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我还在床上，广播里就传来了公社的通知，叫我到卫生院去参加血吸虫病防治的粪便检查工作。说起这次粪检，我遇到的人，碰到的事和受到的刺激，都能写本长篇小说了。记得我去报到时，卫生院的会议室里已来了十多个不太熟悉的男女青年，正在打兔翻玩，嬉戏说笑。见我去，有个同志很风趣地拍着巴掌说：“又来了一个，欢迎新战友。”另有几个也凑趣地鼓起掌来。在场的女同志中，有一个坐在一把双人椅上，看样子基本上有我这么高，梳着一对长长的大辫子，手里拿着针线正低头在纳袜垫子。她听大家说来了新战友，眼皮一抬，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咬线穿针。我看凳都坐完了，只有这个女同志那儿还有个空位子，却又不敢去坐。因为她是女的，同她坐在一起，怕她讨厌我，坐起也不自舒服，所以究竟坐什么地方，一时还没找好，就站在门边向大家点头微笑。她穿了针，见我还没找到地方坐，就挪了挪身子，拍着身边的空位子说：“这儿坐吧。”说罢又纳起垫底来。我腼腆地犹豫了一下，胀红着脸坐到了她的身边。感觉很有些不自在。幸亏没多久，卫生院领导宣布开会了，我的注意力这才有了依托，专心的听，仔细的记，因为我是新来的，不懂的地方还请教了好几次。

其实来搞粪检的多数人，面容还是比较熟悉的，只是叫不出名字来。通过分组讨论，彼此都增进了了解。下午，我不但知道了他们各自的姓名，也弄清了各是哪个大队的，是赤脚医生还是卫生员，当然也知道了上午与我同坐一根凳的那位女同志是东升大队的叫邓淑娥，与我一样是卫生员，只不过以前曾参加过两次粪检。她高挑身材，鹅蛋脸型，皮肤白净，有一对迷人的酒窝，眉眼虽弯得有些勾魂摄魄，但活泼热情而不失稳重，窈窕妩媚而不显轻浮。公社将粪检工作的场地安排在离卫生院一华里以外的白鹤一队晒场里。第二天我们就把粪检器材从卫生院搬到粪检场地去。开始，我和我们本大队的赤脚医生毛先义抬孵化瓶。刚抬两趟，他的脚被玻璃扎伤了，我只好一个人用扁担挑小框的。虽是小框，一挑还是有一百好几十斤，那天又是大太阳，每挑一转，都要出一身大汗。

按分工规定，邓淑娥是在搬比较轻一点的铜纱、筷子、方盘记录本之类的东西。我第三转刚穿上扁担，她向我走来说：“一人挑两筐太累人了，来，我给你两个抬。”边说边就把扁担给我抽了，又把两捆铜纱和一方盘筷子放在另一个大框上。有人同我一起抬，我当然高兴。但是她！我不好意思的说：“您已经够累的了，还是我自己挑吧？”“我搬的轻巧东西，累啥呀，来，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上面，我们抬着走，好不好？”“对嘛！”我内心巴不得，就将扁担一穿，她抬前，我抬后，大家都是做庄稼的人，走起来步子很合拍，扁担也抬得闪忽闪忽的，她本来就有把力气，腰肢灵活，走的姿势自然轻盈，右手扶着肩上扁担，左手是一步一甩手，很有节奏，一对大辫子在背上来回不停的摆动，粉红花衣服随着走动扇起来的风一飘一飘的，活像台子上比舞一样优美动人。我这哪里是在抬东西？简直就是在她后面看演出！

