皮鞋。伯父在退休后在家乡担任过多年的老干组长，在他身体好的时候，他经常走访各个老干部，亲自把《湖南老年》杂志送到他们家中，并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伯父最喜欢看焦裕禄的报道，当年一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通信被他收藏了几十年。他最恨多吃多占的贪污腐败作风，他有一个堂弟在县银行工作，曾去珠海出差，用公款住700元一个晚上的宾馆，他竟当面骂他这是翻身忘本的败家子作风。

伯父离我们匆匆而去了，他没有从这个世界带走任何一件值钱的东西，连手上的一块老“上海”牌手表也留给了我做永久纪念。他留给我们的是万人传颂的美德，是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是不屈不挠不向困难低头的顽强意志，是大公无私，处处为别人着想的高风亮节。伯父，您长眠于地下，有青山与你相伴，有花草与您相吻，有小鸟与你谈心，您的精神与青山长在，与日月同辉。伯父，您在九泉好好安息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