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糖，今天微不足道，但在我的童年，却让我快乐和痛苦了好久。

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了高考，这年我在大队办的戴帽初中班读书，刘群芳老师教数学，她是下乡知青，和一位本地的帅哥结婚了。因为，一九七七之前，上级号召的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刘老师在那批知青中，是年龄偏大的。因为回城无望，就真的扎根农村了。

刘老师待人和蔼，长得高大，有差不多一米七，在那个年代，算得上靓女了。

我的各科成绩都是前几名，因此长期当班上的学习委员，也很得老师的喜欢。对刘老师，我有些崇拜，因为她不仅上课通俗易懂，还有一口流畅的普通话。那个年代，能讲普通话的人极少，也没有要求，她的水平现在一定能过乙级。

但是，她只教了我们一学年，到了第二年，她考上了上彭县师专，这事哄动了全公社。那个年代，考上中专，就是干部，国家包分配，端上了铁饭碗。师专是大学里最低级的，可也是大学呵。听说刘老师要离开了，大家都十分难过。当时的大队小学，很多老师就是初中毕业生，读过中师的算是秀才了，像刘老师那样读完高中三年的，绝无仅有。全校也只有她有能力教我们的数学。

难过归难过，但在全国只招十多万大学生的年代，不能让刘老师不去读书呵。况且，这也是刘老师惟一能离开农村，回归城市的方法。虽然我还不懂事，但心理还是有些明白。七八年的秋天一开学，刘老师来到学校向大家辞别。

全班穷呵，大家凑了两块钱，给刘老师买了本笔记本。

刘老师接过笔记本的那瞬，眼里有着晶亮的东西在闪动。

刘老师进教室时，提着个书包，那年代没有真皮包，更没有上千上万的女士装饰包。大家都习惯用书包，黄色的，最好上面有“为人民报务毛泽东”几个字。刘老师打开书包，拿出了一包糖，然后一人一颗地发。

这不是一般的硬糖，那种硬糖一分钱一颗，但我们也吃不到。这糖比一般的水果糖要大三倍，而且一捏是软的。一闻特别的香。上面还有个大大的图案：胖乎乎的大熊猫。这糖显然不是我们居住的乡下街上有的，肯定是刘老师从她家成都市带来的。

谁也舍不得吃，尽管我们馋得要命，但表面上还是克制。

刘老师后来再说什么，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一直在闻那颗糖的清香。

下课后，有的同学迫不及待地打开糖纸，吮起糖来。

我没有吃，我希望更长一点的时间保持这颗糖的芬芳。

农村的学校放学早，大约下午三点多钟不到四点钟就放学。远的同学要走一个小时，我们要走半个小时才能回家。途中还不能玩，比如下河摸鱼，那年代的鱼特别的傻，能随便摸到。也不能去吃桑泡儿，尽管我们饥饿，但是大人怕小孩子从树上跌下来。放学的时候要排队，一路的同学还要选个路长，维护纪律。

可是，贪玩是孩子的天性。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商量好了去摘一大队山梁上的桐子玩。桐子不能吃，但桐子里有种汁，粘性特强，我们可以用来粘本子，粘书。

我们三个人从山梁上走，脱离了大队伍。

到了山梁，那满山的桐子让我们欣喜若狂。但是，就在我们摘了十多个桐子，准备离开的时候，被看山的人发现了。

看山的人一吼，我们就如逃兵似的，撒腿开跑。

人是跑脱了，其实看山的人也不是真追。当我们停下来喘气时，大家才发现，摘的桐子一个也不没有拿。这还不是最伤心的，我放在衣服包儿里的那颗糖，那颗刘老师给的糖，我舍不得吃的糖——不见了。

小伙伴们责怪我，说谁叫我不吃呢呵！掉了活该！

我也真后悔呵，我要回去找。但哪里找得到呵，跑的是山路，两边是草丛，还有那个看山人还有，也不敢回去找呵。

一颗糖就这样溜走了，让我记忆了一辈子。

-全文完-