为了使她少负担点重量，每次我都将她那头的扁担尽量给长些。抬到最后一筐，中途倒是我走不动了，于是息气。她放下扁担，用手帕擦了擦汗说：“我早就认识你，经常赶黄龙溪卖箩篼是不是？”我说：“是的是的，利用空闲编点箩篼框框，找点油盐钱。我也认识你，你好像卖过篾绳，也和我一样，搞点资本主义？”她用手帕一面扇风一面说：“是哇，现在是分粮靠集体，寻钱靠自己。不搞点副业，哪儿去找个钱？说资本主义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那天我们大队的那个占玲子干部在街上碰见我卖绳子还说我‘女娃子家家的，也抱着资本主义不放，羞不羞先人啊。’哼！把我气的。”我接道：“我也是。一打三反时，我们大队的刘主任就给我无限上纲，说我编箩篼是给资本主义帮忙，性质是反革命的。吓哪个嘛，风气一过，照编不误。哎，我好像看你演过戏，是演的喜儿吧？”她笑笑：“那是知青走了没人，叫我临时去凑凑数的。听毛先义说你是中学生，在彭山读的吧？”我惭愧地回答：“中学生？只是挂了个牌子，初六八极的，真正没读到一年书就停课闹革命了。”她惊喜地说：“嗨，搞了半天我们还是同一年级的。我小学在黄龙溪读的，考上初中就在借田读。这样看来你不比我大，可能我还是你姐姐呢？”我说：“不可能，我读过两个一册两个五册，今年都二十一了。”她越说越有劲：“看不出来，还比我大两岁。哎，听冯桂勤（泉水八队卫生员）说，你都耍女朋友了？”她问这句话时脸都红了。我一时不好回答：“这······叫我咋说呢？是耍过一个。不过最近已经······”

“喂！快抬过来呀！抬到这里来荫凉。大太阳底下晒起摆龙门阵你们不怕热啊？”大伙早已干完了，在晒场的公房里休息着招呼我们，打断了我们的交谈。紧接着就听见毛先义在给大伙说：“别打岔别个嘛，你没看见人家一来就坐在同一根板凳上？人家正在摆悄悄话，关你屁事。”由于距离不远，淑娥与我都听见了这话，顿时都红了脸。她站起身，把扁担一穿，说声“走！”我们抬着最后一筐走了过去。东西搬完了，离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多钟头，邓淑娥不知为啥事离开了大家，一个人跑到卫生院去了，我和几个兄弟伙就在晒场里打扑克。毛先义一边摸牌一边眉闭眼合的说：“老弟呀，你这次来搞粪检可是个美差事啊，说不定还是人财两得呢！嘿嘿嘿······”冯桂勤却一边纳鞋底一边说：“不要吃着碗头看到锅头，到时候不要弄个扁担担水：两头滑就拐了！”这时我脸通红，连耳根都在发烫。幸亏邓淑娥没在场。我懊恼地说：“什么两头滑不两头滑的？那一头已经滑了，水泼在地上舀不起来了，连水桶都打了个稀耙烂！这一头呀，根本就没那回事！你们就爱大惊小怪的，难道一个男的就不能同一个女的单独说几句话？一说就是谈恋爱耍朋友？我们还是同学呢！你们这样乱说，是要影响同志关系的。”毛先义这回当好人了，说：“听到没有？人家是同学。开玩笑就算了哈，都不要瞎说了。”我就说毛先义：“放风的是你，收风的还是你，就你在中间捣鬼，万一真有其事，你个当大伯子的还好意思取笑。”大家就“大伯子”前“大伯子”后的冲着毛先义乱喊取笑。

粪检场是青年王国的场所，除了一个赤脚医生和卫生院的领导夏维学外，全是青年人。工作时不是说就是笑，休息时不是打就是玩。什么张三李四王麻子之类的东西，到了大伙的嘴里，经过加工处理，吐出来时怪有意思的，常常引起哄堂大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唱。不管是哪一个，也不管他五音全不全，干着干着就会情不自禁地唱上几句。往往最初是一个人在小声地唱，这个还没唱几句，那个又呕起来了。唱着呕着就成了几人小合唱，一边工作一边唱，越唱人越多，越唱越有劲，后来自然就成了大合唱。连从不唱歌的老赤脚医生胡白安也放开喉咙扛声扛气的唱了起来。更有滑稽的青年，本来是男性，却硬要捏着粗大的嗓门尖声尖气地呕女人腔，还有的根本就不按曲调出牌，随心所欲，自由发挥，还给你手舞足蹈的整些动作，把人都笑死了。大家活泼愉快的干工作，除了看孵化外，其他程序的质量和进度都不会受到影响。正因为大家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干工作的劲头反而更足了。

我这人原本也是天真活泼的，也喜欢板板跳跳，唱唱闹闹。在头两天的工作和休息时，我偶尔也要唱上几句，不知怎的，我一开腔大家多半都不来接岔，唱完后还受到大伙的表扬称赞，说唱得好，再来一个。往往在我唱完后，只停一小会儿，邓淑娥也要唱起来，她的嗓音好听，而且唱得很准确，大伙也常为她鼓掌。无形之中，她唱了后我要唱，我唱了后她也要唱，好像在比赛看谁唱得最好。但没隔几天，她唱起来时，我偶尔伴唱几句，我唱起来时她也要陪唱几声。说来也妙，整个粪检场唱歌唱得好的就是我与她；非常凑巧，又竟是像兄妹一样的一对男女青年！所以每当我们唱时，其他的人都闭了嘴不开腔，洗耳静听，常常还叫我们对唱。我们硬是天生一对，她唱得了的歌，一般我会唱，我唱得了的歌，她也能唱。有时还像演戏一样，我唱杨子荣，她唱常宝，我唱胡传魁刁德一，她唱阿庆嫂，我唱李玉和，她就唱李奶奶李铁梅·····一边工作一边娱乐，那个快活劲就甭提啦！

有天，她居然带来了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剧本，休息的时候我翻着唱打虎上山。那时的音质好，把高腔部份的难度和韵味都呕出来了。她惊奇地问我：“你原来还会识谱？”我如实回答：“读小学时毛庚第老师教过一点点，只会简谱，五线谱我就不会。”“看不出你还真不简单啊，读小学就会识谱！”“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你才不简单，专攻剧本！”这时东升的赤脚医生忙说：“别个是宣传队的台柱子，演出时经常扮演铁梅、喜儿、常宝。”我佩服地说：“演戏唱主角，快成艺术家了，你还谦虚？快给我们表演两段吧。大家说，要不要得？”大伙当然说要得，巴巴掌猛拍起，她左推右躲推躲不脱，于是只好给我们演唱了李铁梅的娃娃腔《仇恨入心要发芽》和常宝的《坚决要求上战场》才算了事。当然博得大伙暴雨般的掌声。

由于我和淑娥的活动都是公开当着大家的，虽然这时彼此都产生了好感，但谁也没有怀疑我们就有什么特殊关系，实际上这时彼此也不会承认有这种关系。不过，我与她的情况有了点变化，每天她做什么工作，我就去做什么工作；我做什么，她也来做什么。比如，她搞洗刷，我就隔着秧盆在她对面一坐，同她一起洗刷沉淀瓷盅、孵化瓶、铜纱筷子等；我去参孵化水，她也跟着拿起盅盅同我一起参，我看孵化她也坐在我身边一起看。同时我们俩在服从分配的前提下，最爱选择只需两个人干的工种，工作中又争先恐后，配合非常默契。我在她身边工作，或她在我身边工作，就逐渐成为我们俩约定俗成的“特殊位子”了。

有天下班时，我与她同去洗手，当两双手同时泡在一个满是泡泡的盆里的时候，她左右看一眼无人注意，就捏了我的手一下，红着脸问我：“那天你没说完，你们的事究竟怎么了？”我被他捏了手正在浮想联翩，猛然一下没回过神来，就说：“什么事？啊！早就吹了。”“为啥吹的呢？”她追问。我一时找不到正当理由回答，只说：“一言难尽。为啥呢？说不到一块，不适合呗。”她不好再问我，我也没法再开腔，互相对视片刻，各自红着脸走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